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是什麼書？
《左傳》，相傳為春秋末年魯國史官左丘明著。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是一部編年體史書。
所謂編年體，是指史書的一種體裁，因為它以年代為線索編排有關歷史事件，故而成為編年體。編年體史書中著名的有《春秋》、《左傳》、《資治通鑑》、《竹書紀年》、《漢紀》、《後漢紀》、《國榷》等。
《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春秋》相傳是春秋時期儒教創始人孔子的作品。
由於春秋時期中國並沒有紙張，長篇文字記錄，只能書寫在用竹子製成狹長竹片上，再穿片成冊，做成笨重的竹書。也就是說，受制於春秋時期著書難度的限制，春秋內容並不多。再加上《春秋》裡有描寫當時在位的魯侯——魯哀公的內容，很多內容無法“直書其事”。因此《春秋》文字簡練，寓意深奧。
《春秋》文字簡練，寓意深奧，自然學起來就極為困難。有基於此，孔子的門人依照孔子當年對春秋的講解，彙編成書。這種書稱之為傳。傳就是傳道解惑的意思，屬於古籍註釋體例之一，類似的還有注、箋、正義、詮、義疏、義訓。在古代，只有對儒教典籍的解讀，才能稱為傳。
“春秋三傳”，就是指解釋春秋的三種派系。
其中《公羊傳》、《穀梁傳》都自稱源於孔子弟子，而《左傳》則源於魯國史官左丘明。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有關於左傳成書原因的記載，裡面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雖然如此，其實《左傳》並非真的解釋《春秋》的傳，相對於解釋《春秋》，《左傳》用更多的篇幅記載了很多《春秋》中原本並沒有的內容。也就是說，《左傳》其實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就是《左傳》成書的年代。
其實對於《左傳》的成書，歷史上有過不少爭論。
司馬遷的《史記》最早記錄了關於《左傳》成書的內容。但是這份記錄卻並不能拿來作為證據。因為司馬遷在記載儒教傳承的《儒林列傳》並沒有任何相關記載，而是在疑似已經失傳，後人補作的《十二諸侯年表》中記載了《左傳》。
（關於《十二諸侯年表》是後人補作之事，以後有機會再談）
其後著作《漢書》的班固等人認為《左傳》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寫，並在《漢書·儒林傳》中補充了《左傳》的傳承。但是因為補充了《左傳》的傳承，因此《漢書》的《儒林傳》與《史記》的《儒林列傳》存在明顯的差異，即距離事件發生近的人沒有幾百年後人知道的詳細。
之後開始出現懷疑的聲音。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自此開始了宋代學者懷疑經傳的風氣：宋代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宋代鄭樵在《六經奧論》中，認為《左傳》作者是戰國時的楚人；儒教理學的奠基人——朱熹，認為《左傳》作者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到了蒙古入主中原後，更有學者程端學認為《左傳》是偽書。到滿清入關後，大名鼎鼎的鐵齒銅牙——紀昀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而作為滿清時期考據學大成的康有為，則認為《左傳》是劉歆所作。到現代後，今人童書業則認為《左傳》是吳起所作，趙光賢則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
現在一般認為《左傳》成書於公元前4世紀中葉的戰國時期，為吳起所作。
其實根據《左傳》本身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先說結論，今本《左傳》應成書於漢代孝武皇帝改曆法之後，最晚不早於劉歆將古文左傳翻譯為今文左傳。也就是說，康有為的判斷最為符合。
如何確定左傳的成書年代呢？
對於一般書籍而言，其內容可以作為推斷成書上限的佐證，即用書中的內容證明某書最早成書不早於何時。比如有學者用《左傳》記載的預言，來證明《左傳》成書不早於戰國初年。因為一般而言，預言其實是後人附會之詞。只有經歷過，才可能完全準確。但是由於《左傳》內有關於周朝滅亡時間，及最終楚人代周（指建立漢朝，漢朝開國君主劉邦是楚人）的預言，故而這樣的推論並非主流。也就是說，學者一般不會以預言為依據推測《左傳》的成書時間，就算以預言來推測其成書時間，也會忽視最晚實現的幾個預言。
考古出土也可以作為成書時間的佐證。但由於至今為止，只有記錄部分《左傳》內容但來源不明的戰國楚簡現世，而沒有任何戰國期間的《左傳》及相關文物出土。因為來源不明的竹簡存在作假的可能，所以也無法確定《左傳》的成書年代。
有鑑於出土文物缺失，我們只能從左傳本身的內容來分析《左傳》的成書時間。好在《左傳》為我們提供了充足的證據。
《左傳》在隱公三年，記錄了一段衛國的史料：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籲，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籲，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籲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衛國真正滅亡時間，是在秦朝統一六國之後，是生存時間最長的周代諸侯國。按理說除了衛國史官外，只有衛國滅亡後，收集其史料的秦，以及繼承秦資料的漢能夠查閱到衛國的史料。
