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弹尽粮绝时,为何西方大多会投降,东方大多同归于尽?

零度军事


这是由东西方军事文化差异造成的,东方军事文化重义而轻利,西方则重利而轻义。



首先,就国家层面而言。东方国度对待战争的根本看法,侧重于战争的正义性与否,不仅力求做到国家师出有名,而且军队也往往以正义之师的形象示人。古代东方军队每临出征之前,都要举行祭祀和占卜仪式,其目的无非是以宗教神秘色彩来强化自己替天行道的正义性。相反,西方国家则从不在道义问题上作过多纠缠,他们历来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其次,就个人层面而言。东方国家要求军人不仅要胸怀民族大义,更要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古往今来,那些在战争中战败阵亡的军人,一律都被尊崇为英雄,却从不追究其是否存在指挥失当、盲目硬拼等过错;相反,对那些被俘或投降的军人,则一律被指责为背信弃义的变节者,根本不考虑其在战场上的真实处境。与东方国家相比,西方军队更加尊重军人的个体利益,军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契约精神:军人既依法享有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在战斗失败、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军人也有权选择是否向敌方投降。


慕什塔戈


“一个要人民为她去死的国家,还是早一点灭亡的好!”


这是2005年8月15号,日本NHK在东京街头采访日本年轻人对“终战纪念日”的想法时,一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话!

这话有毛病吗?

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必然改变人们的传统认知,如果站在“人权与主权”基础上来理解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捆绑关系,这话没问题,因为: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所有国民安全,我会为你而活,而不会为你去死!


这么说又不对了!因为这明显不符合“爱国主义”的奉献精神,并且又会陷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激烈思辩,

领地意识促进了国家的形成,而人类从骨子里就存在的侵略基因,军队的应运而生就成了必然,这种基本框架对东西方来说都一样,

但古代东方由于地理条件的优势,小农经济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小农经济的基本条件就是土地,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为了保住赖以生存的土地,原始的抗争意识就存在于每个人的骨髓深处,

但最渴望拥有土地的并不是人民而是统治阶级,如果想让统治基础更加地坚实与持久,开疆拓土就成了必然,为了让民众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统治者不惜将先贤们优秀的思想成果,经过“特殊处理与加工”,用科举制和八股文对民众进行强化训练,将“家”与“国”的概念统一起来加以灌输,牢牢把控了民众对国家的基本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忠君思想,自然是最高尚的道德境界,“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迈,就成了古代军人的最高荣誉!



古代欧洲大陆也是纷争不断,所不同的是,由于欧洲险峻的山脉结构,严寒的气候与海洋环境,决定了古代欧洲人不可能拥有自给自足的原始生存模式,要想活着,就必须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由此催生了海盗文化的盛行,而“强盗逻辑”的基本特征,往往只注重对资源的掠夺,反而忽略了土地的重要性,领地意识也仅限于城邦的层面,战争形式更多的是攻城与守城,大规模的正面对冲实际上并不多,伤亡也并不大,众所周知,人口是构成国家的基础,而城邦国恰恰匮乏的就是人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城邦领主往往不敢拿有限的人口去对赌城邦的命运,

“欧洲理性哲学”启蒙思想的诞生,让欧洲人重新思考了人民,国家,政府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赋予了其新的国家概念,从中世纪以后,“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就被深入到了战争的实践当中,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来解释,也许就是: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了国家而生存!

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一套高尚的理论来支撑战士的战斗精神,不管是冷兵器时代的封建道德,还是高科技时代的人文思想,东方战场都习惯于用“家国情怀”来鼓舞斗志,保国就是保家的紧迫感,强化了战士的拼命精神,西方通常则用采用“正义公理与未来”的宏大理想来激励战士,但乌托邦式的理想并不能克服人类对死亡与生俱来的恐惧,投降就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所不同的是,东方认为所有的“贪生怕死”都应该被鄙视,但西方人认为“因为力竭而投降”,并不是耻辱!这也是东方战场上王铭章将军整团的殉国,而欧洲战场上如保卢斯将军整师的投降,,,

但是在战争的实践过程中,不管是东方的“以身殉国”,还是西方的“力竭投降”,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没有哪条真理是颠覆不破的,在一战和二战中,几乎所有的参战国军队,都有“死守阵地”与“弃城而逃”的现象发生,


实际上,自从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战争都从“领地意识”降级也“资源掠夺”,战争的目的不同,烈度也随之下降,全球文明的升级和军事科技的提高,让东西方的战争理念也更加接近,应对战争的态度也更加趋于理性,军队的职业化和对武器装备的信赖,都让每个军事大国更加注重对战士生命的保护!国际规则的完善,给每个国家提供了更多解决争端的方法,战争就成了最后的备选,从根本上避免了战士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这种良性态势如果能够继续保持,也许就能真正实现老子的训诫:“兵者,凶器也,非圣贤不得已而用之!”

