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山西省副省长的著名作家 、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近日出版了长篇小说《重新生活》。
这是张平时隔14年，继《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之后奉献的又一现实主义力作：延门市委书记魏宏刚在市委常委会上被纪委带走，引发全市轩然大波，更带给其姐姐魏宏枝、姐夫武祥一家冰火两重天。原在市重点中学读书的女儿绵绵突遭失学危机，正直律己的魏宏枝接受组织调查，魏宏刚的儿子丁丁辍学失踪，魏宏枝的老母亲一病不起，苦心经营的小家面临野蛮拆迁……故事围绕着魏宏枝一家的遭遇一路写下来，容纳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和发人深省的时代忧思，涵盖了反腐斗争、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城市改造等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话题。小说以特有的文学追求和艺术美学，独到地完成了密不透风的人物心理动机的剖析和编织，展示了张平这位“人民作家”政治思考更臻熟，小说结构更臻完美的艺术才华。
8月3日，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二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十届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张平接受了楚天都市报记者专访。
记者：您应该是当下中国唯一出任过副省长的著名作家。您自己怎么评价这个工作？
张平：出任副省长与我的作家身份没有直接关系。我能出任副省长，是因为担任了民盟的主委。但之所以我能担任民盟主委，则是因为我的作家身份所产生的影响得到了盟内盟外的认可。
当时山西省的民主党派副省长正好被调到了北京，经过省委和相关部门的协商，于是我就进入了省政府班子。
进入省政府领导班子，需要省委提名，需要中央批准，并要经过中组部考察，最终需要经过省人大全体代表进行选举，所有的程序一个也不能少。所以既不是直接任命，也不是下派挂职，而是要经过一个程序复杂而缜密的过程。
进入政府班子，相等于进入了一个快速而高效的运转系统，个人的影响在这个系统里微乎其微。在履行副省长职责的过程中，我有一些工作体会。
首先没想到的是，工作竟然忙得你整天焦头烂额，完全不是过去想象中的那种样子。无数难题，各种矛盾，干不完的事情。最焦虑的一点，就是责任大，压力大。过去有人说，中国的政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进了政府，才知道真是这样。因为你不能不管，什么也都得管。只要是你分管的部门，一旦出事，都是你的责任，不管行吗？小问题小责任，大问题大责任，主管领导谁也跑不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方方面面，东西南北，哪里出事也不行。只要出了事，都要拿你是问。
我的一个同事，主管安全生产，当了八个月的副省长，开了29次安全会议，现场会就开了四次，几乎每天都在一线督促检查，结果一次突发事故就被免职了。我实在为他惋惜痛心，他真的是个好干部，夜以继日地在工作。一个煤炭大省的安全生产，数百万的产业工人，煤矿铁矿铜矿铝矿数不胜数，就是有三头六臂你也顾不过来。但没办法，中央领导宣布处理结果时，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给山西人民一个交待，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交待。
想想这样的处理结果，哪个政府领导不是压力山大，工作中哪个敢有丝毫懈怠？
我说了这么多，好像是在夸当官的，还真不是。领导干部中的坏分子、堕落分子、腐败分子确实不少，但优秀的，刚正不阿的，为民请命的干部也一样很多。官场就像大浪淘沙，最终青史留名的并没有多少。中国的公务员热，有人说是制度的原因，与中国特有的国情有关。我曾两次去过印度，印度的公务员热比我们毫不逊色。大部分大学生几乎都把考公务员当作自己人生的最大追求和最大理想，连续几年十几年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比比皆是。
当领导干部是追求权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对此无需刻意回避。要当官就别想发财，这样的话完全正确。但当官不想掌握权力，则是无稽之谈。如何对待权力的使用，是一门大学问。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争权夺利，以权压人，大权独揽，专权跋扈，滥用职权，有权无责，有职无权等等，都是对权力的警醒。如何让权力真正成为保护人民自由、民主、利益和福祉的行为和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不断探索、不断争取、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
总之，这几年的干部任职，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少些了作品，但这种体验十分珍贵，让我从另一个层面看到了更为复杂，更为生动，更加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我想，这对我今后的写作，也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促动。
山西落马的官员如此之多，与山西的特殊省情不无关系。山西的煤老板，常常是国人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个也不奇怪
记者：身边有一位以写反腐题材著称的著名作家，与您同期任职的省委书记、省长和其他副省长如何与您相处？他们中间有没有后来的贪腐分子呢？对他们的犯罪，您作为观察力敏锐的作家，有过预感吗？
张平：我是2012年底卸任副省长，离开山西来北京工作的。十八大以来，山西被形容为“塌方式腐败”重灾区。我在以前的访谈中，也多次接触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对这些落马官员是怎么看的，他们是不是你的同事，他们的腐败行为你没有预感，有没有认知？说实话，对这些落马官员岂知认识，很多都是同事，还有不少都是自己以前的领导。十八大以来山西籍落马的腐败官员居全国首位，任润厚、陈川平、申维辰、白云、聂春玉、金道铭、梁滨、令政策、杜善学等等都是我认识的副省级领导干部，厅级市级的领导干部就更多了。我今天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这两年，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已服刑期满，从监狱里回到了社会。但令人惊诧不已的是，就这么几年，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已经把他们淡忘了，很多年轻人，根本想不起他们都曾做过领导干部，也想不起他们曾经是服刑人员。这种快速失忆的社会氛围，很容易让人好了伤疤忘了痛。
