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創投研究院|一支廢棄針頭之旅:醫廢處置行業能突破現存天花板嗎?

文 | 秘叢叢

編輯 | 高詩朦

出品 | 36氪創投研究院

過去3個月,作為新冠疫情的中心地,武漢高峰時每天產生240噸醫療廢物,是平時產廢的6倍。這些一次性醫療用品、手術產生的廢棄人體組織、病人的排洩物等醫療廢物存在巨大的病毒傳染性。

激增的醫療廢物都去哪了?現有的處理能力是否都將這些醫廢處理妥當了?2003年非典期間,關於醫廢處理的問題就已顯現。當時中國幾乎只在一線城市設有醫療廢物處理中心。非典後,醫療廢物處置中心的建設已經普及到地級市。

根據生態環境部發布的《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年報》數據,2018年近五分之二的城市醫療廢物處置設施負荷率在90%以上,有近三分之一的醫療廢物處置設施基本處於滿負荷或超負荷運行狀態。另外四分之一以上地級市尚不具備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能力,部分農村和山區醫廢仍未納入收集處置等範圍。

然而,17年後,醫廢處置基礎設施的短缺問題更加焦灼。新冠期間,多家醫廢處置企業提供可移動設備及技術人員前往湖北支援。因處理醫廢的焚燒爐欠缺,甚至水泥企業也利用水泥窯協同處置涉疫醫療廢物。

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解決方式不可持續,不僅可能增加處理人員感染的風險,還存在醫廢處理不充分造成空氣汙染的隱患。上世紀70年代,國內就曾發生過由於醫廢處置不當而出現乙肝流行的事故。因此,在阻斷COVID-19病毒的“戰線”上,醫療廢物處理是“最後一公里”。能否在最後一環防止二次傳染,關鍵看醫療廢物處理的速度和手段,而這個行業正經歷波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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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製圖

醫廢處置行業發展緩慢,原因之一是這一行業的政策驅動屬性明顯。非典結束後國務院才開始規劃醫廢處理體系。當前大部分的醫廢處置中心是於2005-2011年集中建成投產的,最早投運的設備如今已運行近15年。醫療廢物處置設備能力不足,將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醫廢處理需求。

同時,因為日常醫廢產量穩定,在無突發疫情時,醫廢處置市場被資本看作是一個存量市場,技術賦能空間有限,從而導致醫廢行業市場化節奏趨緩。一旦突發疫情,就會出現醫廢難以處置、積壓和處置不完全的現象。

如果參照非典後該行業的發展趨勢,此次新冠疫情或將加速醫廢處理領域的市場化。加上COVID-19的長尾影響遠超非典,醫廢處理或成重要的剛需之一。有數據統計今年全國新增口罩垃圾產量約16.2萬噸,全國醫廢產量增幅或將超25%。

疫情期間,一支廢棄的針頭究竟會何去何從?為此36氪採訪了國內外相關領域的投資人和企業,並從以下幾個問題剖析醫療廢物處置行業的現存掣肘和未來潛力:

1.醫廢處置是個什麼樣的行業?

2.科技能對醫廢處置行業帶來多大變化?

3.誰為醫廢處置買單?

4.醫廢處置還能向市場化再進一步嗎?

5.這個領域即將迎來爆發期嗎?投資價值在哪裡?

醫廢處置是個什麼樣的行業?

醫療廢物主要指醫療衛生機構在醫療、預防、保健以及其他相關活動中產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間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廢物。

醫廢共分五類,包含感染性廢物、病理性廢物、損傷性廢物、藥物性廢物、化學性廢物。實際上,醫療廢物屬於危險廢物,因其汙染的特殊性,醫療廢物分類按照《醫療廢物分類目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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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廢物從產生到消失的路徑是怎樣的呢?大到廢棄的人體組織、小到一支針頭,從產生到處置完畢都必須經過嚴密打包、密封和可監控運輸,最終經過高溫焚燒等手段進行銷燬。