冷兵器TILLLINDEMANN


有网友问:战场上弹尽粮绝时,为何西方大多会投降,东方大多同归于尽?其实这个说法,首先是不正确的。在西方也有很多打到最后时刻的部队。在东方也有还没有打光弹药,就举手投降的战例。

这就好像英国历史学家艾伯特.西顿所说的那样:大俄罗斯人的明显特点是顽固、狡猾、精力充沛。他们所在地区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再加上亚洲人的入侵和鞑靼人的统治,可能还大量混入了芬兰人的血统,所有这些,使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的特点。大俄罗斯人确实勇敢,不屈不挠,他们通常都很爱国,深深热爱自己的家乡。

所有俄国人都难以揣测,脾气容易产生急剧变化。这种性格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方式上。有时部队非常顽强地进行殊死的战斗,有时则自暴自弃,溜之大吉。

大俄罗斯人比其他东欧和西欧的斯拉夫民族(波兰人除外)都更有天赋的军人性格。很难说他们比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强,或者比芬兰人、芬兰血统瑞典人和德国人劣。这种估计完全基于单个人的特性,而没有考虑领导、训练和装备的作用。

也没有考虑对苏联军人家庭成员生命的严重威胁,更没有考虑督战队手枪所产生的作用。这些督战队的手枪可以确保士兵从麻木不仁和低沉的情绪中苏醒过来,并注入惊人的活力和战斗力。

能不能战斗到最后时刻,完全要看,控制力,组织力,信仰,鼓动能力,还有对家人安全的威胁程度,与是西方军队,还是东方军队无关。比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在所有战场,基本上都是一触即溃,英军的伤亡基本都在二位数以下。

但是在镇江,英军投入了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大兵力,7000人,但是却遭到了整个鸦片战争最顽强的抵抗和最大伤亡损失。1700名八旗军与7000英军血战,并且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唯一敢于与英军白刃战的部队,此战,英国伤亡172人,等于整个鸦片战争其他战场,比如虎门,广州,定海,厦门和吴淞等战斗,英军伤亡的总和。

这是因为,这些八旗军的家人就在城内,他们必须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抗战当中的衡阳会战,第10军的4个师,可以战斗到只剩下1.3万重伤员,做到了打到最后一个人。

是因为,第10军的控制力和组织力超强,所有军官都是有战斗经验,并且坚信抗战胜利的黄埔学生,大部分士兵都是有战场经验的老兵。而且军纪非常严酷,这些就是,第10军可以在衡阳大战日军47天,抗战其他很多防御战,守军却快速崩溃的原因。


深度军事


这个主要是双方文化的问题,而且这也不是绝对的。东方军队中投降的并不少见,而西方军队中同样有死战到最后一刻的。

在东方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而且很多时候的战争都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于是出现了很多死战到底的情况。比如面对蒙古军队的进攻,南宋的很多人直接选择了自杀或者做必败的最后一击。

而在西方国家中,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其对国家等这些观念的认同并不是很强。欧洲大陆上曾经遍布各种小国,很多王公贵族之间不断征战,今天是敌人明天就是朋友,而当时很多军人、骑士等,都是被雇佣去打仗的,因此也没必要为了一个主人而死战到底。

到了后来,西方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也越来越高,但是当时很多底层人民对国家高层并不认同,比如一战中法军士兵被像羔羊一样被军官送往战场做无谓的牺牲,就险些导致了兵变,但是这些军人还是爱国的。

而在二战中,就不乏死战到底的西方军人。比如美军101师,在巴斯托涅面对德军优势兵力的包围,毅然拼命抵抗,最终坚持到了援军到来,当然,其中也有战斗意志强悍和纪律严明的作用。


雇佣兵


西方人选择战场上投降,而东方人选择同归于尽,这与双方遇到的敌人性质以及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有很大的不同所导致的,与国民素质没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对此进行以下分析:

1、敌人的性质

在过去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里,由于各个王国的王族之间相互通婚,因此各国之间的君主,基本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

维多利亚女王

比方说在一战时期,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是表兄弟,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祖母,那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是在这些亲戚们之间的战争。

那么在这种局面之下,这些国家的军队在交战时的状态,和中国春秋时期各诸侯王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战之以礼,点到为止。只要承认战败,就什么都好商量,对决不会出现某一个国王彻底占领别国,将其君主斩杀殆尽的情况出现。

但是这种情况在东方则很少出现,比如在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的战争,都是属于异族入侵的战争,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像抗日战争等等。

当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中国人面临的都是有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指望打败投降,签一个条约之后,就继续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这种情况,绝不可能会在中国出现。

所以在东方战争中,中国人面对的都是要么赢、要么死的局面,如果不奋力拼搏,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话,那么在历史书中,早就没有了中国的踪影了。

2、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

今天的我们看到西方,有着众多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文化思想以及宗教思想上,实际上都是出于一个体系之中的,那就是他们都被笼罩在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之下。

这就导致了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因此被笼罩在同一个主的光辉下的各国军队,还会像和异族作战一样打生打死么?