山西落马的官员如此之多，与山西的特殊省情不无关系。山西的煤老板，常常是国人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个也不奇怪。山西是煤炭大省，而且在全国也是一煤独大。山西的经济与煤炭密切相关，煤价上涨，山西的经济就向好；煤价下跌，山西的经济就回落。这也怨不得山西，因为山西的煤价与全国的经济好坏挂钩。所以山西煤炭产业的发展，过几年就会有一个大起大落的轮回。这种大起大落的轮回，也就造就了一大批特殊的煤炭企业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煤老板。
山西的煤炭企业有国有的，也有民营的。改革开放初期，煤炭供不应求，邓小平同志提出有水快流，允许煤窑私人经营，以缓解当时的煤炭紧张，所以山西的煤企最多时有几万家，私营煤老板数以万计。当煤价下跌时，特别是当煤价下落到每挖一吨煤都要赔十几块几十块钱时，能经营下去的煤老板不外乎这样两种人，一种是当地的基层官员，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力让煤矿经营下去；一种是当地敢于铤而走险的能人，强人，甚至地痞、黑老大、地头蛇等等这些人，靠自己的强横大胆，靠自己与当地领导的关系，以至欠账赖账让煤矿能经营下去。
等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煤炭持续大幅涨价时，这些煤矿老板都很快成了千万亿万富翁。因此这些煤老板特殊的经历和素质，影响着山西的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山西的干部队伍。山西那些年多发频发的重特大煤矿事故，都与这些煤老板的经营风格和个人素质脱不了干系。特别是到后来全省煤企面临着关停并转大整顿时，也就让这些煤老板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竞争和考验。因为煤炭资源整合的实质，就是要关闭一大批不合格的民营中小煤矿，而那些大一些的合格的民营煤矿，通过多方面审核，符合条件后，则可以继续保留下来。这些神通广大、腰缠万贯的煤老板，在这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各个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十八般武艺，对山西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看，确实是你死我活。煤老板为了保住自己的煤矿，拿出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毫不吝啬。你可以六亲不认，也可以刀枪不入，但你能过了父母关、儿女关、美女关、金钱关，则很难过领导关、上级关、恩师关、提拔关。煤老板们保住了自己的煤矿，就等于保住了自己亿万家财和子孙福祉，在这种强大欲望的支配和攻击下，能毫发无损地保持住自己节操，权力官员确实很难。煤老板当初攻陷了你，你就是今天的阶下囚；你顶住了煤老板的攻势，也就保住了你今天的地位和节操。
另一方面看，特别是看到这么多自己的同事领导纷纷落马，既替他们惋惜，也感到十分震惊，同时也深感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腐败意识正在吞噬国民的爱心和良知，腐败行为正在践踏国家的正义和公平，腐败心理正在扭曲年轻一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央说了，腐败影响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觉得反腐也是在挽救我们的文化，挽救我们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讲，重拳反腐，功德无量，重整纲纪，国之大幸。
我在《重新生活》的后记里，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反腐也是在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我们的亲人。
山西是腐败重灾区，被称为“塌方式腐败”，许多家庭瞬间解体，各种各样的人生悲剧随着一个人的倒掉而频频发生
记者：自从您出任山西省副省长，特别是山西省出现塌方式腐败以来，大家一直在期待您的反腐大作，希望看到山西官场的“张平描述”。在您的副省长任期上，作家和副省长，哪一个角色更优先？为什么您当了副省长后，看上去好像在文坛上沉默了呢？
张平：当作家不写作品，那就叫懒散，混日子；当副省长写小说，则是不务正业，严重失职。也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时间写，尤其是没有整块的时间。脑子里整天千头万绪，考虑和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那么多，不可能静下心来去构思，去写作。
长篇小说创作是需要连续性的，不能今天写一段，过几天再写一段。情绪、感觉、思维、激情凝聚在一起，需要有一个铺垫和延续的过程，任意打断它，都会损害甚至重创文学创作。
《重新生活》是我在2013年卸任副省长以后写成的，写成后又断断续续修改了几年。其中有些重大的改动，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这样理性而冷静的修改，是否对作品更有益，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记者：《重新生活》一开头，就写了延门市委书记魏宏刚在市委常委会上被省纪委的人带走。看上去他被带走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那些被上一级纪委带走的人，真的没有思想准备吗？
张平：党的18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席卷全国，声势之大，规模之广，手段之烈，动作之快，力度之狠，真正前所未有。有个词语用在这里很合适，迅雷不及掩耳。可以说，很多腐败干部在被突然立案审查时，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即使有，当纪检监察人员突然出现在眼前时，脑子里也同样一片茫然，一片空白。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象过，也不敢、不想、不愿想象像自己这样的领导干部会从万众仰慕的人上人，顷刻间沦为万人唾骂的阶下囚。
山西是腐败重灾区，被称为“塌方式腐败”，许多家庭瞬间解体，各种各样的人生悲剧随着一个人的倒掉而频频发生。其实包括他们的家属，同样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时候，这些落马的官员在事先都会瞒着自己的孩子，瞒着自己的亲人，始终表现出一副正气凛然，刚正廉洁的形象。因此一旦当他们出事时，受到打击最大的往往是他们的孩子和亲人。因为他们在短时期内很难适应像老百姓那样的生活，平日里他们已经十分习惯的但与老百姓却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上层社会”的“上层生活”。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艰难，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个超级“黑洞”。这其中巨大的反差，对他们来说陌生而又恐惧。从不适应到适应，是一个十分惨烈的过程。这对小说家来说，这应该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楚天都市报记者刘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