這一路徑的具體線路為:醫院內的科室負責分類、消殺和打包日常醫療廢物,轉運至院內的存儲點;再由專用車輛運輸至醫廢處置中心。一般每個地級市都有一個專門的醫療廢物處置中心,由政府頒發許可證後准入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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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廢處置中心的處置手段有高溫焚燒法、高溫蒸汽滅菌法、化學消毒法、等離子體法、衛生填埋法等。其中高溫焚燒法是醫療垃圾處理領域的主流技術,原因在於焚燒法適用於各種傳染性醫療垃圾,因為醫療垃圾的重量中,92%為可燃性成分,不可燃成分僅為8%,在一定溫度和充足的氧氣條件下,可以完全燃燒成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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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汕頭市人民政府網站

在整個醫廢處理過程中,醫廢處理中心作為最後一環十分關鍵。通常,這些醫廢處理中心的參與方主要包括政府、個人和社會資本。其中一部分是傳統危險廢物處置企業,一部分是各地政府旗下的半事業單位式的處置公司,還有部分是專營的醫廢處置企業。

這些醫廢處置企業大部分是非市場化的經營企業,它們首先要獲得“經營許可證”才可進入正常運營狀態。這也導致處置中心引入社會資本相對困難、市場開放性有限,從而導致醫廢處置技術的迭代緩慢。以江蘇省縣醫療廢物經營許可證審批為例,申領材料對技術人員、運輸工具、設備和技術都有特殊的要求。

醫廢處置企業的商業模式主要有三類:BOT(Build-Operate-Transfer)、OT (Operate-Transfer)和自營。BOT模式即建造—運營—移交,它意味著政府委託企業建立醫廢處置中心,讓渡未來一段時間的經營權,即有收費的權利,最後再轉交給政府,也是這一領域最主流的商業模式。OT模式是“運營—移交”,和BOT相比無需承擔建造的成本;自營則是醫廢處置企業自己負責建設和運營。

“(BOT)再往前推一步就是PPP。”峰瑞資本關注環保項目的副總裁馬睿接受36氪採訪時說。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鼓勵私營企業、民營資本與政府進行合作,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成為企業的合作伙伴,與社會資本共擔風險。

在定價上,醫廢處理企業多按床位或重量收費。一種是處置費由患者承擔,計入醫療服務成本,不再向患者額外收取。另外一種是按照重量收費,從醫院的利潤中提取。醫廢處置的單價相對固定,由地市物價局制定。上海2018年度有床位的醫療衛生機構按床位的收費標準是每天3.9元/床;按照重量的收費標準是3.3元/kg。

此外,少數城市醫廢處置費由醫院和患者共同承擔。還有部分城市的醫廢物處置得到政府補貼,如河南省濟源市每年由市財政補貼醫療廢物處置費用60萬元。

目前,根據中國醫廢產量的規模可估算出當前醫廢處置市場的體量約在百億元左右。

這裡我們做一道算數題: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19年我國醫療衛生機構床位892萬張,通常病床使用率在80%左右。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發展中國家每張病床每天產生0.5-2.5kg醫療廢物,我們假設中國每張病床產生醫廢為1kg/天,那麼2019年全國產生醫療廢物約260萬噸;床位計價的醫療廢物處置價格以2.5元/kg計算,2019年中國醫療廢物處理市場規模超過65億元。

近來隨著新冠疫情帶動的醫廢處理需求,根據平安證券的研究,2020年全國醫廢產量增幅將超過25%,那麼該領域的市場規模將超80億元。

目前國內醫廢處置的產業鏈包括上游產生醫廢的醫院、中游的設備提供商和工程承包商,以及下游參與方運營商。其中下游的產業集中度不高,競爭格局分散。數據顯示下游上市的龍頭企業如東江環保、潤邦股份、高能環境、雪浪環境、萬邦達、啟迪環境、威立雅等,合計處置全行業約10%的產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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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情況下,醫廢產量較為穩定。醫廢處理市場通常被視為存量市場,這也導致這一領域發展緩慢。然而,新冠疫情發生後,這一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疫情顯示出醫廢處置的資源缺口,以及醫廢處置技術更新緩慢和效率低下的問題。

近來隨著物聯網等技術的發展,醫廢處置領域對人力的依賴、監管的滯後等方面都有亟待開發的空間。因此,新冠疫情或將推動該行業進一步體系化和市場化。

科技能對醫廢處理行業帶來多大變化?

