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河南小販王天成一家，是城管隊長鬍毅峰十幾年職業生涯中最焦頭爛額的時刻。
這一家人在魯磨路擺了14年地攤。面對城管，“魯磨路地攤王”王天成軟硬兼施，奉行“一手打，一手談”的策略，給城管下跪，撕整改書，念《憲法》，坐在馬路中央寫大字報，兒子王兆陽說，“如果沒有他，我們一家人在武漢待不了14年。”
胡毅峰帶領洪山區城管委執法大隊直屬二中隊的隊員們，和王天成鬥智鬥勇，臥底、談判、被王天成扇耳光，忍不住抱怨，“為什麼明明已經做了很多事，但還是看不到效果？”
這場拉鋸了8個月的博弈，被紀錄片導演陳為軍記錄了下來。從衝突、理解到和解，故事有了圓滿的結局：王家人離開待了14年的魯磨路，胡毅峰和同事為他們找到了合法的經營地點。外來農民最終融入這座城市。
今年8月，在《城市夢》的首映儀式上，王兆陽一邊看，一邊掉了眼淚，“我們以前的生活像浮萍一樣，現在終於安定了下來。”這也是他第一次從城管的視角來看這個故事，“當時總以為城管針對我們家，現在才知道，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付出了很多。”
“城管和攤販之間，好像天生就是一對矛盾體，但我們只是各做各的事，就像片子裡說的’他們是生活的弱者，我們是工作的弱者’。而我們的故事恰好說明了，這種矛盾是有辦法可以化解的。”胡毅峰說。
為了量清王家地攤的佔道面積，城管出動了四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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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子”
擺地攤，是王家人在武漢這座城市安身立命的首選——一家五口，王天成患有腦梗，妻子李書香得了癌症、中風，兒子王兆陽是位失去右手的殘疾人。
擺攤門檻低，什麼年紀都能做，花不了多少成本，只要能進到貨，佔據一個人流量大的地方，會吆喝，就可以掙到錢。
王天成把攤點選在魯磨路。這條街道周邊有高校、科研院所，也有破舊的城中村。生意好的時候大多在晚上，但想要佔到一個好位置，下午三點多就得出門。
孫女萍萍還小的時候，家人把她裝在紙箱裡，每天跟著一塊兒出攤。等她再大一些，每天晚上十一二點去幫父母收攤，一家三口推著放東西的拖車，慢慢走回家。
但要靠擺地攤紮根在城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收入不穩定，平均下來每年只能存下三五千塊。最窮的時候，一家四個大人連1000塊錢都湊不齊。萍萍剛上小學時，胃出血進了醫院，他們東拼西湊只能拿出900多塊。
掙得最多的是2008年，一年掙了兩萬多。那年年初下大雪，天氣冷，擺攤的人不多，王兆陽正好在賣秋衣秋褲、厚襪子，進價2毛一雙襪子最高能賣到2塊5。為了能多賣點貨，王兆陽晚上睡在自己搭的棚子裡，沒過多久就得了肺炎。
賣水果是從2013年開始的。那年夏天，他在水果店買了一個西瓜，回家才發現短秤了，去找老闆理論，老闆卻理直氣壯地說，“我們賣水果都不夠秤，不信你去看看別人家，所有人都這樣。”
王兆陽說，這些人做水果生意都是靠騙人來掙錢，要是我實在、誠信地做，不信沒人來買。第二天，他處理掉了原本在賣的金魚和花卉，開始賣水果。湖北本地的橘子，進價6毛，別人賣2塊5，王兆陽賣9毛，秤也比別人家的足。生意最好的時候，一天能賣一大卡車，掙100多塊錢。
靠賣水果，王兆陽一家有了穩定的收入
14年裡，王家人在魯磨路附近輾轉了幾個地點——華科西三門、魯巷，他們最終定在魯磨路181街路口，一家藥房的對面。依託一間舊報亭，他們支起兩個小攤，佔下了人行道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間。
他們在這裡待的時間足夠長，也因為水果賣得便宜、不短秤，成了其他水果店的“公敵”，王兆陽說，其他商戶經常給城管打電話舉報他們佔道經營。王家漸漸成了魯磨路上出了名的“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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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牙齒的老虎”
