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丛中打野
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由澳门半岛和氹仔、路环贰岛组成，陆地面积32.8平方公里。澳门自秦始皇嬴政南征百越起就一直处于中国历朝历代的实际控制之下，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直到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澳门遭受了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先驱的葡萄牙人的侵占，事实上相比香港问题而言：澳门更加复杂——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并不像英国对香港的侵占那样是通过一纸条约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数百年漫长的演变过程。
1415年葡萄牙出兵侵占了摩洛哥北部的沿海城市休达，以此正式揭开了近代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序幕。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了非洲南部的好望角，1498年5月20日葡萄牙人达伽马越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贸易中心卡利卡特，由此打通了由欧洲到达印度的新航路。1514年葡萄牙人又从印度启航穿越东南亚的香料群岛出现在中国洋面，不过这次他们落脚的地方并不是澳门，而是屯门（今属香港）。葡萄牙人在这里竖立了刻有葡国国徽的石碑以示占领。1521年（明正德16年）8月底至9月间明军在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下发起屯门之役并成功驱逐了葡萄牙人，此后在西草湾之战、双屿港之战葡萄牙人屡战屡败，这使他们意识到中国并不是可以像美洲、非洲的土著居民那样轻易征服的，于是他们开始改变策略。
1553年一队葡萄牙商船在海上遭遇风浪，于是向广东地方官请求到濠镜（今澳门）晾晒“水湿贡物”，当地官员在接受500两的贿银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葡萄牙人因此得以入住澳门。可澳门毕竟是中国领土，当地官员尽管在接受贿赂后允许葡萄牙人入住，但不久北京的朝廷就得知了葡萄牙人入住澳门之事并由此在北京朝廷内部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一部分官员主张天朝疆土断无容留蛮夷之理，因当将葡萄牙人尽数逐出澳门；另一派官员则打算利用葡萄牙人的力量安定海防——这时的大明王朝已逐渐步入晚年：内有朝廷党争、财政危机的困扰；外有蒙古各部、倭寇海盗的肆虐，除了葡萄牙人之外西班牙人、荷兰人也相继造访明朝海疆。在这样的局面下一部分明朝官员萌生了以夷制夷的想法——借助葡萄牙人的力量剿灭东南沿海肆虐的海盗势力和防范西班牙、荷兰等国。在两派的争议下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的既成事实日渐形成，此后明王朝面对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和山海关外的满洲八旗军的威胁更加不愿在南方生事。另一方面西班牙、荷兰等国在世界范围内同葡萄牙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经过同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恶斗后葡萄牙守住了自己在澳门的据点。
需要注意的是：这时的澳门只是在大明王朝的允许下由葡萄牙人建立的居留地，至于澳门地区的主权仍为中国所有，葡萄牙人不过是客居于此。1560年居澳葡人通过选举产生了地方管理机构——这一机构职能管辖居澳葡人内部事务，对澳门华人事务则无权干涉。1563年葡萄牙向澳门派出了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1568年葡萄牙国王又任命贾耐劳为天主教澳门教区第一任主教，此后澳门逐渐发展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播中心。清朝入关后在澳门问题上延续了明朝的政策——主权归属中国，但允许葡萄牙人在此居留。然而葡萄牙人并不甘心于此——他们利用天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和明末清初的混乱不断扩大自己在澳门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葡萄牙人的举动引起了明、清两代政府的警惕，对此明、清两代通过向居澳葡人征税、收租、设关等措施宣示自己对澳门的主权。
