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聯安研究院 學術顧問 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 任彥申
編者按：任彥申書記先後在清華和北大學習工作並擔任領導職務多年，對中國這兩所最著名學府的歷史、文化、風格均有深刻了解。這篇文章摘自任書記十三年前流傳甚廣的大作——《從清華園到未名湖》，雖然寫於多年前，由於任書記觀察細緻入微，文筆輕快練達，今天讀來依然令人莞爾，引人深思。任書記作為聯安研究院的學術顧問，對聯安的學術研究與發展非常關注。在當前極為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下，聯安研究院以本篇文章表達對中國教育安全、人才安全的關切。
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任彥申
我在北大工作期間，不時有人告誡我“不能把北大辦成清華”，我以為這是重要的提醒，也是重要的辦學原則。大學最忌諱的是千校一面，用一個模子複製。我們既不能把北大辦成清華，也不能把清華辦成北大。北大清華應當各有千秋，各具魅力，各領風騷。
我先後在清華、北大求學就職三十年，也許是因為我對清華、北大都比較熟悉，因此經常有人問我對兩校的看法。
北大在戊戌變法中應運而生，是從封建時代的太學、國子監演變而來的，她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清華建立於1911年，是用美國人退還的“庚子賠款”餘額創建的，從最初的留美預備學校演變為大學。
這些先天因素對後天個性必然產生影響。在歷史上就曾有“北大老、清華洋”的說法。
北大曆來以文理學科為主、以基礎研究見長，重學而不重政、重道而不重勢、重學而不重術，可以說是北大的傳統。蔡元培認為，學與術可分為兩個名詞，學為學理，術為應用。文理二科，專屬學理；其他各科，偏致應用。治學者方可為“大學”，治術者只不過是“高等專門學校”。
他雖然也說過要學、術並進，但實際上看不起應用學科。在北大，重理學輕實學、重科學輕技術、重基礎研究輕應用研究的辦學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上世紀50年代初高校院系大調整之後，北大成為一所以文理基礎學科為主的大學，文科由文史哲當家，理科由數理化當家，工程技術類學科和偏重應用的學科大多被剝離出去。
而清華基本上成了一所工程技術大學，理科保留了一點，而哲學和人文社科類的學科統統被剝離出去。
北大、清華的這種學科特點也必然影響到各自的思想方法、行為方式和價值尺度。如果說科學的使命側重於認識世界，那麼工程技術的使命則側重於改造世界。因此，北大更看重在認識世界方面有什麼新思想、新見解，而清華更注重在改造世界方面有什麼新方案、新成效。
北大思想解放、思路活躍、務虛能力較強，喜歡坐而論道，往往想法多、辦法少，醒得早、起得晚。清華則嚴謹務實，雖然想法不如北大多，但辦法比北大多，想得到也能辦得成。如果能把北大的“想法”和清華的“辦法”結合起來，勢必如虎添翼。
北大和清華都有著很強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但表現形式大不一樣。清華不但自我感覺好，而且很關注別人的評價。北大對自己有充分的自信，不在乎別人說什麼，反正北大就是這樣。
清華注意內外有別，“家醜不可外揚”，儘管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但對外的聲音常常是一致的。如果哪個清華人在外面說了清華的壞話，就會觸犯眾怒，招致“群起而攻之”。
而北大則內外無別，常常“內戰外打”，北大人在外面說北大的壞話是常有的事，人們似乎也無所謂。在一些評獎、評優、舉薦人才的活動中，因為來自北大的評委揭自己的短，而使北大落敗的事情時有發生，這在清華是難以想象的。如果上級部門到北大、清華考察人才，在北大考察的結果往往是“雖然……但是……”，而在清華考察的結果往往是“不但……而且……”。
北大包容性較強，頗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風度，各種不同意見都允許發表，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怪誕不羈的人都允許存在，很難統一認識、統一指揮、統一行動。
北大和清華都地處北京市海淀區，經常要同市、區、鄉鎮、街道打交道，沒有地方當局的支持寸步難行。如何處理好同地方當局的關係，是個大問題。如果學校自命清高，凡事走上層路線，那麻煩就多了。
海淀區的一位領導對我講，清華從區裡得到的實惠要比北大多，而區裡對清華的印象要比北大好，為什麼？北大太清高，對地方當局總喜歡提意見、提要求、講道理，缺乏尊重，不會說“感謝”二字，似乎別人為北大做事都是應當的。道理很重要，但光講道理是辦不成事的。
他希望北大以後在同地方當局打交道時換個思路：第一，學會尊重，善交朋友；第二，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第三，才是講道理，以理服人，照理行事。清華在同社會打交道時，要比北大精明、務實得多。
近年來，一批清華畢業的人步入中國政壇的高層，非常令人注目，而北大畢業的高官則很少，於是有人便發出“北大荒”的感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首先，這同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有關。在新中國建立初期，那是“革命家治國”的階段，大批搞革命、打天下的功臣走上領導崗位。那時候人們更關注幹部的革命經歷，而不大注重教育背景。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國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的時期，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硬專家治國”階段，許多有工程技術背景的工程師進入政壇，這時候清華具有明顯的優勢。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開始向現代化社會過渡，逐步進入“軟專家治國”階段，具有法學、商學、經濟學、政治學以及現代科技背景的人正在步入政壇。
