自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歷經了東漢一朝以後，佛教在華夏大地得到了最大化的傳播。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傳播更是達到了歷史上第一個頂峰。那就著名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把佛教的輝煌描繪得淋漓盡致。但是也正是最輝煌的時候，佛教遇到了它傳入中國以後的第一個危機。
北魏太武帝滅佛運動：危急統治的佛門子弟
公元426年，鮮卑拓拔人拓拔燾統帥的北魏大軍，終於結束了北方自西晉末年開始的16國亂世，統一了黃河流域，完成了自己的霸業。這個由鮮卑人建立起來的政權，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讓佔少數的鮮卑人統治佔多數的漢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拓拔燾將目光投放到了中原地區廣為流傳的佛教身上，想要憑藉佛教的來教化百姓，思想上統治老百姓。
在北魏太武帝拓拔燾的支持下，佛教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以致於後來佛教的勢力越來越強大，甚至可以跟中央政府對抗。
公元445年，蓋吳為反抗太武帝的統治，在古城長安起義。在這場起義當中居然出現了大量的僧侶。本來就因為佛教傳播過快而準備壓制佛教的北魏太武帝拓拔燾，看到了這麼多僧侶參與叛亂更加生氣。
恰逢平叛的將士在長安城的寺廟中發現了大量藏匿的武器弓箭和刀槍, 在一些寺廟中還發現了和尚與民間女子淫亂的密室和大量的錢財珠寶。當太武帝得知這一情況，龍顏大怒，隨即頒佈了一道滅佛詔令：“先盡誅天下沙門，毀諸佛像。今後再敢言佛者，一律滿門抄斬！”
北周武帝滅佛運動：影響國家實力的佛教活動
整個南北時期，大部分時期佛教的推廣都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物極必反，到了公元561年，宇文邕繼位為北周武帝。作為一個有抱負的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一心想著如何讓國家發達、強大起來。面對興盛的佛教，宇文邕認為：老百姓信佛，供養出家人會不專心於生產；出家人沒有財產，不從事物質生產不用交稅，影響國家財政收入。
在宇文邕看來佛教的存在嚴重影響著北周的發展，影響著自己的宏圖偉業。為了能夠打擊佛教，宇文邕專門在朝堂之上舉辦了一場論戰，論戰的結果是“佛門不淨”。遂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僧尼）道士，並令還民。”
等到了北周滅掉北齊之後，宇文邕又把廢除佛教的政策推廣到北齊境內，下令在原北齊國境內滅佛。為了勸諫宇文邕不要“滅佛”，當時得道高僧慧遠和尚厲聲抗辯說：“陛下今恃王力，破壞三寶（指佛、法、僧），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論貴賤，陛下安得不怖？”武帝聽後大怒，眼睛直瞪著慧遠：“只要百姓得樂，我也不怕入地獄！”
唐武宗滅佛運動：目中無人的佛門僧侶、富可敵國的佛教財產
唐朝中後期，佛教的發展屹然是超越國家的存在。佛教勢力的影響十分強大，全國大中型寺院將近5000座，小型廟宇更是多達40000餘座，僧尼近 30 萬人，寺院奴隸達 15 萬人。
如果僅僅是寺院數量多之後，或許還不會引起唐武宗的反感。問題是這些寺院還佔有良田數十萬畝，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相對封閉的莊園，寺院內部的經濟大權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們極少耕種，而是靠農民耕種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發放高利貸作為經濟來源，這種做法使寺院經濟得以迅速膨脹起來，以至達到了“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可以說這些寺廟的主持都成了一個個土皇帝，天下財富有七八分都流入了佛門當中。
權力則是這場滅佛運動的另一個爆發源，當時的朝廷內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國公等一類的顯官貴爵，有的甚至被封為將軍而參與軍機事務，涉及國家軍事機密。這群由僧侶隊伍形成的政治勢力，正不斷衝擊著常的國家政治秩序。當佛教勢力如此強大之時，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投入佛門，使得國家兵源日趨緊張，財稅收入日益減少。
為了解決佛教帶來的問題，唐武宗敕令盡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還俗。次年又勒令全國東西二都可以留寺兩所，每寺留僧 30人，天下各節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5至30人不等。其他寺廟全部拆毀，僧尼全部還俗。
縱觀歷史上的這三次滅佛運動，不難發現其根本原因在於佛教過於興盛，它的日常活動已經影響到中央政府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