直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留地只有澳门半岛上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的一小块土地，这大致只相当于今天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面积的6%左右，此时氹仔、路环等地当时都位于葡萄牙居留地之外。即使是在这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葡萄牙人也必须在遵守中国方面管理的前提下享有居留权而已，而澳门的主权一直牢牢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1842年清政府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这令葡萄牙人看出来了清政府的虚弱，于是葡国政府开始派遣代表同清政府就澳门问题交涉谈判以实现其霸占澳门的野心。尽管此时的清政府懦弱腐败，但还没发展到葡萄人说要啥就给啥的地步——在澳门主权问题上清政府严词拒绝了葡萄牙的无理要求。
葡萄牙方面见谈不拢就转而试图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的：1845年11月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单方面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以挽救澳门经济为名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与此同时她委任亚马留为新任澳门总督——同之前的历任澳门总督所不同的是：之前历任澳督都必须在遵守中国政府的管理这一基本前提下对居澳葡人进行内部自治管理，而无权干预澳门华人事务；亚马留上任后随即以武力强迫中国关闭设在澳门的海关，与此同时他还对澳门华人征税并侵犯中国在澳门的司法主权，到1849年他已完全占领了整个澳门半岛。对反抗他的澳门华人在不知会中方且不经任何审判程序的前提下就擅自处死，亚马留试图以血腥恐怖的手段迫使澳门华人屈服，事与愿违的是这反而更加激起了澳门华人的反抗情绪——这种反抗情绪终于在1849年8月22日爆发了出来：当天途径关闸附近的亚马留被望厦村民沈志亮等人刺杀。亚马留的死并未阻止葡萄牙人的扩张欲望——他们仍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最终实现了近占七村（龙田、望厦等）、远夺三岛（氹仔、路环、青洲）的侵略意图。这一切行动都是葡萄牙单方面为之，直到1887年葡萄牙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以条约形式将澳门置于葡萄牙的“永居、管理”之下。
清政府的退缩不等于澳门人民的退缩：在《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望厦村民在葡萄牙方面持续数十年的高压政策下始终拒绝向澳葡当局交租。条约签订后澳葡当局连年派人到望厦村勒收地租并最终于1898年迫使抗交地租数十年之久的望厦村民交纳地租。至此澳葡当局基本稳定了对澳门半岛的占领，然而此时澳葡当局对路环岛仍鞭长莫及，直到１９１０年５月广东新宁县有十几个学生被路环匪徒掳去关禁勒赎。有一陈姓事主向澳督马葵士禀请救人。早有侵占路环野心的澳葡当局趁机于７月１２日出击海盗，结果葡军来回攻击路环荔枝湾多次，打了近一个月，才于８月４日登上路环岛，救出了被掳学生和其他被掳者十余人，捕获匪徒４５０多人。由于战况激烈，岛上居民死伤数以百计，数百间村屋被战火摧毁。经过这场惨烈战役后葡萄牙人算是真正完全“占领”了路环。
1966年12月3日澳门爆发了反抗澳葡当局的一二·三群众运动，这一事件后澳门政界、商界崛起了一大批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和社团，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实际控制了澳门的政治、经济走向，澳葡当局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革命后的新政府开始推行非殖民地化政策——承认澳门是被葡萄牙非法侵占的并首次提出把澳门交还中国。1986年中葡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展开了四轮谈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联合声明中这样说道：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和路环）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承诺向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保障澳门人可享有“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权利。