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文明軸心時代
原生文明是指一個民族在其發展歷程當中所形成的文明。這種文明由其自身繼承發揚並繁榮，甚至影響其他民族進入自己的文明體系。世界歷史上，人類文明當中原生文明並不多。而絕大部分的原生文明，最終都因外族入侵而衰落。只有中華文明作為原生文明當中靠後的一份子，經受住了外地的入侵，雖然受到周邊新興民族的很大影響，但最終主體民族依然存在，並且文明並沒有因此而發生質變。
軸心時代是指原生文明輝煌的一段時期。這段時期三大原生文明都進入自己的輝煌時代，希臘的自然哲學科學，印度的宗教哲學，還有中華民族的諸子百家紛紛登場。各自對自己文明體系當中的哲學文學，政治制度，社會制度進行重新的詮釋。其中最為主要的是政治思想和實踐的進步與發展。
在軸心時代，華夏大地所出現的諸子百家，以各自的理論體系不斷詮釋著從周朝王政崩潰以後的現實政治制度和理論體系。希望通過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論，將社會納入一種自認為理想的理論狀態。並認為這將是未來整個社會政治理論體系的基礎，同時也是整個社會恢復平靜的最佳方案。
諸子百家，其實我們能夠分成的大類別有12家，其中儒墨道法4家，為當時顯學，也是當時理論最具特點，影響最具深遠的學派。他們對於當時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有不同的理解，也形成了各自的理論，希望通過自己提出來的方式，得到社會的認可並付諸實施，創造自身學術理論體系為基礎的社會平衡。
道家——奉行小國寡民，典型的消極主義治國理論
道家奉行的是小國寡民的烏托邦式社會。在老子的學說當中道是一種不可名狀的東西，它不可觸碰，同時也無法被全面理解，它是萬物生的源頭，死的歸宿。它可以存在於世間任何一件事物之中，也可以是事物之外。這種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適應這種自然的力量。這對於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問題做出了經典的解釋，同時也告誡民眾和統治者一切又順其自然，而非依靠人力強行扭轉。
在政治理念上，老子提出小國寡民的方針，尋求建立一種人與自然的和諧社會。百姓簡簡單單的生活，統治者也不要去幹涉社會。他希望能夠廢除社會和國家的作用，重新回到一種城邦階段。在哲學層面過度的強調對立面的統一，而刻意避免對立面的矛盾。正是因為對立面的統一，使得社會的很多事情本可以無為而治。
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避免無謂的紛爭，避免政治上的混亂，一切迴歸自然，迴歸人心之本性。在老子看來，智慧是奸詐的源頭，愚民不是愚蠢的人民，而是尋求一種樸實和簡單。這樣社會就會幸福，也不會被投資者所利用。在老子看來，民眾之所以難以治理，那是因為他們因智慧而導致的奸詐過多。所以以智慧奸詐治國，國家就會變得不可治理，不以智慧和姦詐治國，那麼國家就會幸福。
在老子看來當時思想太過活躍，學術太過氾濫，這很難使國家步調統一。更難以使民眾無慾無求，國家也陷入混亂。所以老子要強調的是一種簡單的社會架構去提高真正的社會滿意度。某種程度上也強調一種自由主義社會，政治和國家不要對社會和民眾進行過多的干預，而是順息自然。符合社會的基本規律，消除鬥爭，消除人性當中的一種貪慾。
儒家學說——奉行保守主義的禮制社會
儒家是諸子百家當中明顯傾向於保守的學派。主張對原先的周禮進行適當改革，以適應當時的社會現實。不同於道家老子的政治學說，而是採取一種積極的態度，恢復在孔子看來依然十分重要的舊制度。將周禮當中的德引入當時的社會包括政治治理當中，為政以德。以恢復因為周禮崩壞以後社會道德淪喪，社會秩序失序的現實情況。
通過剋制自己恢復周禮。這主要是對統治者和當時佔據社會主要資源的人口所說的一套政治理論，但這顯然無法觸動任何人。在孔子看來，道德是世間最重要的東西，正是因為道德的淪喪才導致社會的混亂。在現在看來，我們可以說它是十足的唯心主義。但是在當時這是儒家奉行的觀念，希望建立一個普遍的道德理論體系，並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框架以恢復本應該平靜的社會秩序，用倫理和等級來規範整個社會。
君臣，長幼，男女，貴賤，一定要各自安分。從而形成一個森嚴等級秩序。他認為那些賊子正是因為社會政治秩序失效，道德沒有起到應有的教化作用而出現的，所以真正的理論體系，法律體系都應該以道德為主，而法只是道德的補充，是維護道德的強制手段。在這一點孔子學說的法律其實際是其禮制的工具。
他想要達到的是一種依靠聖人的道德理念治理的有序社會，但是這種聖人的道德理念在當時卻超乎社會的承受範圍甚至是根本不現實的。因為聖人的道德根本沒有標準，又或者說它標準過高，而且與之前的道家學說一樣不切實際，是一種典型的烏托邦，因為君主和聖人是完全兩個概念。當兩者合二為一的時候，恐怕造成的社會後果將更加動盪。
墨家學說——以天為主的自然主義學派
墨家學說在諸子百家當中太過獨特，本應的生存土壤應當是希臘。但是卻在中華大地上出現。墨子更多的是強調一種自然哲學，並且更傾向於希臘的法治。在政治理念上崇尚統一，既崇尚法治，也崇尚聖人之國。在社會上主張兼愛，反對一切以強凌弱和非正義的戰爭。那麼在自然哲學上，他又強調科學，並且進行了很多實踐發明。