就在王兆陽來武漢的2003年，胡毅鋒進入城管隊伍。
成為城管之前，胡毅鋒對“城管”最深的印象是——上大學時，有次他朝一個小販走去，小販收起東西就跑，他不明所以，轉頭一看，才發現身後站著幾個城管，“很嚇人”。
他是個土生土長的武漢人，從小在父母工作的武漢石化工廠園區裡出生、唸書、長大，考大學時候，選擇了同在武漢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在法學專業的課堂上，胡毅鋒聽老師講民法、中國外國的法制建設，總會心潮澎湃，嚮往一個更公平、更正義的世界。畢業後，胡毅鋒考過司法局、省高檢，都失敗了。
他覺得城管是一份體制內的工作，能留在武漢，也足夠安穩。但身邊的同學朋友取笑他，說他是“灰狗”（武漢城管的制服顏色是灰色）。那幾年，與城管相關的負面新聞常常佔據社會新聞頭條，“極端點的，不是城管打死小販，就是小販打死城管，好像怎麼都是城管不佔理。”
胡毅鋒入職那年，武漢的正式城管力量剛組建沒多久，全武漢招聘了100多名正式的城管執法隊員。他的同事裡，除了像他一樣通過考試進入單位的大學生以外，還有部分是1990年招聘的街道城管、一些退伍轉業的軍人，和給父母頂職的年輕人。
每次出門工作，胡毅鋒都要和帶班領導、文書、司機一起，四個人組成一支執法小隊，坐一輛雙排貨車上街巡查，管一條大馬路。
一開始，他們的主要精力放在拆除違建上。有一次，胡毅鋒跟著領導去拆一處違建，領導在樓頂談判時，突然被對方一把抱住，作勢要一起跳下去，幸好被身邊的人及時拉開。領導下來後，臉嚇得煞白。
後來，作為中部樞紐的武漢，像一塊海綿一樣，吸納了許多外地人口，處理街頭佔道經營的流動攤販成了城管的主要工作。但一開始，他們並沒有一套固定的執法模式，“我們對馬路、人行道的管理，並不是常態化的方式，那些整治大多數都是階段性的，按照領導的指示或是政府的要求來做。”
胡毅鋒記得，見到流動攤販時，他們會拿一個大喇叭，喊話、警告、勸離，“嗓門必須要大，在氣勢上壓倒對方”。很多情況都是“打游擊戰”，城管一出現，攤販就收拾東西離開，只要城管一走，攤販又回來。對這類“頑固”的攤販，城管會採取“暫扣”的措施，收繳他們的經營工具，處以罰款後再歸還。
“當時各個省市連城管的制服都不一樣，我們沒有統一的部門來管理，沒有統一的規範。所有的程序都是在一步步地探索，碰到一些情況，有時候連城管自己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也有可能會做錯，但這也是探索。”胡毅鋒說。
胡毅鋒常常能遇見衝突。有一次，他同事去勸離一個賣菠蘿的男人，男人正在用刀削菠蘿，見到他們過來，直接用刀在自己光頭上劃了幾道血印子，威脅他們。還有一次是一個賣涼麵的男子，跟胡毅鋒聊著聊著，突然掏出一把鐵鎖，試圖往胡毅鋒頭上砸。
2014年，王天成一家和胡毅峰經常產生衝突
對胡毅鋒來說，城管的工作不僅瑣碎複雜，還有繁重的考核壓力。
根據規定，上級每個月都會對各個街道的城管進行5次考核。每月20日，區裡和市裡都會進行排名，全區排名最末的街道會得到一面黃旗警告。考核不是一成不變，標準不斷細化，也加大了城管的工作難度。比如，最開始判斷一家商店是否佔道經營的標準是，商店的貨物有沒有擺在街道上，後來，如果商店擺出了一張桌子或者一塊板子，也要算作佔道經營。
“城管的工作用武漢話說就是‘掉不盡的底子，玩不盡的味’，別人看我們在大街上跟別人談判，很兇、很有氣勢的樣子，其實我們經常在背後被別人罵，壓力大的時候大家也都看不到。”胡毅鋒說。
“用陳為軍導演的比喻來說，城管就像是沒有牙齒的老虎，看起來很威嚴，但實際上沒有什麼權力。”紀錄片的攝影師程春霖說，“他們做很多事情都是借法執法，借其他的部門辦事，城管不是一個強力機構，他們面對的人又很複雜，它不像公安，面對的就是犯罪分子，我可以直接用法律賦予我的權力，不管是從法理上也好，從感情上也好，都不會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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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弱者，碰上工作的弱者”