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其中明确声明：澳门在1999年之前是葡国管治下的中国领土，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中葡两国元首见证下第127任澳门总督韦奇立和第1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于澳门新口岸交接仪式会场场内交接澳门政权。次日早上澳门群众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澳门的地缘优势和适中的地理位置，使它在５００多年前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口岸，曾是商船云集，远东最繁荣的商港，可供各国商船湾泊。作为东西方贸易中心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澳门在世界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曾一度作为广州的外港垄断了中国海路的对外贸易。而葡萄牙人既不是澳门最早的居民，也不是最早抵达澳门的外国人
第一位赴华的葡萄牙人
１５１７年６月１７日，葡萄牙人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率领一支船队（共８艘帆船）前往中国。船上有一位名叫皮雷斯的葡萄牙人，他因被认为是当时比较熟悉中国事务的人而被葡属印度总督任命为第一位赴华特使来中国进贡。
新安（东莞）茜草湾之役
１５１９年８月，当第一位葡萄牙赴华特使皮雷斯所率的使团获准前往北京朝贡后，曾率领葡萄牙船队前往中国的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的亲弟弟西眇.德.安德拉德便完全破坏了费尔南在中国所做的大量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工作。西眇抵达屯门岛后，在岛上修建了一座架起火炮的堡垒，完全无视中国的土地主权；以葡萄牙仪式处死了一名水手，侵犯中国的法律主权；不准东南亚等地商船在葡萄牙商船卖完货物之前将货物搬运上岸，甚至掠劫旅客与他国商船。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绑架了大批青年和儿童，进行伤天害理的贩卖人口活动，遭他们绑架的还包括广州城内名门望族的儿童。这些罪行不但破坏了中葡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还将葡萄牙人变成中国人的死敌，同时也把葡萄牙使团置于死地。１５２０年，葡萄牙特使皮雷斯及其使团被逐回广州。而在使团回到广州之前，留在广州的葡萄牙人和葡萄牙商船已被扣留起来。同时，广州当局已准备好一支武装船队，将尚停泊在屯门澳的葡萄牙商船也封锁起来。６月２７日，葡萄牙人柯罗自马六甲抵达屯门澳，发现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已进入敌对状态。海道副使汪（钅＋宏）在获悉对方来了援军之后，决定向葡萄牙人进攻，但马上被葡萄牙船犀利的火炮（火铳）击退。９月７日，在围困了两个多月后，汪（钅＋宏）对葡萄牙船发动了总攻击，在茜草湾大败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只是借着暴风雨才得以突围，剩下３艘帆船狼狈地于１０月底逃回马六甲。这便是中国与西方在近代史前期所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新安（东莞）茜草湾之役”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
于１５５３年，葡萄牙人借口舟触风涛，请求借（虫＋豪）镜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租占。当地官员纳贿允准葡萄牙商船泊口，按惯例抽税２０％。葡萄牙人最初只是在沿岸搭建棚屋作临时交易，后来，他们通过贿赂中国地方官员，开始在澳门定居，并逐渐运送砖瓦木石，大兴土木，搭建了永久性的房屋，使澳门的区域不断扩大，到１５５７年形成了一个稍有规模的葡萄牙人居留地。
明朝官员对澳门葡萄牙人的态度有很大的分歧，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个是主驱派，坚决要求驱逐澳门葡萄牙人；一个是主留派，建议对澳门葡萄牙人加强管理。１６０７年（万历三十五年），番禺举人卢廷龙上疏请逐澳门葡萄牙人，但明廷对此建议没有接纳。 １６１４年（万历四十二年），两广总督张鸣岗提出不能尽逐澳门葡萄牙人，认为如果驱逐葡人，问题可能更大。当张鸣岗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后，明末有关驱逐澳夷与否的争议也告一段落。应该说，主驱派虽然理直气壮，但驱逐澳门葡萄牙人不但困难多多，更与广东地方官员与平民的利益大相违背，不易落实。再加上北方女真兴起，明廷不敢在南方多惹麻烦，因此主留派的建议成为明廷对澳门的基本政策。