  • 去人工化

疫情爆發期,醫廢處理行業面臨著兩個大的挑戰。一是規範化處置,減少人員接觸避免感染;二是日產日清、流程透明化,避免醫廢積壓而成為新的傳染源。

然而,目前醫療廢物分類和轉移的各主要環節仍然依賴人工,過程監管尚未實現數字化,仍然以紙質聯單(三聯單或五聯單等)的形式保障各環節流轉。比如從車廠到處置中心,工作人員需要通過交接聯單確認醫廢的數量和種類,這就導致醫廢處置效率較低、人為影響較大。

二維碼在標註和錄入信息方面能取代部分人工,並且成本較低,能夠部分解決上述這一問題。目前已經有不少技術公司在佈局這類應用,小創科技就是其中一家。“醫療廢物在科室分類的階段,我們提供紮帶的封口並貼上二維碼,就做好了標記。之後經過掃描,這袋醫廢的信息就上傳到後臺系統。”小創科技CEO章鳳祥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該公司在二維碼的基礎上建立了醫廢追溯管理平臺,在醫療廢物交接、轉運、入庫、出庫過程中數據實時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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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廢物追溯管理平臺(圖片來自小創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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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區域醫廢流轉流程(圖片來自小創科技)

小創科技成立於2016年,於2019年開始佈局醫療廢物處置領域。它是一家物聯網醫療設備研發商,提供物聯網移動醫療解決方案、醫療大數據分析以及可穿戴設備研發等,主要產品包括智能AP(Access Point接入點)、病床區域識別器等。

據章鳳祥介紹,小創科技在醫廢處理領域的業務主要集中在院內管理,包括科室所產醫廢的分裝、院內醫廢的轉移以及院內醫廢暫存庫的存儲。

在實際的應用推廣中,小創科技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醫院後勤部(負責轉運和存放醫廢)的工作人員年紀普遍較大,在技術操作方面有難度。小創先推出了手提秤,工作人員反映不會操作,後來嘗試在運輸車輛旁設置檯秤,仍然收到操作困難的反饋。“為了減少操作步驟,後來我們研發了整車稱重,就是直接扔廢物到車裡就知道有多重。”章鳳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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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醫廢收集轉運車(非自動稱重)圖片來自小創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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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醫廢收集轉運車(自動稱重)圖片來自小創科技

  • 移動監測

院內醫廢安全流轉後,接下來需要專用運輸車輛將醫廢轉運到處置中心。按照規定,醫療廢物應在不超過48 小時內轉運至處置設施。另外,運輸路線儘量避開人口稠密地區,運輸時間避開上下班高峰期。由於醫療廢物的有害性,在這個過程中,廢物的遺失和變動就成了監測的重中之重,而物聯網技術有望解決這個痛點,讓數據變得透明化。

在Fusion Fund(美國硅谷風險投資機構)的CEO張璐看來,過去幾年低成本傳感器大量普及,使得一些初創企業通過開發硬件,將數據分析和追蹤引入到廢物處理領域。“但它們的技術並不僅僅針對醫廢領域,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應用方向。”她補充說。

成立於2013年的縱行科技就是國內研發此類硬件的公司。它是一家低功耗物聯網技術和解決方案供應商,其研發的ZETA低功耗廣域網絡協議是一個非授權頻段的低功耗廣域網(LPWAN)標準,支持超窄帶的多信道通信、多跳網狀網絡的分佈式接入、以及低功耗的雙向通信。