在魯磨路擺了14年攤，王家和城管之間的衝突幾乎沒斷過。
在王兆陽的記憶裡，最開始，城管常常開著大卡車來，很兇，見到小攤販就直接把他們的東西都收走，往卡車上扔。
他們產生肢體衝突最嚴重的一次，妻子用椅子打破了城管的頭，城管也在王兆陽的大腿上留下了一道暗紅的紫印。
但因為王兆陽殘疾人的身份，和困難的家庭情況，城管偶爾也對他們一家網開一面——貨物被暫扣，別人要交了罰款才能領走，王兆陽只用寫一封保證書。
就連他們擺攤依託的報亭也是城管安排的。2006年，王天成的妻子被查出癌症，他自己也得過腦梗，二人長期吃藥，一天的藥費就要一百多，“一家人就是什麼都不做，每個月也要花幾千塊。”王天成找到了城管局的領導，領導給他們安排了間報亭，賣報紙和雜貨。
很長一段時間裡，王家人和魯磨路的城管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平衡和默契。儘管雙方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摩擦，但最後總能達成協議，王家可以繼續在魯磨路擺攤，城管的工作也不會太難做。
這種默契和平衡同樣也存在於城管和其他攤販之間。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對魯磨路上的城管與攤販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發現，城管每天巡查的時間一般是8:30到22:00，攤販們會利用這一時間差，在8:30之前賣早餐，22:00之後擺夜市。而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空間，在有重大節日或迎接上級檢查等特殊時期，大多數攤販也會主動配合城管的工作，在指定時間內不出攤。
直到2014年，雙方的默契和平衡被打破。這一年，“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的活動在武漢進行，魯磨路建設“珠寶一條街”的計劃也在加速推動。按照武漢市的市政規劃，魯磨路上的流動攤販和出店經營現象要被徹底整治。
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之間的矛盾也隨之升級。胡毅鋒正是從這時開始介入王家人的生活。2013年，他被調入洪山區直屬城管執法二中隊，當代理隊長。調來之前，胡毅鋒就聽說過王天成是出了名的“難搞”。
“王家成了魯磨路上一個樣板，每次我們去勸離別的攤販，或者讓商店不要把東西擺到人行道上，他們都會用王家來推脫，說他們可以佔道，憑什麼我們不可以。”作為隊長，他受到來自上級的壓力，必須解決王天成一家的問題。
王天成一家和胡毅峰產生衝突
而此時，紀錄片導演陳為軍的團隊開始籌備拍攝一部城管題材的紀錄片，他們把鏡頭對準了胡毅鋒所在的中隊和王天成一家人。
針對佔道經營的行為，武漢城管推行“三步式”執法：第一步是溫馨提示，勸離對方；第二步是責令整改，要求對方在指定時間內離開；第三步是下達違法通知書，並暫扣對方的經營工具，進行處罰。
攝製組開始拍攝時，城管對王家的程序正好走到第二步。攝影師程春霖負責跟拍城管，第一天去拍攝時，他換上了一身城管的淺灰色制服，扛著一臺顯眼的攝像機，跟著幾名城管去給王天成下責令整改書。
剛開始，王天成態度溫和，說，“今天我高興，首次給你們簽字”。但當城管提到他必須搬離時，他的情緒一下激動起來，看到程春霖的鏡頭，直直衝了過來，扯著程春霖的衣服，想砸攝像機。“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強勢的小販。”程春霖說。
在和城管的博弈中，王天成從不妥協，拒絕籤整改書，拒絕換地方做生意，“局長來了我都不會答應”。他有自己的策略，把事情鬧大，招來圍觀，再開始訴苦，獲取同情。他知道城管不敢動手打人，就用西瓜砸他們，追著他們打，用力拍著胡毅鋒的胸口大喊，“我要活，我要治病，我要生存權。”