除此之外，楚國、吳國在春秋時期，僭越稱王。然而除了本國人外，其他諸侯國並不承認，也就是說，別國的史官並不會以王來稱呼楚國、吳國國君。而《左傳》在多處稱楚國、吳國國君為王，說明《左傳》作者擁有的史料來源於楚國、吳國本身。秦國在後期才滅了楚國，《左傳》中大量出現楚王的稱呼，說明要麼其作者是楚國人，要麼其作者是在楚國滅國後獲得的史料，換句話說，就是秦漢以後的人。
因為《左傳》中有大量楚國史料，所以從宋代起，就有學者認為《左傳》是楚人所作。今人認為家鄉在左氏的吳起是《左傳》的作者，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因為《左傳》裡有大量衛國、楚國等史料，而吳起本人是衛國人，相傳又曾在魯、魏、楚三國出仕，其中在魏國時擔任過史官，符合《左傳》混雜各國史料的特徵。
那麼吳起是否是《左傳》的作者呢？
《左傳》所記載的時期，叫做春秋。春秋時期屬於周朝的一部分，當時周朝所用的歷法，與現在不同。我們現在用的歷法，包括陽曆和農曆。
陽曆是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運動週期為基礎而制定的歷法。陽曆的一年近似等於地球公轉一圈的時間。雖然陽曆一年包含了12個月，但這個“月”僅僅是人為分別的月份，與月球週期變化無關，也就是說陽曆只能表示地球公轉的規律。
與陽曆相對應的是陰曆，陰曆是指按月亮的月相週期來制定的歷法。以月球繞行地球一週（以太陽為參照物，實際月球運行超過一週）為一月，即以月亮消失看不見的一天為朔日，定每月初一，以月亮最圓的一天為望日，定為每月十五，以此確定月份，一年分為十二個月。
農曆則是包含陰曆和陽曆的陰陽合曆，以朔望日製定每月日期，以二十四節氣來表示太陽與地球的關係，並以特殊節氣來為月份命名。
我國現在使用的農曆又叫夏曆。夏曆以白天最短的一天——冬至所在的月為十一月，以白天最長的一天——夏至所在的月為五月，將一二三月稱為春季，四五六月稱為夏季，七八九月稱為冬季，十十一十二月稱為冬季。
夏曆據說是夏朝制定的歷法。相傳夏朝滅亡後，商朝為了區別自己和夏朝，改變了曆法，以冬至所在的月為十二月，制定了商曆。到了商朝滅亡，周朝則以冬至所在的月為正月，制定了周曆。之後秦滅了周，以冬至所在的月為十月，制定了秦歷。到漢代，漢武帝按司馬遷等人的建議，重新制定了新的歷法——以夏曆為基礎的太初曆。從漢代開始，直到今天，我們使用的歷法雖然精確了很多，但最基本的規則還是夏曆的那套，因此我們依然稱之為夏曆。
《左傳》記載的是周朝春秋時期的歷史，若作者是周代的人，自然使用的是周曆。
那麼《左傳》到底是不是使用周曆呢？
是的。
春秋經文開篇寫到“元年春王正月”，《左傳》在此解釋到“元年春，王周正月”。也就是，《左傳》的作者認為春秋的正月就是周朝的正月。此外，《左傳》在僖公五年，記載了這樣的材料：“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所謂日南至就是冬至，太陽在最南邊，因此叫日南至。冬至所在的月份是正月，正是周曆的特點。
但是矛盾的是，《左傳》在隱公三年記載了“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麥指的是冬小麥，是北方的主食。漢代說文解釋“麥”道：“芒穀,秋穜厚薶,故謂之麥”。意思是指冬小麥在秋季就得播種，大概到來年夏季四月末到五月份成熟。禾在說文裡的解釋是“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也就是說禾確實是在秋季八月成熟。
問題是前面我們已經說到了，左傳認為春秋的歷法是周曆，為此還專門記錄了“日南至”以證明。而麥四月成熟，禾秋季成熟，說的都是夏曆。如果換算成周歷，那麼麥應該是夏季六月末到秋季五月成熟，禾應該是冬季十月份成熟。
《左傳》的作者為什麼會認為周曆四月份可以“取麥”，秋可以“取禾”呢？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先秦的氣候和現代不一樣，導致比現代更溫暖一些麥禾更早成熟呢？
這種解釋是有一定道理，卻和《左傳》的記載不符因。為什麼？因為《左傳》本身記載了麥子成熟的時間。
左傳在成公十年裡記載了一個故事，說巫師為晉景公解夢，直言其不能吃到當年的新麥。
“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這段記載很明顯的記載了“新麥”收穫於六月。周曆六月就是農曆四月，是麥成熟的季節。
也就是說，若《左傳》記載四月份可以“取麥”，秋可以“取禾”屬實，那麼這份記錄應該使用了類似夏曆的歷法。剛才我們說過，周以後使用類似夏曆的歷法的是漢朝，而且是漢武帝頒佈太初曆之後。
漢朝於太初元年使用太初曆。也就是說，以此可以得出《左傳》成書最早不早於太初元年。
此外，在昭公二十年，《左傳》又補充了一次冬至的記錄“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冬至所在的月份不可能是二月，這條記錄的存在，進一步說明《左傳》作者不懂曆法。而曆法是史官必修的科目，例如司馬遷就參與了太初曆的制定。因此可以得出《左傳》作者不是史官。
