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在北京解放軍總院住院
34、右手傷殘得到治療
1960年，軍裡批准我去北京解放軍總院治療傷殘右手，骨科專家陳敬雲主任給我做了傷殘右手手術，取出了一塊彈片。
我右手受傷，是1946年11月，參加安丘戰役，被機槍子彈4發打在右手上致殘。當時魯中軍區醫院要給我右手作截肢手術，怕感染危及生命。徵求我意見時，我堅決不同意。隨後，魯中軍區衛生部蘇部長給我看了後說:“下午我給你做手術，爭取不截肢。”蘇部長親自給我做了手術，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還算成功，沒給我作右手截肢。
經過治療，我右手保住了。但從此手上留下了殘疾，右手再也張不開了，出院時被評為二等甲級殘廢軍人。
在解放軍總院，陳主任給我手術後，陳主任對我講:你的右手，正中神經、動脈血管完全斷裂，部份肌腱損傷，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改善一下。
經過在解放軍總院的手術治療後，我的右手，夏天疼得輕了，手指可以伸開了，但姆指、食指和中指功能基本喪失，寫字很勉強，而且持續時間不長，這就足矣了。因為不做這個手術，我的手總是伸不開，呈握手狀態，給工作生活帶來極大不便。
35、和董超政委在北京重逢
我住院期間，我的老領導董超同志，聽說我在解放軍總院住院，他帶著水果和營養品，專程來醫院看我。
董超，1915年生，山東省泰安市新泰人。開國大校，1961年晉升少將。他1934年參加革命，193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山東抗日遊擊4支隊政治員，魯南軍區獨立1團政治處主任，魯中警備2旅政治處主任，華東野戰軍8縱隊23師政委，魯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南京軍事學院基本系政委、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軍政大學副政委。
董超1947年至1949年先後任8縱23師政委，26軍77政委，這期間，我任8縱23師68團迫擊炮連指導員、68團直屬隊政治協理員，68團政治處組織股副股長、68團1營教導員，我和董政委一起參加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解放上海等戰役戰鬥。
董政委從山東調到江蘇南京和北京工作後，我們好多年沒見面了。此時我們在北京重逢，分外高興。我們拉得最多的話題，是戰爭年代在77師的戰鬥歷程。
九、到33師工作
36、從團單位來到了師單位
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在團單位擔任政治委員，從事和完成了大量地基層政治工作任務。1962年7月，我結束了9年團政委工作，調到33師任政治部副主任。
1962年我在33師任政治部副主任期間，軍隊第三次授銜，我晉升為上校軍銜。
37、組織部隊開展“兩憶"、“三查”運動
1963年3月，根據毛主席關於新式整軍運動的指示精神，我軍部隊普遍進行了“兩憶”（憶階級苦、憶民族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運動。我和師政治機關的同志，根據上級要求，深入部隊推動“兩憶”、“三查"活動的開展。
通過新式整軍，讓廣大指戰員正確認識和對待我國當時面臨的經濟困難，堅定了革命立場，激發了革命鬥志。
38、大力開展四好連隊、五好戰士活動
從1961年起，為貫徹軍委擴大會議《決議》的精神，部隊普遍開展了“四好"連隊運動（政治思想好丶三八作風好丶軍事訓練好丶生活管理好）和五好戰士（政治思想好丶三八作風好丶軍事訓練好丶完成任務好丶鍛鍊身體好）活動。
我和師政治部，一起研究部署開展四好連隊、五好戰士活動的實施方案和措施，經常到全師所屬連隊，檢查這項活動的情況，推動這項活動的深入發展，促進部隊的政治建設。
39、推動部隊開展農副業生產
1959年至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為了減輕人民負擔，保障部隊生活，渡過困難時期，我們部隊積極響應上級搞好農副業生產的號召，把農副業生產作為中心任務來抓。各部隊依防區地勢，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廣開門路、生產救災。
根據上級安排，我們軍所有部隊團以上單位都要開辦農場，建立生產基地。
根據這一任務，我們在部隊廣泛開展搞好農副業生產意義的宣傳教育，提高廣大指戰員參加農副業生產的極積性。
實踐證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軍隊抓好
農副業生產，不僅彌補供應不足，還改善部隊生活，並且減輕國家負擔。
40、掀起學習雷鋒的熱潮
從1963年開始，根據上級要求，我們組織部隊掀起了宣傳、學習雷鋒的熱潮。