當鏡頭剛介入時，王天成有些抗拒。他認為自己和城管之間的力量是對等的，害怕鏡頭會改變這種平衡。但後來，他學會了利用鏡頭，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紀錄片裡有一段，王天成拿著《憲法》，對著胡毅鋒念裡面針對殘疾人和貧困戶的法律。胡毅鋒記得，當時王天成追著他走了幾百米，接近一家酒吧時，一支樂隊走下來，旁邊也有人拿著攝像機拍，王天成很快跑了過去，對著那臺攝像機繼續念法條。
在一次被城管要求搬離後，王天成躺在地上向圍觀群眾訴苦
在這位70歲的老人面前，城管顯得手足無措，動用了很多非常手段。為了弄清王家賣水果一天能掙多少錢，他們先是派了個年輕城管去記賬，結果賬本被王天成撕爛，年輕城管也被他罵得掉了眼淚。有人想出辦法，去王家旁邊支個小攤，假裝是北大青鳥的招生人員，偷偷地觀察，偷偷地算。
要量清楚王家的佔道面積也不容易。城管試過趁凌晨去量，被睡在貨車裡的王兆陽發現，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單位，他們怕王天成上門找碴，還囑咐門衛關上了單位的大門。最後，城管出動了一輛大巴、40多位裝備齊全的城管，用盾牌把王天成控制住，才把任務完成。
那段時間，是胡毅鋒十幾年的城管生涯中最焦頭爛額的時候。他人長得高，講話的嗓門也大，工作時嚴肅，但脾氣很好，可那幾個月他偶爾也會忍不住衝著攤販發火。他跟程春霖抱怨，為什麼明明已經做了很多事，但還是看不到效果？“就像李副隊在片子裡說的，他們是生活的弱者，我們是工作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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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夢”
王家人想要紮根武漢，是從王兆陽有了女兒萍萍開始的。
祖祖輩輩都在農村生活，王天成年輕時，有過進城的機會。第一次是中學畢業後，他報考空軍，考試通過了，但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卡在了政審這一環。第二次是二十來歲時，一位同鄉聽說內蒙古在招鐵路工人，約他一起去應徵，王天成想去，又被母親攔住了。家裡只有他一個孩子，母親裹了小腳，沒法下田種地，他一走，母親不能獨自生活。
王天成留在了農村，種地插秧，娶妻生子。1978年前後，市場經濟剛剛放開時，王天成就做起了小生意。每天半夜出發，扁擔往身上一挑，走一百多里的路，去附近的鎮上賣菸葉，賣到南陽，回程時再裝幾瓶白酒，回村裡賣。靠著倒騰菸葉和白酒，王天成撐起了一個家，把兒子王兆陽拉扯成人。
王兆陽成了家裡最先進入城市的人。他念完中學，先是跟著老鄉去了北京的建築工地打工，又南下去了深圳，在一家生產五金的日本工廠，成為流水線上的一環。廠裡每週會安排管理、統計相關的課程，王兆陽一節不落，這些課教會他分清什麼是有限責任公司，什麼是無限責任公司，教會他怎麼畫統計圖、看統計表。
那時，王兆陽一個月能掙500塊，如果多加班，可以掙到900塊。他學會了享受城市生活，有空就跟工友們去看電影、去舞廳跳舞，捨得買飄柔洗髮水和帶香味的抽紙，請朋友吃飯時，會點15塊一條的紅燒魚、3塊5一瓶的珠江啤酒。
但王兆陽從來沒想過要在深圳留下來。身邊的工友們大多都是幹上幾年，掙點錢，再回老家蓋房子、結婚，王兆陽也是類似的打算。他享受深圳的生活，卻不迷戀，他知道南國的土地處處都能掘到金，他只想挖一小桶，然後回河南老家過安穩的日子。“總覺得自己骨子裡還是個農民。”
一場意外打破了王家人還算順遂的生活。1999年，王兆陽23歲，從日本工廠跳槽到了一家臺灣工廠，從生產員晉升成了小組長。但這家工廠規模小，對正在工作的員工也沒有紅外線防護。春天的某一天，王兆陽在廠裡修模具時，300多噸的衝床從頭頂砸了下來，砸中他還沒來得及往回縮的右手，醫生給他做了截肢手術。
