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当年，朱自清在一篇名为“清华的民主制度”的文章中这样评价梅贻琦：“他和清华关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爱护清华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难得的是他知道怎样爱护清华，他使清华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毛子水亦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我们若着眼于文化的更可贵的一方面，则八年多的西南联大，始终都在雍容和睦的气氛中长成。这非特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佳话，亦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光辉的事情。至少，依我个人的意见讲，这件事情比培植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那件事情要有价值得多；因为这是人类精神修养的一种最高贵的表现。”
这，也就是冯友兰在碑文中所提出的第三个“可纪念者”——西南联大不仅树立了“学术自由”的精神，而且具有着“民主堡垒”的称号；这里的人们不会随千夫之“诺诺”，只会作一士之“谔谔”。
西南联大的自由与民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大学独立”的理念，二是具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当年，北京大学就曾以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而著称，南开大学亦以从严求实和活泼创新而闻名，至于清华更是推行了教授治校的制度；无疑，这一切正是西南联大的“自由”之源头、“民主”之基础，同样它也是“现代大学”的精华之所在、命脉之所系。以清华大学的管理模式为例，梅贻琦自掌校后，即全力扶植这一校长组织协调下的教授治校制度。具体来说，就是设立教授会、评议会以及校务会议等三个不同的机构。——“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它的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科研以及学风等方面的提案；审核学生的成绩并授予学位；建议评议会讨论的事项以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的事项；选举评议员，推荐各院院长，并从教授会中聘任教务长。“评议会”则是这个体制的核心，它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选举出来的七位评议员组成，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教授治校”的作用便是通过它的职能而表现出来。“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及各院院长组成，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机构。
至于西南联大的体制，陈岱孙总结道：“不能说梅贻琦先生把清华体制引进了联大。但在联大，一个类似清华领导体制原则的确认和梅实际上主持联大常委会不是没有关系的。”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下，教授于学校中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而这一体制的施行，更是从根本上摆脱了国民政府强加于它的种种限制与束缚。——那是193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公开向“教育独立”和“学术独立”的主张提出了宣战：“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应该使教育和军事、政治、社会、经济一切事业贯通。”“教育界要齐一趋向，集中目标。”于是西南联大同所有学校一样，被强行贯彻了一系列的“部订”规章制度——课程表、教科书、教授的资格审查、教师的聘任和待遇，乃至行政机构的设置等等，都要按照国民党的“部颁标准”执行。此外，他们还在联大成立了“国民党直属联大支部”、“三青团直属分团部”，以及训导处，等等，以此来控制师生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1941年前后，更明确规定了担任院长以上职务者必须加入国民党，以最终达到“以党治校”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校之长的梅贻琦只有两种选择：其一，站在政府当局一边，对师生的思想和行动进行严厉的管制；其二，站在进步师生一边，对不利于教育和学术的制度进行坚决的抵制。梅贻琦不是警犬也不是奴才，他不会选择第一条道路；但梅贻琦也不是左派不是斗士，他同样不会选择第二条道路。事实证明，他有着更为有效的办法和更为有力的武器——这就是那个足以体现“大学独立”与“教授治校”精神的教授会和校务会议的制度。有了它，则可以“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有了它，则可以进行有理有利的抗驳。比如说针对那个“部颁标准”，他以校务会议的名义，向教育部公开提出不同的意见：“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再比如强令加入国民党一事，作为校长，他本人不能不“遵命”，但是对于其他的教授，他则“无权”干预了。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教务长杨石先当面拒绝：“这一席位我可以马上辞去，入党之事断不可为！”这样的回答，无疑是以“大学独立”的精神为力量，以“教授治校”的制度为后盾。至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师生所下达的逮捕令，又或是强令安插训导长的企图，更是被梅贻琦以“学校一切大事均由校务会议决定”为挡箭牌，一概不予理睬。为此，西南联大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成为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别的学校几乎都被国民党操纵于手掌之中，唯有它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坚固堡垒。对外，它抵抗住了一切干扰与压力；对内，它保护住了进步的师生，并营造出了一片民主与自由的新天地。
“大学独立”与“教授治校”的意义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一方面，朱自清在文章中这样总结道：“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得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这“谁都有一份儿”，正是西南联大最终收获的成果：教授们不仅是主人，更是公众人物，他必须处处为人师表，时时率马以骥，并以此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那是1941年，为了解决部分教师的贫困问题，教育部明文规定，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可以领取一笔“特别办公费”。但是在西南联大，各院的负责人均公开表示放弃，梅贻琦不仅带头，而且连教育部下发给联大学生的补助金，他也不允许自己四个正在联大读书的孩子去享用。反面的例子也并非没有，中文系的刘文典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是非混淆，善恶不辨，不仅投靠了地方上的大土豪，而且严重贻误了教学工作。中文系开除了他的教职，一向宽厚仁慈且求贤若渴的梅贻琦同样没有宽恕他。
在这样的一种追求之下，一种“风气”之中，西南联大能够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是不足为奇的，更是“可纪念”的。——正是因为有了它，方显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如何捍卫着民主与自由的权力；正是因为有了它，方显出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如何吸取着“现代大学”的精华。
陈虹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