我和師政治部的同志們，認真學習領會學習雷鋒的意義作用，爾後，研究確定全師開展學習雷鋒活動的指導思想、步驟、方法和措施。我們引導各團營連單位，利用廣播、幻燈、圖片展覽、牆報丶黑板報、學唱歌曲等形式，宣傳、頌揚雷鋒事蹟。
通過宣傳鼓動，引導廣大指戰員學雷鋒精神，走雷鋒成長的道路，人人爭做雷鋒式的戰士，成為廣大幹部戰士的心聲。當時，我們33師學雷鋒活動開展的有聲有色，以黨團小組或班、排為單位成立的學雷鋒小組，如雨後春筍，遍佈整個部隊，部隊出現了新氣象新面貌。
學雷鋒活動中，我們注重抓好典型，挖掘、培養了99團2營炮連副指導員吳風謹，成為我們全師學雷鋒標兵。1964年，吳風謹被26軍樹為軍學習毛主常著作標兵。
十、到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深造
41、赫赫有名的解放軍政治學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培養適應現代戰爭要求的中、高級政治工作領導幹部，經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批准，在北京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直屬中央軍委領導。
其基本任務是：提高全軍中、高級政治工作幹部和部分軍事、後勤工作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素養、黨的政策水平和社會主義覺悟，增強黨性；學習現代化的軍事科學基礎知識和軍隊政治工作，使之能更好地擔負起現代化建設中的領導工作任務；有效地加強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建設，以適應現代化建軍和作戰的需要。
學院經過2年多的籌建工作，於1954年4月開始舉辦高級幹部文化補習班。1955年3月16日，首期開學。羅榮桓領導了政治學院的創建工作併兼任院長。
1956年3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在北京舉行授旗、開學典禮。國防部副部長譚政代表國防部授旗；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和總政治部主任兼政治學院院長羅榮桓在典禮上講話。
政治學院籌建於1951年底。1953年6月4日破土動工建校舍。1954年4月，開始舉辦高級幹部文化補習班。11月11日，中央軍委任命羅榮桓兼任院長。
1957年以後，隨著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學院的編制體制、教學內容幾經調整，但始終堅持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繼承和發揚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光榮傳統，為部隊培養了近萬名中、高級政治工作領導幹部。1966年10月起，由於“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學院停止了教學活動。1969年，政治學院和高等軍事學院、南京軍事學院、後勤學院被撤銷，合併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
42、努力用知識提高自己。
新中國建立後，我們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和任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處於戰爭分裂的國家轉為和平統一的國家，經濟社會建設成為首要任務。
戰爭年代，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打敗了敵人，建立了新中國。和平年代要學習經濟和文化，努力建設新中國。
我從兒時就渴望求知上學，因為家境貪困，沒有上過一天學。參軍後，拜戰友為師，經過自學，多少有了些墨水，由普通一兵成長為軍隊政工領導幹部。
想去學校學習，用知識武裝提升自己，一直是我的願望。渡江後我們進駐上海一年多的時間裡，雖然解放臺灣的訓練、教育工作任務十分繁重緊張，我總是抓住一切機會進行學習。
1950年春天，我住在上海吳淞口”萬盛醬園”，第一次從一位學生那裡，看到一本關於語法和標點符號的小冊子，我借來閱讀了三天，收穫很大，從此，我開始接觸語法和標點符號方面的知識。
在上海的一年裡，我抓緊時間閱讀了《政治經濟學》（蘇列昂捷夫著）和《中國近代史》，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理論、歷史書籍。
抗美援朝結束，從朝鮮回國以後，我又開始了語法和數學的自修。看了朱德熙和呂書湘著的《語法修辭講話》。其實當時我應當從語法的基礎知識學起，當時不懂得這一點。數學，我自修到小學算術。