一開始，工廠不願賠錢，只有社保部門給了28000元的補償。王天成知道以後，趕到深圳，父子二人從春天忙活到秋天，打完一大疊電話卡，寫了無數封申訴信。沒錢請律師，王天成就親自上，整宿整宿地不睡覺，翻法條，走仲裁，從勞動所走到勞動局，再打官司，從初級法院打到中級法院。最後工廠輸了，賠了王兆陽幾萬塊。
1999年，王兆陽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手
揣著這幾萬塊錢，王兆陽和父親回到了（河南）鎮平縣老家。當時，家裡只剩三兩畝地，王兆陽買了一輛拖拉機，想再包幾畝地，靠種田為生。媒人也給他介紹了媳婦。
但田園生活沒有想象中的容易。幾萬塊很快所剩無幾，糧食的收益也不夠好，掙不到錢。
就在這時，王兆陽當了父親，經濟負擔迫使這家人下定決心，要去城市找出路。
在華科附近擺攤時，王兆陽結交了些學生朋友。他沒上過大學，想體驗學生的生活，找學生們要了課表，常去聽社會學和中醫的課，時間長了，老師也記住了這個看起來不太像學生的年輕人，上課點他回答問題，下課找他下圍棋。有位出生醫學世家的博士，得知王兆陽對中醫感興趣，還特意託家人寄了幾本祖傳的醫書借給他看。
他喜歡大學的氛圍，不願搬去其他地方。每天早上五六點去樹林裡鍛鍊身體時，能碰到一些學生在朗讀、背四六級單詞，王兆陽總會很羨慕。“這些東西只有在好大學、在大城市才能享受得到，如果回到農村，每天只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
王兆陽想，必須要在城市裡把根紮下來，必須要讓女兒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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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更成熟的城管
胡毅鋒第一次見到王天成時，王天成就把這些故事講給了他聽。
那次見面是在王天成租的房子裡，一間堆滿了衣架、衣服和雜貨的小屋子，瀰漫著一股濃郁的中藥味。剛當上隊長的胡毅鋒和一位同事提了一箱牛奶，去他家瞭解情況。王天成和妻子熱情地招待了他，給他講一家人從河南到武漢的經歷，講自己和妻子的病，講兒子殘疾的右手，講孫女在中國地質大學附中讀書，數學成績每回都是第一名。
對王家人，胡毅鋒的感情很複雜。他迫切地想要拔掉這顆釘子，也同情他們的境遇。他專門去過王天成的老家，調查王家的經濟情況。老家的村幹部證實了這家人的貧窮，在親眼看到王家那間長滿雜草、牆壁開裂的老房子時，胡毅鋒心裡忍不住發酸。
在交往中，胡毅鋒發現，王家人誠實、善良，從不在秤上弄虛作假，快到保質期的水果就不賣了，就送給清潔工。他們留在武漢、跟城管堅持對抗的唯一理由是萍萍，每次看到萍萍出現在水果攤的時候，胡毅鋒也會想起自己的女兒，他想，如果自己處在王家這樣的境地，能不能做到這個地步？
在城管的崗位幹了十幾年，胡毅鋒見證了太多的苦難。他記得一對賣面的夫婦，湖南人，有一個4歲的孩子，孩子趁他們不注意，掉進了用來燙麵的熱水桶裡，全身的皮膚都被燙傷了。還有一個賣板栗的男人，年輕時賭博因為賣掉了腎，家徒四壁，妻子也被查出了癌症，被城管找上門時，他還有幾噸板栗凍在冷庫裡。
“以前基本上是領導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不懂怎麼和被執法的對象溝通，也從來不去考慮他們的家庭背景，和背後複雜的原因，所以辦事情不夠靈活，也生硬。”但後來，胡毅鋒覺得，他已經成為了一個更加成熟的城管。
胡毅峰在工作。
與此同時，武漢開展的“城管革命”也讓胡毅鋒和同事們的工作模式有了轉變。“城管革命”提倡文明執法、柔性執法，先後推出了“鮮花執法”、“賣萌執法”、“眼神執法”等不同形式。
“文明執法是嚴格執法的一個基礎，只有讓那些攤販和圍觀群眾都看到我們是文明的，執法程序才能推行得下去。”胡毅鋒說。很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在他和王天成溝通時，一開始只要王天成一鬧，周圍的群眾都會幫他講話，但到後來，很多人都慢慢站到了城管那一邊。
在僵持了幾個月以後，雙方都做出了讓步。王兆陽撤走了水果攤，給城管寫了一封《申請書》，表達了對此前佔道經營的愧疚，城管也提出，給王家在民族大道上新裝一個十幾平方米的亭棚，讓他們繼續把水果生意做下去。
