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常常能夠看到一些批評生活節奏快，社會冷漠等的話語，尤其是當一些社會熱點事件發生時（例如老人摔倒無人攙扶此類），這類聲音會響遍網絡，挑動著我們的神經。
那麼， 人們是不是越來越冷漠了呢，令人心寒的事件又是如何發生的呢？暫且拋開社會問題不談，我們來看一個案例：
1964年，紐約市皇后區的一位20多歲的姑娘，凱瑟琳·吉諾維斯深夜下班回家，在住處所在的街道上遭到殺害。在整個受害過程中，她遭受了長時間的攻擊並且發生了很大聲響，這一切都發生在大街上。襲擊者追上她，攻擊了她三次，她大喊救命，整個過程竟長達35分鐘，直至她失去生命。然而，這起兇殺案在案發後的兩個星期內卻沒有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直到《紐約時報》刊出了相關報道，才掀起軒然大波。除了犯罪事件，《紐約時報》還指出了一個駭人的細節：有38位鄰居目睹了行兇現場，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制止，甚至無人報警。
在報道的前幾段這樣寫道：半個多小時裡，兇手在基尤加登斯跟蹤一位婦女，並對其施以三次攻擊，而皇后區38位尊敬的、遵紀守法的公民們卻漠然視之；有兩次，他們的聲音、他們臥室突然亮起的燈光打斷了兇手的攻擊，把他嚇跑了。可兩次他都回來了，重新跟上她，用刀子刺她。慘劇發生期間，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報警，直到婦女死後，才有一個目擊者報了警。
案件暴露在人們眼前，所有人都驚訝地目瞪口呆。一時間，鋪天蓋地的譴責聲通過媒體帶給了民眾，在這些聲音中，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國家，城市裡的人鐵石心腸，他們儼然成了“冷漠社會”的一份子。
那麼，社會真變成這樣嗎？旁觀者的無所作為究竟是處於什麼原因呢？事實上，這裡有一些旁觀者自己都無法說清的原因。
與上述觀點不同，兩位紐約心理學教授，比布·拉坦納和約翰·達利給出了另一種解釋：沒有人幫忙，正是因為有這麼多的旁觀者。兩位教授推測，當現場有大量其他旁觀者在場時，旁觀者對緊急狀況伸出援手的可能性最低。原因有兩個：第一，周圍有其他可以幫忙的人，個人要承擔的責任就會減少。“可能已經有人報警或者打急救電話了”；第二，很多時候，緊急情況乍一看起來並不顯得十分緊急。躺在街上的人是心臟病發作還是喝醉了呢？隔壁的喧鬧是暴力打鬥還是夫妻鬧著玩呢？
由於大部分都喜歡錶現出一副鎮定自若、從容不迫的樣子，所以旁觀者在面對緊急事件時恐怕也在極力尋找社會證據。按照兩位教授的觀點，此時的旁觀者正處於一種“多元無知”狀態，“每個人都得出判斷：既然沒人在乎，那就應該沒什麼問題。與此同時，危險也有可能積累到這樣一個程度：某一個體不受看似平靜的其他人所影響，採取了行動。”
事後的一些實驗也驗證了這些觀點：一名紐約的大學生假裝癲癇病發作，在場只有一名旁觀者時，85％的時候他得到了幫助。當有5名旁觀者時，概率降低到了31％。另一項實驗中，看到門縫裡冒出煙霧，75％的單個旁觀者報了警，當有三個人時，報警的概率降低到38％，當三個人中有兩個“內鬼”（研究人員事先告訴他們不要插手）時，報警的人更少。
無論如何，由於我們想要在公眾面前變現得優雅又成熟，且不熟悉陌生人的反應，許多悲劇確確實實發生了。在這裡筆者給出的建議是，當我們自己發生緊急情況時，一定要立即發出求救信號，並且越是具體越好，減少不確定性（例如如果是心臟病發作，一定要向眾多旁觀者說明，“我心臟病發作了，那位藍衣服的先生，請你把我口袋裡的藥拿出來，那位白衣服的女士請你幫我撥打求救電話”）。同時，在面對他人的疑似的緊急情況時，也希望大家能夠主動去確認然後施以援助。畢竟，每一次不那麼體面的熱心，都有可能救人於水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