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所慎：齊，戰，疾。”（《論語-述而第七》)孔子所慎重對待的事有三件：祭祀、戰爭、疾疫。
新冠病毒肆虐，讓我們通過《論語》裡記載的三個故事看看孔子是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無助之災的。
故事1:伯牛有疾
《論語-雍也》第十章：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這裡講到孔子的弟子伯牛，名字叫冉耕，得了個惡病，大概是一個無法治療的疾病，孔子去探望他。因為伯牛染上這個惡疾，伯牛的家人不願意讓孔子進病人的屋裡去看望，孔子不得不隔著牆壁，從窗口去相見。這個“牖”就是窗口，所以“自牖執其手”，是從窗口那裡握住伯牛的手。然後孔子說:“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入也而有斯疾也!”這麼好的人，怎麼會患這樣的惡病?這難道是天命嗎?
從這個故事我們首先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孔子探危重病人，不進房間，而是從窗口相見，是不是古人也懂得隔離的道理?這點現在不好考證。在《朱子集註》中，朱熹提出，因為伯牛在家裡是要以面君之禮來尊孔，對孔子就好像臣對君一樣，而孔子不敢當，他身份不是國君。但是伯牛家人對孔子非常禮敬，所以孔子就不進屋裡面，只是從窗口那裡握著伯牛的手。實際上清儒已經對此辨別清楚，朱熹的說法是沒有依據的。但到底孔子為何只是從窗口探望生病的伯牛，給後人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間，也不排除當時已經有隔離的初步意識。
關於這一段的核心意旨，李炳南先生在《論語講要》裡面有段說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孔子晚年喪子，弟子顏淵亦早死，是皆天命。”
孔子也是聖人，他晚年喪子，這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確實是令人非常難過的事情。弟子顏淵又早死，這也是對子孔子一個很大的打擊，這個打擊比晚年喪子的打擊更重。《論語》中並沒有記載孔子因為喪子而說出非常哀痛的話，但是顏淵死的時候，他卻說出“天喪予，天喪予”，天要滅我嗎?他說出這樣的話，是因為顏淵是能夠真正繼承孔子道統的人，孔子重視精神道統的傳承，更超過對自己骨肉的重視。舉這些例子，都是說明聖人也有天命，敬畏天命。
只是聖人跟小人不同的地方，在於聖人樂天知命，所以《禮記-中庸》中說“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這個居易，是講素位而行，就是他能夠平心靜氣，安分守己地來面對天命。君子在苦難中能夠修身養性，做自己該做的事情，這就是俟命，俟是等待，等待命給他安排機遇、安排責任。而且在等待時，他的心是安的。小人就不ー樣了，“小人行險以僥倖”，小人不知天高地厚，冒險行事，做不該做的事情，希望能夠僥倖得到意外的好處。其實小人行冒險，通過僥倖所得到的，還是他命中該有的東西。命中沒有的，沒有辦法僥倖獲得，冒險行事的結果，很可能是遭殃。
孔子本人並不是醫生，當時的科學技術和醫術也有其侷限性，孔子不能超越歷史，不可能治好伯牛的病或者讓顏淵不早死，孔子知道這背後有天命的必然，他一方面坦然面對天命，而另一方面，他更有同情和傷痛。坦然與傷痛這兩種態度看似是矛盾的，但孔子正是要告訴我們，作為人，我們只能活在這種矛盾的張力中，以中庸的態度保持中道，而“中庸”作為孔子思想最深刻的智慧，又只能通過在實踐中體悟，而不能機械地理解。
故事2:子畏於匡
《論語·子罕》第五章: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這是孔子一生中遭遇的幾件大事之一。匡是一個地名，在宋國。畏，是受到威脅，這個字代表很嚴重、很可怕、很危險的一件事故。
《史記》上對此記載的也是驚心動魄：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