胡毅鋒說，城管還幫那對孩子被燙傷的夫妻在合規的夜市找到了一個攤位，也答應賣板栗的男人，願意給他足夠的時間，等他賣完庫存的板栗再離開。
“他們來武漢，我們願意接納他們。但是既然來了，就必須要服從武漢的規矩。如果真的碰到困難，我們也願意想辦法解決，給一些時間和空間。當他們用這些時間、空間積累到一定的原始成本以後，再去租門面、入室經營，或是找別的工作。這樣就是一種良性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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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城市能給他們更多的選擇”
去年，胡毅鋒離開了魯磨路，被調到洪山區和平街道城管執法中隊當隊長。
9月6日，週六，他一大早就到了位於和平街道的辦公室。這幾天，恰好武漢迎來“全國文明城市”的複查，胡毅鋒的心裡繃著一根弦。9點，他從位於白洋橋路的單位出發，開始巡街。搖下車窗，掏出手機，打開相機模式，對著路邊的街道，時刻準備拍照，發現問題。
汽車啟動還沒五分鐘，胡毅鋒就拍下了第一張照片：幾床棉被搭在路邊居民樓的陽臺上，格外顯眼。這是城管最常碰到的問題之一，當街晾曬，他們需要進入小區，找到晾曬的戶主，挨個勸說。
9月6日，胡毅峰在進行日常巡街工作
再往前開，胡毅鋒依次拍下了橫七豎八地停在人行道上的共享單車、堆放在馬路中間的施工沙土和石塊、張貼在商店櫥窗的不合規廣告……“只要出來一轉，你會發現看哪裡都是問題。”
胡毅鋒想起，有一次去上海考察，看到街道乾淨又整潔，幾乎見不到流動攤販，他很羨慕，期待武漢有一天也能變成這樣。
“城市發展到一定水平，很多問題也都會解決。”胡毅鋒說。最近幾年，很多以前胡毅鋒認識的攤販都不再擺地攤了，有的去做了外賣員、快遞員，還有的自己租了門面，做餐飲或者小商品零售。
“沒有人想永遠擺地攤，當城市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的崗位，給他們更多的選擇、更高的收入時，不需要我們去驅趕、勸離，他們自然而然地就會離開。”
在瑣碎的工作中，胡毅鋒漸漸對城管和攤販之間的矛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覺得，這種矛盾是城市化過程中必然經過的一個階段，但並不是不可調和的。
現在的王天成一家，便不再以擺地攤為生。2015年，城管幫他們把賣水果的亭棚安排在了光谷廣場另一邊的民族大道上，一個公園的角落，不佔用人行道的面積，對面是中南民族大學，附近有很多小區，人流量也有了保證。
第二年，王兆陽和妻子在離亭棚不遠的地方租了一間門面，月租三四千塊，開始入店經營。他給水果店取名叫“開心水果”，這四個字念起來響亮、好記，也是他們的願景。
搬到城管安排的亭棚後，王兆陽給水果店取名為“開心水果”。
離開魯磨路以後，王天成的妻子因為癌症去世，他也不可避免地衰老了許多，背變駝了，走路不再那麼有精氣神，唯一不變的是嘴上叼著的那根菸槍，和他對武漢的熱愛，他還是會像以前一樣說，“哪裡黃土都埋人，我死也要死在武漢”。
萍萍考上了大專，學電信，計劃明天考專升本，再在武漢找一份工作。和父輩不同，她在武漢長大，所有的記憶都與武漢有關，是一個真正的“新武漢人”，閒下來的時候，喜歡和朋友去楚河漢街逛街、在長江坐輪渡。
因為今年的疫情，王兆陽的生意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將近半年沒有收入。5月，他退掉了門面，回到那間亭棚，繼續賣水果。為了吸引過路的顧客，他搬來一臺音響，放很大聲的音樂，也找朋友訂做了射燈，能在人行道的地面上打出“開心水果”的字樣。前兩個月，隨著疫情的消退，他們終於掙到了幾千塊。
而在光谷轉盤的另一邊，魯磨路不再像以前一樣喧鬧。兩旁破舊的樓房已經被拆除，汽車在寬敞的行車道上飛馳。人行道上，不見了摩肩接踵的小攤販，只有行色匆匆的路人。
本文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