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堪称是中国学者和教授的典范，他也是中国化学领域的一代宗师，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化学界许多知名学者，几乎都曾授业于曾昭抡教授门下。
曾昭抡
曾昭抡（1899—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胞弟曾国潢之曾孙，其父曾广祚是举人出身，曾任江苏候补道，母亲陈季瑛也出身于名门望族，夫妻共育有13个子女，曾昭抡排行第三，由于母亲十分重视对子女们的教育，因此从小都受到了良好的私塾教育。
曾昭抡于1913年1月考入长沙“雅礼大学堂”预科，1915年夏考入清华学校初等科，因成绩优异插入四年级学习，期间曾担任了《清华学报》编辑，也曾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
清华学校
1920年夏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专业，以三年时间修完四年课程，其后又转入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以《有选择性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氨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论文，于1926年6月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广州兵工试验厂任工程师。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蔡元培倡导组建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当年9月曾昭抡被张乃燕校长聘为化学系教授兼化学工程系主任，而在此前三个月，曾昭抡与其表妹俞大絪在上海结婚。
1930年12月，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刘树杞任理学院院长，刘树杞到任后广延国内外著名学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曾昭抡于1931年8月被聘为化学系教授兼化学系主任，同时担任校务委员会成员。
曾昭抡
中国化学会于1932年8月4日在南京成立，曾昭抡是主要发起人和策划人之一，并当选为中国化学会首届理事，从1932年起至1959年，曾昭抡都是中国化学会理事或常务理事，其间还曾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第九届会长及第十届副会长，1949-1951年又当选为第十六届化学会理事长，可谓是中国化学界的领导者和引领者，也足以说明曾昭抡在中国化学领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从1933年起，曾昭抡又参与创办了中国化学会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这是中国第一个外文版化学学术期刊，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中国化学领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在促进中国化学研究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际化学界的高度重视，而曾昭抡担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达20年之久，为了维持这本学术刊物的正常运作和发行，可谓是呕心沥血，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曾昭抡（前排右六）与1937年毕业生合影
从三十年代起，曾昭抡就规定化学系学生必须要做毕业论文，并将欧美大学的教育方法引入国内高等教育中，曾昭抡还广聘名流学者到化学系任教或兼课，使化学系的师资阵容日益强大，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氛围浓郁，北京大学化学系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中心。
“七七事变”爆发时，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曾昭抡都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尤其是从长沙迁往昆明时，曾昭抡与黄珏生、闻一多等200余名师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跋山涉水且晓行夜宿，历时68天并行程3500余里，几乎是徒步抵达了昆明，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壮举。
曾昭抡（右三）与远征的老师合影
曾昭抡在西南联大化学系担任教授，此时尽管汇集了众多的英才，但曾昭抡却是最耀眼的明星，他才华横溢且学识渊博、思维敏锐并视野开阔，加之勤奋与刻苦，他是化学系开课门类和授课时数最多的教授，他致力于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联系，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带领学生深入工厂、矿山和科研单位实习考察，这在西南联大300多名教师中是绝无仅有的。
曾昭抡（后排右四）率领学生考察
八年抗战期间，曾昭抡也是多家报刊专栏的撰稿人，他发表大量的对时局、军事、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等方面的评述，并曾对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进行了预测，其后盟军登陆时间与曾昭抡的推断仅相差两天，而登陆地点则完全相同，曾昭抡之所以能够准确预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他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注及一位科学家敏锐的目光，曾昭抡所著的《火箭炮与飞炸弹》就是在诺曼底登陆三个月之后写成的，论述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两款新式武器。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之后，直接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原子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也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曾昭抡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将由此进入原子能时代，他在第一时间内撰写和发表了《从原子弹说起》一文，并开始关注原子弹的研究。
曾昭抡表哥兼大舅哥俞大维素有“中国兵工之父”美誉，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是开创中国原子弹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委托曾昭抡专门负责推荐和挑选物理、化学、数学等方面的人才，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曾昭抡由此成为中国曼哈顿工程“种子计划”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
曾昭抡
1945年底，曾昭抡与梅贻琦等人搭乘飞机从昆明飞抵北平，忙于接收北京大学并恢复化学系教学，1946年7月携夫人俞大絪专程赴美国考察和研究原子弹，期间任联合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准备购买回旋加速器等与原子弹研究有关的科研仪器，终因政府资金没有到位而放弃，但却促使他撰写了《原子与原子能》一书。
1947年9月，李约瑟博士以英国文化委员会名义邀请曾昭抡赴英国访问和讲学，不久又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48年1月从欧洲回国经香港时逗留，在香港一年多时间里，任教于香港达德学院，还担任了香港《文汇报》“科学与生活”专栏主编，1948年4月曾昭抡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部分院士合影
1949年是人生选择之年，曾氏家族成员纷纷移居台湾和海外之时，曾昭抡则义无反顾地选择返回大陆，并于1949年3月从香港回到北京，其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历史选择，一定是新政权有背景之人向其召唤并做出承诺的。
1949年3月底，曾昭抡重返北京大学任化学系主任，也依然是校务委员会七名成员之一，不久又被任命为教务长，每天忙于行政事务和教学组织工作，并遴选优秀人才到化学系任教。
1950年12月，曾昭抡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司长，于1952年6月至9月主持了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把英美高校体系改造为苏联高校体系，将许多著名综合性大学裁并，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将“通识教育”改为“专才教育”，当年12月曾昭抡又被改任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曾昭抡与妹妹曾昭燏合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昭抡无疑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而早在建国之前，曾昭抡就被誉为“进步教授”，现在又被封以各种荣誉和官职，凡是所能得到的荣誉，几乎全部被其包揽，1955年6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年底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1958年4月，曾昭抡被调到武汉大学校化学系执教，得以沉下心来专心研究学问，并担任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开始培养研究生，学校还专门为他配备了助手，期间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通论》。
《元素有机化学—通论》
1961年夏，曾昭抡被确诊患了淋巴癌，但他看淡自己的病情，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即便在北京治病的几年里，依然是笔耕不辍，撰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甚至还自学了日语，1967年12月8日因病情恶化逝世，由于曾昭抡与俞大絪是表兄妹近亲结婚，夫妇二人没有自己的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