孔子將要到陳國去，經過一個叫匡的地方，弟子顏刻替他趕車，顏刻用馬鞭子指著說:“從前我進入過這個城，就是由那缺口進去的“。匡人聽說，誤以為是魯國的陽虎來了，陽虎曾經殘害過匡人，於是匡人就圍困了孔子。孔子的模樣很像陽虎，所以被困在那裡整整五天。顏淵後來趕到，孔子說:“我還以為你死了。”顏淵說:“老師您活著，我怎麼敢死!“匡人圍攻孔子越來越急，弟子們都很害怕。
在這樣危難的情況之下，孔子很鎮定，從容地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如何理解這則論語?前輩名家各有解釋。
錢穆先生註解——孔子臨危，每發信天知命之言。蓋孔子自信極深，認為己之道，即天所欲行於世之道。自謙又甚篤，認為己之得明於此道，非由己之知力，乃天意使之明。此乃孔子內心誠感其如此，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非於危難之際所能偽為。
李澤厚先生註解——孔子以傳道即保存、傳遞“先王之道”為己任，即今之所謂文化責任感、歷史責任感。
南懷瑾先生註解一一我們看到孔子在一個這樣危險的情況下，他始終不以宗教精神，來個禱告，求神保佑。他始終建立一個人文之道，處一切人、事，要自己増加自信。也是他一貫做人處世，處困難當中的精神。
南懷瑾先生的註解中提到一個詞:“宗教精神”。對宗教精神這一概念，南先生是作狹義理解的，所以他說孔子不以宗教精神求神保佑。“宗教精神”一概念，也可以做廣義理解，孔子對天道、天命的信仰也可以說是一種宗教精神或宗教情懷。孔子對於“天”的態度一直保持著一種張力，天命對於孔子，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
一般人一旦遇到重大災難或理性無法解決的難題，這種對”天”的敬畏的缺失就開始凸顯出來，人們會由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精神極端脆弱，極端迷信，極端不理性，對什麼都不信，又對什麼都容易輕信。當疫情變得越來越嚴重時，很多人的思想狀態就會處在這樣一個階段。
讓我們再回頭看看孔子吧，當孔子在災難面前說“周文王死了以後，周代的禮樂文化不都體現在我的身上嗎?上天如果想要消滅這種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這種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滅這種文化，那麼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其中既有對自身使命的期許，更有對天命的堅定信賴。我們在孔子關於“天”的言論中可以看到，孔子對於“天”，既敬畏，又自信。當敬畏之時，天似乎是外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必須敬畏。而當自信之時，天又是內在的，孔子自稱“五十而知天命”，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天命又是可知的。這是兩種矛盾的態度，在西方哲學看來，甚至是不可調和的，但在孔子身上，這兩者又是完美結合在一起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孔子在天命的各種時機中，恰如其分地展現出他對天既敬畏又自信的信念。孔子以他獨特的中庸智慧，在宗教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間，保持了一種平衡。
故事3:祭如在，不欺天
《論語-子罕》第十二章: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問，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這段話涉及的孔子弟子是子路，子路可以說是對孔子最忠誠的弟子。“使門人為臣”，指讓孔子門人為孔子做家臣負責治喪。按照當時的禮制，孔子不是大夫，死後不應由家臣來料理喪事，可是在他一次病重之際，子路等人卻悄悄做了類似的安排，這自然是出於對老師的尊重。孔子病情減緩之後為此痛責子路，認為是欺天之舉。孔子說:“好長時間了，子路用這種詐偽的方法啊！我沒有家臣，卻裝作有家臣。我這是欺騙誰呢?難道要欺騙上天嗎?而且我與其死在家臣的手裡，不是還不如死在你們的手裡嗎?況且我即便不能用大夫禮葬，難道我就死在道路上沒人埋葬嗎?”