葡萄牙人扩张澳门地界
澳门葡萄牙人自明末以来，一直居住于澳门半岛中部的三巴门与水坑尾门以南，以澳门城墙为界的地区。城墙以北至关闸一带的土地，以及澳门四周的水域，青洲岛、对面山、小横琴、大横琴、（乙＋水）仔、路环等外岛，都非澳门地界。明末清初时，对面山的湾仔、银坑一带曾被耶稣会士开发，盖起了别墅、教堂。但到了１７６４年，由于澳门耶稣会被取缔，葡萄牙人即全部撤离了此地。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通过实质占领及谈判交涉等途径，一方面扩大澳门的地界，一方面希望这些扩张行动获得中国方面的承认。葡萄牙人要求扩张澳门地界，一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清朝的逐渐虚弱，二是因为香港的崛起令地狭人稠的澳门相形失色，不得不籍扩大地界及争取更多优惠条件，以挽救颓势已现的澳门地位。
路环血案
路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２日，在中葡双方就澳门划界问题进行交涉期间，路环岛发生了一起葡军以“剿匪”为名，在该岛上剧战了一个多月的事件。此次事件缘起于１９１０年５月，广东新宁县有十几个学生被路环匪徒掳去，关禁勒赎。有一陈姓事主向澳督马葵士禀请救人。早对路环抱有侵占全岛野心的澳门葡萄牙人，趁机于７月１２日出击海盗，结果葡军来回攻击路环荔枝湾多次，打了近一个月，才于８月４日登上路环岛，救出了被掳学生和其他被掳者十余人，捕获匪徒４５０多人。由于战况激烈，岛上居民死伤数以百计，数百间村屋被战火摧毁 经过这场惨烈战役后，葡萄牙人算是真正完全“占领”了路环。这一事件被史学家称为“路环血案”。
孙中山与澳门
１８９２年秋，孙中山自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后，应澳门镜湖医院之邀至澳门行医，成为澳门首位华人西医。同年１２月，孙中山向镜湖医院借银在澳门大衔（今草堆街８号）开设中西药局，自己挂牌行医，并兼任镜湖医院义务医席，暗地里开展革命宣传活动。陆皓东、杨鹤龄、史坚如、杨心如等人也不时入澳，与孙中山畅谈时务。位于澳门水坑尾巷十四号的杨鹤龄故宅，一度是“四大寇”（孙文、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的聚集之所。所以澳门应是孙中山首次开展革命活动之地。１８９３年春，孙中山被澳门葡医所排斥，迁居广州。但同年７月１８日，他与澳门土生葡萄牙人飞南第等志士合作创办了澳门第一份双语新闻报纸——以中文、葡文刊印的《镜海丛报》。该双语周报除了报道澳门与国内外新闻外，还刊登了不少革命政论与革命党人活动的消息，是清末革命派的第一份新闻报纸。以后革命党人在广东策划的多次起义，除香港为主外，都或多或少通过澳门的革命党人组织联络，直至辛亥革命（１９１１年）起义成功，其活动一直未曾断绝。１９１３年春，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女士自香山故居迁澳定居，以躲避袁世凯党人的迫害，最后寿终于澳门。
抗日战争期间的澳门
抗战期间，澳门因保持中立而获得空前的繁荣，欧美及东南亚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澳门，并通过澳门转运入中国内地。此时澳门的界址不明成为对中葡双方都非常有利的因素。因为澳门位处的西江流域出海地区，不但河道纵横，而且海口众多，外海岛屿星罗棋布，内陆桑田鱼塘果园密集，最适宜走私活动，日军由于人数有限而无法进行阻拦。再加上界址不明，日方连批评葡方纵容走私的机会都没有。不过，日军并未完全尊重澳门的中立地位。澳葡当局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与日军存在一定程度的妥协，严禁中国人民在澳门进行任何抗日活动。同时，澳葡以中立国的身份，也为日军侵华提供了方便。他们一方面允许日舰停泊澳门港并供应其给养，任由日军假道澳门入侵中山县；另一方面却极力反对中国在澳门附近设防。
这就是葡萄牙和澳门的一部分渊源和历史了，摘自澳门简史，后续还有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研究看看，不过传闻葡萄牙占领澳门的三百年间，澳门同胞从未屈服过，因为澳门自始至终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澳门同胞总会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就像葡萄牙人曾说的，经过了那么多他们却从未得到过澳门
子不走我走777
１５１７年６月１７日，葡萄牙人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率领一支船队（共８艘帆船）前往中国。船上有一位名叫皮雷斯的葡萄牙人，他因被认为是当时比较熟悉中国事务的人而被葡属印度总督任命为第一位赴华特使来中国进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