據縱行科技的CEO李卓群介紹,和二維碼的短距離傳輸相比,ZETag柔性廣域傳感標貼能傳輸3公里。“有公里級別的傳輸後,部署少量的接收點就能接收方圓3公里的標籤信息。”他表示,貼在醫療廢物上的標貼能夠定時上報自身的位置信息、處於哪個環節、是否被運走。目前縱行科技已經建立固廢處理平臺,據介紹該平臺可以改良應用於醫廢處理領域。

在裝車運輸階段,縱行科技主要從以下三方面賦能醫廢的運輸環節:首先醫廢進入車輛後有隨車AP予以保護,同時將信息上傳到監管部門;當運輸車輛偏離既定路線,隨車貨物出現丟棄、拆解時,標貼上傳信息到管理平臺,這時會有提醒和報警;另外還能利用城市鐵塔AP查找丟失的貨物、掌握事故的第一手信息。除了運輸,該平臺還能在醫院和固廢中心等環節進行動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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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廢全過程動態管理(圖片來自縱行科技)

這個標籤可能看起來很小,但它很可能成為未來公共衛生或者新型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李卓群表示。但目前相對於價格不到1元的二維碼標籤,其價格較高。據悉,縱行科技計劃未來將ZETag標貼的成本降低至人民幣3-5元以內。

不論是小創科技還是縱行科技,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解放人力、減少人員接觸,並且讓流程更加透明和智能。但在這個過程中,

它們也都遇到了同樣的成本問題:因為醫院是付費方,那麼技術的賦能就由醫院買單,在沒有政策鼓勵或補貼的情況下,醫院要考慮引進技術所需要的成本。

“我用了你的系統和技術所花費的成本,是否比我多僱幾個人處理更划算?這是醫院會考慮的問題。”小創科技CEO章鳳祥補充說,如果沒有政策推動,技術和系統的推廣比較難,因為醫院不想承受額外的支出。

  • 技術尚未到達的應許之地

在醫療廢物“旅程”的最後一站——醫廢處置中心,這些科技公司還沒有太多用武之地,目前這一環仍然是專業的醫廢處置公司的主場。它們通常是成立時間較長、相對傳統的企業,大多會有1-2條醫廢處理生產線,每條生產線上配備焚燒爐及排放尾氣和廢水的後期處理設施。

36氪最近採訪的一家醫廢處置領域的民營企業歐爾東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歐爾東),其成立於2003年,目前在遼寧省、江西省、江蘇省、福建省等的多個城市建有數十家處置中心。今年2月,該公司支援湖北省黃岡市處理醫療廢物。

據歐爾東CEO翁乾介紹,黃岡市在2月期間醫院平均產廢20多噸,是平時產廢量的6倍,但當地僅有一臺老式的焚燒爐,每天能夠處理10噸醫廢。因此,新增焚燒設備對疫情高發地而言是剛需。

“我們提供了緊湊型一體機設備,可以處理10-15噸廢物,基本能滿足每天的處理需求。”該公司提供的Simplex500型高溫乾熱滅菌設備分為上下兩部分,由歐爾東運輸到黃岡當地快速安裝使用,其高約2米,長寬各約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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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湊型一體機設備(圖片來自歐爾東)

另外,在湖北處理醫廢的現場還出現了移動式醫廢處理設備,比如移動焚燒爐、高溫蒸汽處理設備、乾式化學處理設備、微波消毒處理設備等。“但這類移動式設備處置能力較低,每天的最高處理量在3噸左右。”翁乾表示。

新增的焚燒爐解決了處理激增產廢的需求,但焚燒不完全帶來的汙染仍然無法避免。比如,在焚燒爐起爐和停爐的過程中,溫度通常無法達到800度,這時焚燒醫廢極易產生二噁英、二氧化硫等劇毒物質。據海外氣象站Windy數據顯示,2月武漢地區二氧化硫濃度是規定濃度的10倍。