在新時期，北大、清華各有千秋，北大的後發優勢也開始顯現。其實，不論具有清華學歷或是具有北大學歷的領導人，大多數並不是從學校直接進入政壇的，而是在長期社會實踐中湧現出來的。“時勢造英雄”，是社會發展對領導者素質的要求決定了領導層的構成。
其次，北大、清華不同的辦學傳統也對學生的從政歷程起了很大影響。北大是在廢科舉、興學堂的背景下誕生的，是封建科舉制度的直接對立物。然而在創建初期，仍然沿襲科舉陋習，以讀書做官為目的。
蔡元培先生主持校政後，下決心實行官學分離，切斷與官場的直接聯繫，擯棄“讀書做官”的傳統，清除科舉制度的積弊，這是北大的一個劃時代進步。然而，在北大步入現代大學的軌道後，如果仍然沿襲“北大不培養做官的”這一辦學理念，那就不合時宜了。
任何一個國家的重點綜合性大學，如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不但要培養傑出的學者、科學家，也要培養優秀的經理、企業家，還要培養傑出的政治家、行政家。耶魯大學創建之初就提出，學校的使命就是“為國家和世界培養領袖”。
果然在耶魯大學的畢業生中，產生了8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元首，530名美國國會議員。後來，耶魯大學又提出它的基本使命是“保護、傳授、推進、豐富知識和文化”。
哈佛大學在三百多年的歷史中，不僅造就了37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且從校友中產生了7位美國總統和外國元首，同時還培養了無數的優秀企業家，從而形成了人才濟濟、碩果累累、財源滾滾的盛大景象。
特別應當提到的是，清華從20世紀50年代起，蔣南翔校長就創造了一種幹部“雙肩挑”制度，從學生和青年教師中挑選一批政治素質好、業務能力強又有管理才能的人擔任“雙肩挑”幹部，並有相應的政策作保證，從而造就了一批覆合型人才。
這些人走向社會後，很快顯示了自己的綜合優勢。當今活躍在中國政壇高層的清華畢業生，大多在學校受過“雙肩挑”的訓練。
世界上的著名大學風格各異，但有著共同的大學精神。哈佛大學的校訓是“讓真理與你為友”；芝加哥大學的校訓是“讓知識充實你的人生”；劍橋大學的校訓是“求知學習的理想聖地”；斯坦福大學的校訓是“願學術自由之風勁吹”；加州理工學院的校訓是“真理使人自由”；悉尼大學的校訓是“繁星縱變，智慧永恆”。
從這些著名大學的校訓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共同的大學理念，這就是崇尚真理、追求知識、珍視人才、熱愛自由、啟迪智慧、引導人生。
北大和清華不僅有“異”，而且有“同”，在本質上有著許多相通之處。這兩所大學都鮮明地體現著中國知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操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都充滿著追求真理、崇尚知識、珍視人才、關愛學生的大學精神。北大的“兼容幷包”與清華的“厚德載物”，北大的“敢為人先”與清華的“自強不息”何其相似！
追求卓越、爭創一流、志向遠大、銳意創新、功底紮實、注重後勁等等，這些都是北大和清華共同的辦學思想。
北大和清華既是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又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彼此都把對方作為最重要的參照系。在長期的歷史中，北大與清華在客觀上形成了唇齒相依、榮辱與共的兄弟關係。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如果北大遭到厄運，清華也大抵在劫難逃。
今天，不僅社會上的人們已經習慣於將北大和清華相提並論，而且政府在出臺有關大學的政策措施時，也總是對北大和清華一視同仁，儘可能“一碗水端平”。比如實施“211工程”時，教育部對兩校的撥款均為3.5億元；實施“985計劃”一期項目時，國家對兩校的投入也均為18億元。
北大和清華一牆之隔，校園犬牙交錯，彼此聲息相通，人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清華的成就是對北大的鞭策，北大的成就也是對清華的激勵。
清華髮生的事情對北大來講既是“外交”，也是“內政”，反之亦是如此。北大的師生常以清華的經驗批評北大領導“治校無方”，清華的師生也常以北大的突破責怪清華領導抓事不力。
在一些重大政策舉措出臺之前，兩校都會主動了解對方的動向，弄清對方的虛實。以至於北大和清華在入冬時哪一天開始供暖，開春後哪一天停止供暖，都會自動取齊。
北大和清華不同的個性特點，很難用優劣高低加以評判。清華就是清華，北大就是北大，清華不是北大，北大也不是清華。
這並不意味著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相反，雙方要更加相互尊重、相互借鑑、取長補短、比翼齊飛。在中央醞釀出臺“985計劃”時，北大和清華的領導經過多次協商，聯名向中央提出了兩校攜手共創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議，並在合作辦學、優勢互補、資源共享、互聘教師、互相選課、互認學分、聯合培養學生等方面達成了一些共識和協議。
衷心期待北大和清華在共創世界一流大學的征程中結出更多更好的合作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