對於此章，陳祥道注曰:門人慾厚葬之者，義也;孔子不敢厚葬之，禮也。夫詐則不誠，欺則不忠，不誠則無以行己，不忠則無以事天。故於己言詐，於天言忠。《四書解義》曰: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守禮以正也。由前言之，見家臣之不當有;由後言之，見家臣之不必有。有可愛人者，當愛以德；敬人者，當敬以禮。庶乎理順心安，而無逾越之失也。
一個人生死之際的感言最足以展現他的內在精神，因為此時的自我已經沒有任何隱瞞的必要了。孔子對於天是敬畏的，尤其在生死之際，這種敬畏表現為一種“不欺天”的坦誠。孔子曾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論語-季氏》)正因為敬畏天命，所以孔子不為虛榮而做那些純形式主義的虛假形式。子路想按照大夫的禮儀厚葬孔子，這種感情可以理解，但孔子說，在生死之事上，首先要有誠敬和敬畏，所以不能欺天，該用樣的禮儀就要用怎樣的禮儀，既然不是大夫，就不能用大夫的禮儀厚葬。
這裡說到對天的敬與誠，但孔子在另外一處又有不同的講法。《論語-八佾》中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祀祖先就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神就像神真在面前。孔子說:“我如果不親自參加祭祀，那就和沒有舉行祭祀一樣。”在這裡，孔子同樣是在一種矛盾中表達中庸的精神。一方面，孔子對鬼神是承認的，所以他要祭祀，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像一般老百姓一樣迷信鬼神。在孔子的祭祀中，他強調的是對祭祀對象的尊崇以及自身的崇敬之心，至於被祭祀之鬼神是否存在本身孔子存而不論。因為孔子說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
如果我們本著懷疑精神去追問的話，既然孔子根本不能確認鬼神是否存在，為什麼要祭祀呢?而且祭祀的時候還要“祭神如神在”，這不是假裝神在?
我們首先要明白，春秋依然是一個鬼神祭祀盛行的時代，而人們對鬼神祭祀的背後也包含著對天命的敬畏，或者反過來說，在當時，對天命的敬畏就體現在鬼神祭祀的儀式中，雖然很多人在鬼神祭祀中帶有很多功利的動機，或祈福，或求免災，或為戰爭勝利等，但鬼神祭祀儀式仍不能廢除。也就是說，在鬼神信仰和祭祀儀式中，既包含著積極的東西，也包含著消極的東西。孔子對這兩者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一方面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反對那種純為了謀利去賄賂鬼神的祭祀，另一方面，他又贊成人們“祭神如神在”，在真誠的祭祀中保持對天命的敬畏。至於鬼神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同樣可以做此理解一一孔子會告訴你們，你們以為的那種鬼神並不是以你們以為的那種方式存在的，但鬼神也並非不存在，他以某種方式存在著，你們祭祀的方式不能抵達你們想象中的鬼神，但對鬼神的祭祀中確實包含著天命的信息，所以你們還是應當真誠地祭祀。
祭祀的問題也與另一個問題相關聯，生命為什麼需要儀式感?孔子反對虛假的、沒有真摯感情的禮儀，但孔子又堅定地維護周禮重視禮儀。《論語-鄉黨》中描述孔子說:“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然，迅雷風烈必變”。看見穿孝服的，雖然平日很親密，也一定改變容顔。看見戴著正式禮帽的人和盲人，雖然經常遇到，也一定表示禮貌。遇到穿喪服的，在車上俯身表敬意，同樣姿態對待拿著國家文件的人。豐盛的宴席，一定改變面容以致意。巨雷大風，一定變色而起。如果說聽到“迅雷風烈必變”是“所以敬天之怒”，那麼見到穿喪服的人、盲人以及揹負圖籍的人所表現的尊重與同情，則是基於對於天命的敬畏而產生的對於生命和文化的敬畏。
面對新冠病毒這一災難，讓我們像孔子那樣，首先對患者和逝者寄以同情和哀悼，讓我們在反思中學會敬畏天命，然後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堅信我們的使命，無畏前行。
（來源：孔孟之鄉 論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