绝对不会,因为这都是自己人啊,战争的胜负只是和君主有关系,打完战之后士兵们还是该干嘛干吗,这在西方几千年的战争里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但是深受东方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亚洲国家,对于战争的理解则截然不同。因为东方的儒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忠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种类似的忠君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几千年,“君忧臣劳,君辱臣死”这种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因此在古代亚洲国家,为了君王的决定,臣下们在相互作战时同归于尽,则变成了一种美谈。哪怕到了二战之后,日本战败之后,大量的日本士兵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为君主尽到义务,而深感愧疚,最后大量出现剖腹自杀的事件。

正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关系,以及不同的思想体系,导致了西方与东方在战争观念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理念。

这并不是说东西方的战争,那个更人道那个更残忍。因为战争都是残忍的,西方人在对异族征战的时候,也同样将敌人亡族灭种,比如在殖民美洲的时候,就将近亿的印第安人几乎杀绝种,甚至公开收购印第安人的头皮,残忍无比。而东方人在国内的内战时,也同样不会滥加杀戮。只不过是因为面对的敌人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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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统治导致欧陆打仗易投降。 欧陆都是因为宗教的原因,神罗分家后的诸国,内部各个城邦国互相倾轧打打杀杀数百年(类似春秋战国),眼看着要统一了,结果宗教复兴了,控制了整个欧陆,宗教当然是要一个松散的国家好控制啊! 看看文艺复兴之前,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哪个不是傀儡?哪个不需要听大主教的话? 意大利到19世纪才统一成意大利,19世纪之前是分成20多个城邦国,普鲁士吞并了数十个城邦才变成德意志。

好比如俩个城邦互相打仗,他们都是信一个教的,任谁赢了,底层民众都觉得无所谓,跟A城邦也是信耶稣,被B城邦统治也是信耶稣的,毫无心理压力。进而导致双方士兵稍有颓势就举手投降或是逃跑。

人会与时俱进,思想也是会与时俱进的,就是受了欧陆一代代人传承下去的投降无所谓的潜意识影响,所以现代欧陆就创造了人权学说,所以一代代欧陆人的思想传承下来就是为国家打仗只是一份工作,再加上利益学说在欧陆盛行,所以弹尽粮绝就会认为是尽到工作责任了,进而举手投降了。。。。 (题外话一句:之所以欧陆民间非常仇视老毛子苏联,就是因为老毛子苏联迫害东正教)

而东方的誓死不降,跟欧陆的区别就是,欧陆认为要等价交换,东方认为要无私奉献,一个是“利”,一个是“忠”。 “忠”这个字一直到现在都在影响东方人的潜意识,很矛盾的名词,可以说它无数次挽救东方于水火之中,也可以说它荼毒东方数千年,不说重的,容易河蟹,打个比方,你是公司老板,你希望下面的员工无私奉献,还是出钱让他付出?………… 这比方可以打到假如你是东方大老板,你希望底层民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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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东西方思想境界不同导致的。

先说中国,古人有一种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性格。

古代中国人跟现代中国人不太一样,他们性格暴烈如火,动不动就拔剑拼命,这就是李云龙所说的亮剑精神。

就拿温软如玉的江浙一带来说,班固曾经这样形容当地人:

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你能想象到江南的汉子动不动就拔剑拼命的情景吗,但是先秦两汉时期,这是常事!

有时候古人拔剑不是为了和对手战斗,而是基于自己的羞耻之心无颜苟活于世。比如战国时期孟尝君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孟尝君家里养了很多门客,他和门客们吃的都是一样的盒饭。一天由于光线太暗,看不清饭菜,一个新来的门客以为自己吃的和别人不一样,就大吵大闹。这时孟尝君把自己的盒饭端过来给他看,原来大家吃的都一样。这位门客知道错怪了孟尝君羞愧的拔剑自刎而死。

中国人这种性如烈火的性格,强烈的羞耻之心,逐渐演化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军中的体现最为透彻。于是,中国人就形成了弹尽粮绝的时候,在战场上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习惯。谁要不这么做,就会被人看不起!随着中华文化对周边的辐射,这一习惯也影响到了周边国家,其中领会最深的就是一衣带水的Japan。

再看西方,西方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人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导致思想千差万别。在西方也有和中国人类似性格的民族,比如斯巴达人。这是一个战斗民族,除了种地,就是在训练,随时准备和人干仗。斯巴达人作战只知奋勇向前死而后已,胆小鬼是会被所有人耻笑的。著名的斯巴达300勇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温泉关之战结束后,两名幸存者被所有看不起,连他们的家人都抬不起头来。于是,两人慷慨赴死,即便这样也没有得到烈士的待遇。

