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来源于原创网络播客节目《亦谈亦唱》，版权归属济南新卓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作者本人。如有引用，请联系作者。）
最近娱乐圈不太平，各种绯闻、丑闻满天飞。圈里人闹得凶，媒体炒得猛，看客们也过足了瘾。当然，这其中批判的声音也一直没断，媒体和公众在消费这些花边新闻和明星轶事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一点基本的职业底线呢？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圈要是没这些东西，要是没人炒作没人关注，也就不叫娱乐圈了。是非地、名利场，本来就是这个模样。无论是名人的婚姻，还是政客的丑闻，最后都可以成为娱乐性的谈资。别说明星的娱乐新闻了，就连严肃的社会新闻不也一样被媒体和公众解构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场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人们坐在餐桌前，拿着手机刷新着微博微信，或是看着电视机里的早间新闻，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让人精神一震呢？我猜一定是那些贪官、情妇、艳照、离婚、出轨、死亡等等，才能把我们的大脑从一个睡眼惺忪的早晨叫醒。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些事情如此有兴趣，直至沉溺其中，丢掉脑袋里的思考和精神上的自由。管不得尼尔•波兹曼危言耸听地说：娱乐至死啊。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蔡健雅在歌里这么唱，其实也在表达着一种担心。
看看我们的生活方式吧。每天花在电视、手机和电脑前的时间有多少？在个人事务之外，我们关心的事情除了娱乐还有些什么？在我们接收的信息和信息接收的方式里，上网、听广播，看电视，接触到的信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又有多少是必需的、是非娱乐的？有多少是需要我们用到自己的脑袋的呢？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下最红的几档电视节目，为什么我们总发现，胜出的或是得冠军的真不一定是我们公认的实力最强的，现场观众投票选出来的结果常常跟实力不成正比呢？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好歌曲不如好唱功，好唱功不如好声音，好声音不如好嗓门，好嗓门不如好气氛”啊。说到底，观众买账的还是现场的效果，过把瘾就死，有快感就喊，才是娱乐精神的王道。
在这样的环境里，思想和思考是不需要的，理性被情绪化，高尚被戏谑化，严肃被无厘头化，深沉被幼稚化，无趣无聊开始充满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更重要的是，我们很轻易地就接受了这样貌似轻松的传播方式，越来越习惯依赖于这样的信息接受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惯性，直到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
所以，我们不难明白，“娱乐至死”可能是危言耸听，但至少是关于信息自由和文化安全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警告。
《娱乐至死》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一本著作，它的影响力我就不用多说了。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文化全面流行的美国，波兹曼在书里对后现代工业社会作了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
时隔30多年，媒体早已经不再是电视盛行、一家独大的局面，新媒体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已经更多的渗透到我们的生活里，甚至远比电视媒体当年的风头更盛。但是我们回头再看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这本书，却发现其中的风向依然十分精准。
在娱乐至死这个道理上，多媒体时代和单媒体时代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多媒体文化最大的弱点在于缺乏关联性。我们可以在电视新闻里看完一条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新闻，然后手指一按就换到了海天盛筵的美女身上；我们可能在朋友圈里刚分享了一条心灵鸡汤，转头就上了陌陌跟美女帅哥打情骂俏。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有句名诗，用来描述这样的信息环境真是恰如其分：“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
《娱乐至死》这本书里有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一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两个人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在赫胥黎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会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由于享乐失去自由。
简单的说，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我们更倾向于赫胥黎的担心，也就是，在得到更多的信息的同时，我们不一定获得了理性的进步，我们在自认为享受的时候，不一定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和满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多的以解构形式出现的娱乐化的信息和无关联的信息碎片分解了思考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我们正逐渐弱化分辨和鉴赏的能力，以及正视某些问题的勇气。
这些问题包括：许多事情，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许多事情，是值得我们痛苦的；我们不必因为困难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不必为环境而拉低自己做人的标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