在諸子百家當中是具有實踐意義的一個學術派別。墨家雖然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同時也有自己的一套組織規範，並且十分嚴格信奉苦行主義，宣稱以犧牲自己實現自己的政治和社會理念，同時反對一切宗教事務，將天奉為道德的標準，並且將其歸為自然潛力。希望能夠真正做到不分貴賤。他在崇尚聖人治國，依法治國的同時，也希望加強君主權威。他希望三者可以達到一個動態平衡去彌補以三方各自為主的缺陷。
實際上墨子是希望能夠通過加強君主聖人和法律在政治體系當中的作用，從而尋求政治上的統一和治理的有效。此外墨子還更加註重法律所起作用和效果的問題，認為良法有助於社會安定和秩序的恢復，但是惡法容易形成暴政，從而給社會帶來巨大災難。墨家更像是一個實踐者，同時他的很多理論也被各個學派吸收。
他的政治理論被法家吸收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同時他聖人治國，以聖人為主導的一種社會架構也與儒家十分類似。同時對於自然哲學和自然規律的一種探索，在某種程度上也契合道家以及其他具有實用主義特徵的諸子學派。
法家——典型的革命功利主義學派，只有法律能使社會安定秩序恢復
有人說法家所信奉的是惡民思想。在很多人看來，法家不愛民，而是以一種暴政的形式去嚴厲統治民眾。對任何事物缺乏善意，甚至惡意將人類醜化，認為道德一無是處，但這恰恰是無知的體現。強權和棍棒並不是法家驅使民眾管理民眾的武器。這個謊言存在了2000年。我們都知道中國2000年的封建體制都是外儒內法。如果法家思想真若如此，2000年的封建文明成果起非一無是處，進而陷入到了自我懷疑之中。
法家從來不主張人性本惡，而是人性本利。真正提出人性本惡的是儒家最後一位大儒荀子。在韓非看來人性趨利，商鞅也認可人性趨利避害的這一本性特點。所以根據這一本性特點制定法律，使人們知道做什麼可以得到好的回報，做什麼可以得到嚴厲的懲罰？在極具戰爭意義和特點的年代當中，誰能夠把握住人性，那麼哪一個學說終將成為歷史的選擇。
韓非子並不是要否定道德在政治當中的作用，而是因為道德應當處於法律之下，法律是世間一切事物，包括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基礎。這一點理論思想是極為先進的。現在每一個國家都是憲法，通常意義來講都是憲法國家，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全部在法律規範之下。你能說這是錯的嗎？而韓非子則繼續強調，包括民眾思想以及相應的社會道德，也應當在法律之下。
很多道德都是由古代的聖人去規範社會而形成的。只是由於當時的法律沒有明確條文，而是口耳相傳成為約束人們行為的一種道德規範。如今法律已經成為一個明顯的體系。我們不必要再將道德單獨拿出來，而是將其作為法律的一個主要分支。一些民眾做不到原先口耳相傳的道德，無所謂，我們通過法律制定出來並嚴刑峻法。
當我們每一次提到嚴刑峻法的時候，總認為與暴政聯繫在一起。實際上這種做法是不是暴政，並不是因為這種做法強度的大小，而是關係於當時整個社會的環境。如果社會是動亂的，那麼嚴刑峻法是最優越的統治模式。如果社會恢復於平靜，那麼嚴刑峻法則會演變為暴政，它是具有時代意義和時代性的。當你否定法家對社會發展作用的時候，你就否定了社會發展階段的動態性，墮入到了一種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誤區。
所以在當時法家是諸子百家當中最能夠與時俱進的學派。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完全是根基於當時極具動盪的社會環境而提出的解決辦法。我們都知道法家真正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非常晚，如果其他諸子百家對於社會的治理理念真的有用的話。那麼法家在歷史上可能真的不會出現這一種完整的理論體系和學派。但是諸子百家對於當時的社會真實的發展情況和趨勢根本沒有完整的把握，並且能夠付諸實踐。
可以說歷史給了其他諸子百家太多的實踐機會。最終的結果差強人意，而法家則在靠後的歷史時期登場，一舉結束了社會和政治的混亂。
同時法家最值得我們敬佩的是，最早的吸收諸子百家各個學派的偉大學派。法家的集大成者以及最初信奉者都源於儒家。可以說法家擁有儒家的基礎理論概念和學說追求，只是兩者所使用的辦法不同。同時法家也吸收了墨家和同，中央集權的理論。在法家的實驗場秦國，墨家也為秦國的崛起做出了很多貢獻和犧牲。甚至墨家鉅子和秦惠文王之間的交情可以說稱兄道弟。
同時法家在自身理論體系之下，又吸收了道家的觀念，無為而治而無不為。諸子百家的政治主張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實踐，也各有長處和短處。但是最終各家實踐全部宣告失敗，只有法家在吸收了其他諸子百家優秀思想的基礎之上。通過長達150餘年的社會實踐，最終結束了戰亂。但這並不意味著諸子百家和法家的思想體系真正達到與社會的一種契合與和諧。
當社會由亂入治以後，法家並沒能出現一個時代性的代表人物，將法家根植於當時社會現實變化情況的問題進行重新認識。當社會發生了一系列安定變化的時候，法家並沒有給出下一步的國家治理措施，而其他學說也紛紛然不知所云。最終在復辟勢力的危機之下社會出現的反彈，政治出現了巨大的混亂，而民眾也付出了巨大的傷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