西方人打不过就投降的性格成为主流发生于中世纪时期。那时候欧洲分成无数城邦,领主们互相通婚导致关系错综复杂,发生冲突的原因以抢家产、情敌决斗这样的私人恩怨为主,和黑帮火并差不多。

所以,打不过投降,投降后交赎金成了很自然的事。


历史风暴


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东西方对“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认知不同。容俺分析一二。

众所周知,东西方国家对于战败士兵的态度截然不同。东方国家士兵肩挂光荣弹,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还,才是荣誉的证明。西方国家士兵,如被击败,被迫投降以保全生命,普遍被认可,战后依然享受士兵待遇。既有历史传统原因,也有后天发展的认知变化的原因。

历史传统原因:

一、东方人多,西方人少。这个原因虽说可笑,但却真实。人多自然就命贱,统治者不重视人命。长平之战,一战坑杀少壮军人40万。日本鬼子战败切腹成为最高荣誉。人少自然就精贵,有人才有未来。美国南北内战中失败投降的南方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因保全了手下士兵的性命受到赞颂。以色列用1000战俘交换回1名普通士兵。

二、东方重道德,西方重利益。传统历史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东方国家对个人名誉和国家荣誉的极度推崇,西方国家则对个人利益和契约精神极度重视。比如中国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英国的“家,就是一座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和“优待战俘”。

后天发展的认知变化原因:

自从“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创立以来,人类文明才开始真正思考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先有人,还是先有国?究竟是先有家,还是先有国?人民建立国家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由此产生了“君权民授”思想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源自人民授权的现代认知。人权大于国家主权的认知,得到广泛尊重。

于是,现代战争因为各国对人的重视程度产生了质的变化。以阿富汗战争为例:

前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陆陆续续增兵达到15万之众,却因为阿富汗的崇山峻岭和特殊地理,伤亡士兵达到5万之重,身陷阿富汗十年之久,无功而返。

而美国总共只派了5千特种兵,在空中火力的支援下一举摧毁塔利班有生力量。此后的伊拉克战争,更是连续轰炸四十天后方才出动地面部队,抓住萨达姆。

伊拉克战争,让东方局座这类持传统战争理念、认为萨达姆百万雄狮不好打的军事专家大跌眼镜。这正是由于战争对士兵生命重视程度的天壤之别带来的完全不同的战争理念,云泥之别。

敢于上战场的士兵,都是勇士。只有重视士兵生命的国家军队,才能真正激发出战斗力。


猴思猴想


核心原因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西方文化尊重个体生命!成功是偶然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失败是必然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结果受太多因素影响,个人或团队的努力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所以在战争中,将士们只要尽力了,都是英雄,至于结果并不重要,属于过程导向。

东方文化结果导向,成王败寇!坏人做了一件好事,叫天性未泯!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好人做了一件坏事,叫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之前的行为都是伪装的!

历史上西方人口一直比较少,人作为社会的主要资源,保存有生力量更为重要。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东方人口太多,用“家国天下”来管理民众,要求民众奉献!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要为国家而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至死方休。因为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个人。

所以西方人战败后投降了,也可以骄傲的活着;但东方人失败了,只有死路一条,活着也会遭受无数的羞辱,生不如死。相对来说,战死沙场,还可以为国、为家族争光,但活着就要忍受自己、家族等耻辱,包袱太重。所以东方人多选择同归于尽。


师说历史


我认为这并不是西方懦弱,而是珍惜生命。尊敬生命。

老美是西方,德军战俘好好的,老毛子是东方,老毛子手下的德军战俘都被残杀了。

老美给德裔艾森豪威尔任命将军,给日裔老兵颁奖。而斯大林许诺所有前政权的俘虏奋力抵抗就放他们出来,保证他们家人安全。结果战后他们又被关入集中营了,他们很多也家破人亡。

意大利人反战率高,不愿意打仗,很多人看见英军法军纷纷放下武器跑过去,后来这些意大利人都很安全,好吃好喝。但是换了老毛子打意大利人,也许不是这个结果,毕竟欧洲人最知道老毛子的残暴。从中世纪到近现代,俄罗斯一直以各种名义肆虐欧洲,杀人放火。

什么是祖国,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朝廷,这是分开的,生养的是祖国,人民的是国家,皇上和管家是朝廷。苏联即便打仗失败逃跑,斯大林的督战官还无情扫射,称之为逃兵,这种朝廷 ,不值得人民去拥护。他心里没有人民。

毛子命令人们奋不顾身,否则杀戮,还迫害战俘,这是残忍,而不是勇猛。

生命更是可贵的,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你献身,为了在乎你的人和你在乎的人,你也不应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