當然，如果僅僅是這幾處錯誤，最多隻能算疏漏。要證明《左傳》成書於漢代，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對比《左傳》和《史記》，可以發現左傳和史記之間存在抄襲。
例如《左傳》在閔公元年記載瞭如下事件：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ⅴⅲ之《比》ⅴⅰ。辛廖佔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史記》在晉世家也有類似的記載：
“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佔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
可以看到，《左傳》到”其後必蕃昌。“為止，除了多一句預言晉國滅亡的”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外，和《史記》的內容一模一樣。而這一段其實是預言的內容，作為漢代才定稿的《史記》，完全可以確定預言的準確性，因此記錄此事。而對於《左傳》而言，補充這一段信息，完全是畫蛇添足。因為這一段內容其實和春秋無關，本身並沒有必要記錄。
此外，宣公三年，《左傳》記載了這麼一件事：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史記》在楚世家也有類似的記載：
“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奸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
這段記錄是什麼意思？
這段也是一件“預言”。預言什麼呢？“楚子問鼎”，問鼎是指“意思是指圖謀奪取政權，泛指覬覦侵佔別國”，所謂“楚子問鼎”也就是“楚將代周”的意思。
此外，這段內容也記錄了周朝的命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根據《史記》的記載，周確實傳了三十多代，有七百多年。（周朝明確的時間漢書有依據史記計算過，但是因為抄錄錯誤，多算了幾十年）。
我們知道，漢朝就是楚人建立起來的。這段預言其實是為漢朝的合法性背書，被漢代的《史記》記載，無可厚非。《左傳》記載此事是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預言這事有是有，但是一般不會如此準確，清楚。縱觀《左傳》，會發現左傳不僅預言多，而且非常準確。《左傳》中粗略算起，大概有兩百條預言，而其中不準的，屈指可數。
《左傳》最受後人詬病的問題之一就是好預言。然而真麼準的預言，為什麼會受人詬病呢？
因為準確率過高的預言，恰恰證明了左傳成書時間。也就是說，所謂史書中的預言，大多是後人由於知道結果，因此“杜撰”或“篩選”出準確的人為預言。古今中外，研究左傳的人，往往以預言準確與否來確定左傳的成書時間。卻往往會忽視這份“楚子問鼎”的預言。
為什麼？
因為承認這個預言，就等於否認左傳成書於史記之前。就等於證明左傳抄襲史記，因此才有那麼多和《春秋》本身無關的內容。才能解釋為什麼會出現《史記》在《儒林列傳》未記載《左傳》的情況。
而作為一個學派，根基不穩，如何能傳播，如何能影響世人？
那麼《左傳》到底成書於什麼時期呢？
我們來看一下漢書中關於左氏春秋來源的記載：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鹹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鹹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從上文可以看出，在劉歆之前，並沒有所謂的古文左傳流行，否則不會有“共校經傳”、“《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一說。那之前有沒有左傳呢？
應該是沒有的。為什麼？
同樣在《漢書》《楚元王傳》下有說道：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官，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也就是說，《左傳》直到漢成帝之前，都“臧於秘府，伏而未發”。既然“伏而未發”，就不存在有人精通《左傳》的可能，除非他們精通的並非是這本《左傳》。而縱觀漢書全書，關於《左傳》來源的記載，僅僅有此一處。
劉歆正是在漢成帝時期，校正翻譯左傳的。也就是說，從漢書上，可以明確的看出，“今文”《左傳》成書於劉歆。
至於古文左傳原書？抱歉，沒有了。包括某大學收購來的來源不明，據說源於戰國期間的《左傳》殘簡，也並非傳說中的“古文”。
也就是說，通過《漢書》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今文《左傳》最早出現的痕跡。而在今文《左傳》成書的時代，《史記》已經成書且廣為流傳，今文《左傳》在成書的過程中完全有可能抄襲史記。
綜上所述，可以看書《左傳》並非是世人認為的左丘明、楚人、吳起等人所作，甚至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著作。清代康有為的觀點，其實是最接近真相的。卻因為某些原因，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