但不管怎麼說，渴望學習，特別是正規系統的學習，一直是我的願望。建國初期，部隊組織大批幹部輪換學習文化，我要求去學習，上級領導總是說，你有文化，現在輪不到你。幾次學習機會都不讓我去。
1963年，我來到了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系統學習了一年半，終於滿足了求知若渴的願望。
1963年8月，根據組織安排，我來到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成為解放軍政治學院一名學員。
當時學校的課程是，讓我們反覆學習了《毛澤東選集》。由於當時是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他作出規定，軍隊政治院校以學習毛澤東思想為主。在政治學院，每天手捧毛澤東選集，天天學習。當時以自學為主，上課輔導不多，一至四卷，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不知反覆看了多少遍。
我們學習期間，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來學院講過外交形勢，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和幾位副主任先後來學院講過軍隊政治工作。
43、和丁浦老戰友常見面
我在北京政治學院上學期間，經常見到劉丁浦老戰友。
劉丁浦同志和我，祖籍都是臨沂的，我是沂南，他是蒙陰，相距不遠，我們還有親戚關係。我從小就知道丁浦家，他家是進步地主，為抗戰作了不少貢獻。1942年，我第一次見到丁浦同志，他已是幹部，我是武工隊戰士。丁浦同志入伍前在濟南一中上過學，這在當時我軍部隊裡，是難得的“秀才"，他一當兵就是幹部。我們同在華東野戰軍八縱、後改為26軍工作過一段時間。1949年解放上海前夕，我是77師230團1營教導員，他是26軍敵工部長。上海解放以後，丁浦調到上海警備區。
有一天，78師衛生隊指導員支福田約我一起去看丁浦同志。支福田蒙陰人，我小時就知道支家，和我也有親戚關係。支福田1942年入伍，他上過小學，這在當時我軍部隊裡是“文化人”了，他後任26軍78師政治部副主任。他和我、丁浦都是魯中軍區部隊戰鬥成長起來的。
上海解放不久的一天，陽光明媚，晴空萬里，我和支福田騎馬來到丁浦部長住處，丁浦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我們剛攻佔上海，勝利的喜悅還未散去，我們三個人為同鄉，又參軍同在一個部隊，槍林彈雨的共同戰鬥過，親身參加解放上海的戰鬥，親眼目睹了上海的解放，又在上海相見重逢，心情格外激動，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1963年至1965年，我在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上學期間，丁浦當時在國防科工委第十研究院十五研究所政委（正師），每到週日都約我去他家。我們見面拉得最多的話題，還是當年我們在魯中軍區26軍部隊的一些往事，還有暢談我們國家的發展和未來。我每次去丁浦家，他們全家都為我炒上幾個菜，包餃子，我和丁浦、他的愛人和孩子們，坐在一起吃個家宴，邊吃邊說，十分熱鬧，甚為高興。我每次去丁浦家，如同回到自己家裡一樣。
44、差一點留在政治學院
我於1965年5月從解放軍政治學院畢業，當時校方想留我在學院政治部組織部工作。學院領導找我談話，我說感謝學校領導的信任，但我文化不高，一直在部隊工作，沒有院校工作經歷和經驗，不適合在學校工作。我謝絕了校方的留意，堅持回到了26軍。
1965年5月，我在政治學院學習期間，我軍取消實行了10年的軍銜制和13年的軍官制，軍官改稱幹部。並實行了減酬定級，參照地方國家行政幹部級別定級，我級別定為12級，減薪50元。
44、受到毛主席接見
1965年，我在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學習期間，有一天，接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見我們，我們都興奮不已。
我們全體學員，來自全軍不同的單位，按統要求，全體學員身著軍裝，整齊劃一，來到人民大會堂，受到了毛主席接見。在人民大會堂，毛主席向我們走來，我們全體學員激動不已，有的留下了熱淚。然後，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委員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和我們合影留念。這是我第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見，讓我留下永恆的印象。
WP老馬根據父親劉乃晏口述、有關資料整理
2020、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