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实则这句话里，可能有多层含义是可以容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1）大师从哪里来？是自己培养的还是从外面引进的？
（2）大师在大学里要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大师与大学是否只有优裕条件和丰厚成果之间的合作与效益关系？
（3）大师对大学的教学有没有承担？大师需不需要给本科生上课？
当然，这些问题本来不应成为问题。大师作为大学的聘任人员，自然而然应该肩负大学的科研、教学与咨议的三大功能。本科生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和重点对象，理应向其倾斜最优秀的师资。早在2014年，人民日报便已经有《教授就该给本科生上课》一文论及（《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4日第19 版）。所以当今天不少声音认为教授甚至大师们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教学、尤其是本科生教学上，这是一个相当颠覆常识的认识。而说这话的人，恰恰就是一位学术大咖，也不能不让人感慨良多。
最近，科学网博客资料为“国科大资环学院教授”的王立新先生发表了一篇博文《教学影响科研吗？---含泪惜别南科大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999994&do=blog&id=1209829），洋洋洒洒地解释了一番自己为了最终拒绝了南方科技大学的长聘教授。通篇读下来不见眼泪，只有一句反复强调的话：我是要出科研大成果的，教学影响我集中精力搞科研，所以我不愿意上课，你要我上课我就不去了！
当然，文章立意要高，不能够光从自己的利益着手。所以王教授一开始先扣紧各大学的命门——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憧憬。他说：
SUSTech（南方科技大学）到2025年的中期目标是“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25年也就是六年之后，时间很紧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首先至少要做到不会对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看看，一上来就说了，你请我来就是帮你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如果你要我上课，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哦！
当然，这话光他说说服力不够，所以必须“挟洋以自重”，特别是要把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美国的大学经验搬出来增强说服力：
近年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纷纷聘请part-time lecturer来上本科生的课程（这些part-time lecturer都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完全可以胜任这些本科生的教学任务），让他们的regular faculty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专心于科研。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在从现在开始的六年内“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我想我们至少在发展方向上应该和美国这些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保持一致。
但是，作为一个大学又不能不给学生、尤其是本科生上课啊，那怎么办呢？王教授出了个主意：
每名regular faculty一学期上一门本科生课程，另一学期开一门研究生课程、或者干脆专心从事需要静心思考的原创性科研。如果这样安排本科生课程开不齐，那么可以先让“研究及教学助理教授”顶上（改一下title是很容易的事情，当然如果不想改找个理由也是很容易的），想办法加速“教学系列教授”的招聘工作，把我们的regular faculty尽快地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的整片时间静心思考，做出开创性的重要成果。时间不等人，六年之后我们就要实现“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伟大目标啊。
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跟校领导提议，我们这些学术大牛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所以你们最好请一批人是专门来给学生上课，然后我们来做开创性的成果，帮助你们六年之后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看看这个“双轨制”的方案，并行不悖，除了校领导要想办法多花钱多招人之外，不会有任何的坏处，关键的是，我们这些学术大牛人才能从教学的繁琐里解放出来，专门放大招啊！
那么，如果校领导不同意怎么办？不好意思，你们SUSTech就有可能从峰顶掉到谷底哦：
“研究型大学”or“社区大学”：That's a question。xx在邮件中告诉我：“计算机系不仅承担我们系的教学任务，还在承担工学院和全校的计算机相关教学任务。南科大实行各种教学改革，学生到大二第二学期才选专业，这样就要求我们大一大二的必修课必须是滚动开出。同时我们又要开英语班和双语班（南科大在推行英语教学，这也是非常难招聘的原因之一），有些科目还要分成A B级，（B级适用于非计算机专业）”。 好了，问题来了：招我们这些一流的学者过来，是让我们静下心来完成高质量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进而实现“到2025年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伟大目标，还是让我们这些绝对的“精锐部队”来给全校开计算机的公共课，进而建成一所优秀的“社区大学”？That's a question; A Big Question！
知道这个严重性了吧？如果要我们这些“一流学者”给大一大二的本科生上课，不是不可以，但你们就可能落入“社区大学”的级别哦！那什么是社区大学？按照百度百科的资料，美国的社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是美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两年制的初级高等教育。社区大学的入学条件很简单，只要是高中毕业就可以。这类大学给了学生一个缓冲期，让成绩不拔尖的高中生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同样有机会进入名牌大学。很多学生将两年制大学作为进入名校的一个跳板。所以不少人认为，国内的专升本考试比美国这种间接进入名牌大学的方式都要难得多。
而南方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是什么素质？按照公开资料，南方科技大学2019级录取新生从高考成绩看，平均成绩在14个省份进入前1.5%，其中广西、贵州、四川、安徽分别达到0.94%、1.0%、1.1%、1.18%。广东首次试点提前批统招，南科大投档分数633分，最低排位为全省理科约2200名，投档分数线居省内高校前列。换句话说，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都是极为优秀的学生，而仅仅因为大咖被要求给他们上课，就变成了一个“社区大学”的学生？这样的逻辑，无论是谁都很难接受的。
