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教】
作者：李軍（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主任、全球教育合作中心主任、國際高等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終身教授）
今春暴發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最新估計，全世界大約有143個國家全國性地關閉了學校、近11.84億學習者受到影響（其中67.7%以上是在校學生）。絕大多數人對這場全球大疫災的本能反應，是恐懼、憂慮或無所適從。中國首先經歷了這場大考，歐美及其他國家尚在陸續交卷之中。那麼，中國式抗疫所取得的教育經驗，對抗疫中的其他國家有什麼值得反思、總結和學習的方面？
教育與學習向在線方式的大轉場
自十七、十八世紀資本主義擴張以來，以班級授課製為基礎的現代學校制度，被世界各國普遍採用已達兩三百年之久。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恐怕沒人能夠想象，沿用已久的主流教育形式會受到如此根本性的挑戰。同時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教育與學習會全面轉場為在線的主流模式。現在，幾乎所有國家的教育與學習都瞬間轉場成在線模式，全球受益學生及其他學習者群體何止以億萬計。
據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巖6月15日報告稱，全國共動員1454所高校提供線上教育，全國在線課程1226萬門次，在線教師103萬，在線高校學生達23億人次，基本保證了全國高校的正常教學和管理。同時，各省市、各高校還紛紛出臺政策，確保在線教育與學習的質量。毫不誇張地說，此次抗疫開啟了在線教育與學習的中國模式。
此前，在線教育和學習並未引起這樣高的重視，對在線教育或學習項目、課程、學位的認可度不高，甚至拒絕認可在線教育學位，歧視在線教育學位質量，否定在線教育學位尤其是研究生在線教育學位的合理性。這些保守的觀點，實際上是在教育和學習上，對當今發達的網絡技術，特別是5G網絡技術的不尊重和不信任。
在網絡技術條件已經成熟、在線教學理論日漸豐富、在線教育與學習實踐雨後春筍般增長的後新冠時代，教育主管部門必須主動更新對在線教育與學習的固有觀念，積極鼓勵和探索其新模式，並紮實落實到國家認可在線教育學位的制度建設。
教育公平面臨在線教育與學習的新挑戰
隨著教與學方式上的大轉場，新冠肺炎疫情對教育的公正提出了更加嚴峻的挑戰，表現在在線教育和學習的方方面面。首先，除了因為課堂和學校組織形式所帶來的原有不公平，轉場之後教育不公的程度、廣度和速度都有增加，並存在放大和疊加的雙重負面效應。
教育公平問題原來主要體現在貧富、城鄉、性別等差別上。隨著教育與學習的大轉場，現在疊加了網絡設備和供給兩個要素的差別。生活在發達地區或者相對富裕的家庭，對在線教育與學習所需要的設備、網商、網速、流量等供給上更加充足和多樣，可以滿足孩子的教育和學習。相對而言，生活在相對落後地區或者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尤其是如果不幸在大疫災中失業的家庭，在孩子的網絡設備及供給上就難免捉襟見肘，甚至根本無法享有。
其次，經濟只是教育公平的一個維度，其影響實際上比常規想象的要更加深遠和廣泛。比如，富裕家庭在社會、教育和信息資源上，相對佔優勢，比起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對孩子在在線教育與學習上的支持比較充足、有力和多元化。
與課堂學習和學校教育相比較，在線教育與學習對家長的配合、監管乃至素質要求更高。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家長通常在教育價值觀、學識、能力和時間上，更能保證對孩子在線教育與學習的投入，其配合度和監管度就會比較高，孩子的學習更能見成效。
經濟條件差的家庭，家長自己所受教育有限，常常需要從事體力或服務性工作，在陪伴和教導孩子的時間上受到較多限制。同時，在教育價值觀、學識、信息和能力等方面，他們也相形見絀，能夠負擔的家庭教育投入也比較有限。這樣家庭的孩子，容易缺乏常規性的家庭監管和支持，在線教育與學習只能依賴自律。而且，孩子畢竟是孩子，面對網絡無所不在的誘惑，一些孩子容易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此時若再缺少家長的監管和輔導，在線教育與學習的效果就可想而知。
這些都是全球性的問題，在自我隔離、倚重在線教育的疫情時期表現尤為突出。相對而言，中國對網絡公司（尤其是遊戲公司）有明確的法律法規管控，比如明確限定遊戲使用者及其日常遊戲時間。因此，雖然有教育不公平現象凸顯，但它們對孩子在線教育與學習方面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
在歐美市場運作的社會模式下，政客與財團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糾纏，難以通過立法的形式來明確限定遊戲的常規性使用及時間，使這個問題變得極為難解。在此情形下，在線教育與學習容易流變為放任自流，在學習過程與成就兩個方面都放大和疊加了教育與學習的不公平現象，成為大家普遍頭痛的教育難題。
人類仍然需要大愛無疆的教育使命與精神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教育與學習向在線方式的大轉場，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體制性的資源供給，給各國帶來了相應的教育效益。但是，它也同時帶來很多的負面效應。反思這些經驗，可以給後新冠時代的教育使命帶來哪些改進啟示呢？
新冠病毒肆虐以來，一句新俗語開始流行：新冠是面照妖鏡！語糙理不糙，它的含義其實很廣泛，包括了人性在大疫當前所經受的各種大考問。這種人性的考問，可以是對個人的，可以是對某些群體的，也可以是對某些社會的。
人們常說，日久見人心、患難見真情。在共度時艱的危難關頭，自私的、冷漠的、畏懼的、幸災樂禍的、甩鍋指責的，還有趁火打劫的，紛紛現出原形。如此種種，都是令人鄙視的人性短板、猥劣或陰暗，從種種層面折射出當代教育的某種失敗。
對於這些不良的社會現象，很有必要進行教育使命的反思。當今時代，無論是家長還是社會，教育更多地是被當作尋求職業發展、提高生產力的功利性工具。至於教育的其他重要使命，尤其中國儒家教育哲學所注重的“成人”目標，被很多人拋諸腦後。
柏拉圖曾經比喻，教育的根本使命在於啟蒙。正如一個混混沌沌、目無見識的孩童，經過教育之後，開蒙為能夠勇於追求真理與理想、敢為社會公義而請命。其實，柏拉圖的理想在中國哲學傳統裡有著系統的體現。兩千年前，孔子的教育理想就是仁者愛人。他倡導有教無類，不辭辛勞周遊列國，尋求理想的實現之地，切實體現了教育的真使命。
啟蒙的教育使命，注重的是對幼小心靈愛火的培育。前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說：“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我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主張，生活教育應始終貫穿愛的教育，“愛是一種偉大的力量，沒有愛就沒有教育”“人生的最大目的是博愛”。其言也真，亦殷亦切。
2013年，中國政府倡議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一個崛起的中國啟動全球共生共榮的新格局。應該說，這是愛的教育在全球化時代的新體現。經受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國方案更值得我們總結和發揚。如果說，新冠是自然界演化的病毒來警示人類的話，我們正是站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危難關頭，思考後新冠時代教育的真正使命——尊重、關愛和呵護人性。
新冠大疫災使人類面臨著空前的全球大危機。《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最近斷言：“危機終將過去，我們大多數人會倖免於難——但是我們生活的世界將不再一樣。”無論如何，全球新冠大疫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命運和生活方式，也同樣徹底改變了人類教育與學習的主流模式。
但是，不管方式如何變化，人類仍然需要大愛無疆的教育使命與精神。這應該成為後新冠時代全球村民的共識。經過這次浴火重生，我們有理由期待，仁愛教育能夠在年輕一代的身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最終創造一個互親互愛、寬容理解、平等和睦的新世界。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28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