那么，为什么王立新教授对上课如此抵触呢？按照他的说法，他在国科大每年上一门研究生课（“最优控制”），而且是三位老师联合来上。也就是说一年的教学工作量是1/3门研究生课，所以有大把整片的时间静心做科研，处于一种很好的“研究者”状态。所以他才会在文章中发出了拷问：
我希望一年之内起码有半年可以有连续整片的时间静心思考、精心钻研。给本科生上课会让我的时间碎片化，很难有连续整片的思考时间。其它研究风格的学者或许问题不大，但对于我这样“孤独的牧羊人”来说，影响确实很大。
SUSTech一定需要高质量的原创性论文，否则“建成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就是一句空话。但是，SUSTech能给我这样“孤独的牧羊人”一片空间吗？一学期上本方向本科生课，另一学期上研究生课（比如“智能控制”）？有可能吗？我不知道。即使可以这样，与我现在国科大每年1/3门研究生课相比，我要多付出六倍的时间用于教学。这样一来，我现在的科研节奏还能保持的住吗？我还有能力为SUSTech做出一流的原创性成果吗？这些，确实困扰着我。难道真的要“出师未捷身先死”？That's a question。
这个question大概只有南科大的各位领导来回答。但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故事，看看大师们是不是给学生上课就会影响了他们出成果、影响了学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实现步伐。
1944年寒假一过，陈寅恪先生便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授课，他身着长衫，脚登布鞋，腋下依旧夹着双层布包袱皮裹着的线装书前去教室。此时，他的右眼已经视网膜剥落而失明，左眼也仅剩一点点微弱视力。成都电力供应不足，灯光昏暗，又时不时停电，陈寅恪备课与写作都十分吃力，就连学生的考试分数，也只能让大女儿流求帮忙誊到成绩单的表格中。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目光朦胧之中，他竟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每天上课，他都先在黑板上写好要讲的重点，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讲课。他在课上也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重读。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突然眼前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流求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坏消息是，陈寅恪左眼视网膜也剥落了，在存仁医院住院期间，学生们轮流在病房值班照顾，让陈寅恪大为感动。他对前来探望的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1945年，陈寅恪手术失败，遭遇人生最大的打击，双目失明了。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重返清华园新林院53号，陈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陈寅恪不从，
“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它们在教育史上的地位恐怕已经是毋庸多言。而陈寅恪先生更是学界的一代宗师，但这位大学者在自己双目失明后仍然坚持教学。“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在他心里，知识的教授与传承，比起一个大学的国际排名，无疑要重要得多。
还是陈寅恪先生。1949年后，陈先生留在了岭南的中山大学，仍然在他家二楼的回廊里为学生授课。陈寅恪的课虽名气大，但从未过分拥挤，学生一般从几人到十余人不等，偶尔有其他教师来旁听。他从不点名、记考勤。有一次上课只有胡守为一人前来。“我到一层，看到陈先生了，他却让我等一下。他特意上楼换好长衫，然后对我这位本科生说：“胡先生，咱们上课吧。”
胡守为先生后来成为了中山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我在中大读书的时候胡先生已经退休，但依然坚持为本科生开选修课，研读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陈先生的著作并不好读，以本科生的积累要揣摩陈先生的用意，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胡先生每次上课，必定是衣着整洁、精神抖擞，而学生们的作业从不假手于人，都是自己批改。时隔多年，也许大家早已忘记课上具体学到的内容，但先生们的遗风传承，永远都是莘莘学子心头一抹最美的风景。
不仅是胡守为老师，几乎大部分的学者都是这样做的。中山大学在2000年启用珠海校区，为了不让我们这些“蛋蛋级”感到脱离了校本部的学术环境，学校要求每个系都要安排最优秀的老师每周到珠海给本科生做一次讲座。虽然很多东西听了似懂非懂，但给年轻学子的内心种下一颗向往而又懂得敬畏学术的种子，便已是非常不易的收获。到了大二《中国近代史》课程时，年岁已高的邱捷教授和全国“百优”博士论文获得者吴义雄教授，更是每周坚持乘车两小时，到珠海校区为我们上课。犹记那个学期和邱捷教授在岁月湖边的几次小谈，解决了自己的许多困惑。到了大三、大四，关晓红教授、桑兵教授也为本科生分别开设制度史和学术史的课程，从学术流变到论文写作进行无微不至的指导，更在课后对学生在工作考研等问题上的选择提供自己的经验和意见。这种亦师亦友的收获，绝不仅仅是几个大学排名打分可以取代的。
中国大学要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努力，这是心向往之的目标，但教育从来不是搞“大跃进”就能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搞几个顶级期刊的论文别人就能认可的。世界一流大学要有学术根基、要有历史精神的积累、要有一代又一代师生的学术薪火相承。如果以为搞到了一个“一流大学”的头衔然后去搜罗更多的学术资源，进而为自己积累学术声望和研究条件，那恐怕就已经本末倒置了。大学必须有大师，但如果大学光有大师而学生都是二三流甚至四五流的学生，那还能叫一流大学吗？
所以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治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这说明什么？大学是要研究学问的，不仅是学者们研究学问，还要引导学生懂得求学的路径和方法，方不违背求学的初衷。但蔡先生认为，大学的功能还不仅于此，他接着说道：
“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大学培养的人才，是要对社会有责任担当的。不仅不能为流俗所蒙蔽心灵，而更应该站在引领时代心灵的前沿，且这是“责无旁贷”的要求。但若大学中的大师学者都仅仅为自己的学术地位而活、为自己的学术资源而活、顺便再为大学的国际排名而活，却把培养学生放到了最后，那又是否对得起公立大学的纳税人资源、又是否对得起大学本身的职责担当、有是否对得起孜孜以求学问却被忽略的那群优秀人才呢？
其实，王立新教授的question很容易解决：你到一个专职的科研机构去便是了，专心致志搞研究，不用给学生上课，两全其美的选择。但打着为学校好的名义拒绝给学生上课，我只能说，恐怕连大学本身应该做什么都没弄懂，又何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或者“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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