“在焚燒後的處理方面,美國該領域大公司的創新方向主要是臭氧和汽化,進一步加強焚燒的效率。”Fusion Fund的CEO張璐觀察,近幾年高溫蒸汽滅菌技術、等離子體技術、化學處理技術、生物降解等非焚燒技術在美國得到了比較廣泛的應用。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高壓蒸汽滅菌法的醫廢處理市場空間增長較大。但目前這類設備的生產技術壁壘較高,大多以引進國外公司的設備,如美國西屋、日本日立、美國IET企業等。另外醫廢的焚燒產生大量熱量,國內多采取風冷或水冷的形式,容易浪費熱能並增加水電能耗。美日歐則比較普遍安裝小型蒸汽發電裝置回收熱量,減少了資源消耗也帶來了經濟效益。

當前,國內無害化廢物處理正成為趨勢。2019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的通知,歐爾東的高溫乾熱醫療廢物處置技術進入第一批“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先進適用技術名單。2014年,該公司引進了從意大利的高溫乾熱滅菌和高溫旋切滅菌技術及設備,逐步形成SimplexTM300滅菌設備定型產品。

目前歐爾東還在研發小型化、移動式設備,並開始佈局醫廢資源再利用市場,已經在全國建設幾個醫廢資源再生的處置場。總體來看,該公司基本形成了從生產設備、研發技術到運營的產業鏈閉環。其商業模式也主要是BOT、OT和自營相結合的形式。但歐爾東CEO翁乾也坦承:“好的商業模式的形成還需要一段時間,目前我們還沒有實現全面盈利。”

總體上,即便國外處理醫廢的技術更先進,但仍然是高溫蒸汽和焚燒為主,沒有太大的技術躍進。Fusion Fund的CEO張璐在看醫療領域的投資標的時發現,美國醫廢處理的技術也呈現老化的現象。但和國內相比,該領域的市場可能更細分,比如存在醫療器械、一次性醫廢處理等分支市場,總體市場體量大約100-150億美元。“我有個在醫廢處理行業的朋友,他隔段時間就來硅谷看看有什麼新技術。但說實話,(他們公司的)利潤也在逐漸降低,他們去做高額的收併購也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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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東方IC

百億市場正在等待爆發嗎?

疫情凸顯了公共衛生健康的長期緊迫性,規範化、無害化、及時性的醫廢處置越來越成為剛需。據生態環境部數據,截至2020年4月4日,全國醫療廢物處置能力為6070.6噸/天。和疫情前相比,處理能力提高了23%左右。其中,湖北省的醫廢處置能力提高了近3倍。

短期內看,醫廢處置量呈現激增的趨勢,行業發展出現較快向上的拐點。那麼該領域即將迎來爆發期嗎?

說爆發期還尚早,但行業整體處於穩步增長的階段。據天眼查數據,2020年1月1日-4月15日,全國新註冊了298家經營範圍含有“醫療廢物”相關業務的企業,和去年相比增長了大約12%。這些企業的業務集中在醫療廢物的收集、運輸、處置和回收利用等方面,還有危險廢物和固體廢物的處置等。

未來一段時間內,醫廢處置設備將有一波較快增長。截止2018年,我國醫療廢棄物處理設備產量達到1.92萬臺,按正常增長量預計到2020年我國各類醫療垃圾處理設備產量會超過2萬臺。隨著政策層面的推進,三四線甚至縣級小城市的醫廢逐漸納入正規渠道。截止2018年,全國縣級小城市超1500個,這將為醫廢處理市場帶來不小的增量。

醫廢處置設備的小型化、移動化也將應運而生。相比一二線城市,中小城市的醫廢數量有限,如果每個城市的處置中心都有標準一致的焚燒爐,那麼就很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另外,還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環境汙染。

“焚燒爐要達到一定的溫度,充分焚燒廢物否則會產生大量劇毒氣體。但等爐子燒起來可能就需要1-2個小時,這很消耗能量並增加了運營成本。”歐爾東的CEO翁乾表示,很多企業為了節省成本,可能會在溫度未達標的情況下就投入醫療廢物。而開發小型化移動化的處置設備,將會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些痛點。

另外,政策的支持還給醫廢循環利用產業帶來發展的新機會。今年2月發佈的《醫療機構廢棄物綜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做好醫療廢物處置,加強集中處置設施建設,做好輸液瓶(袋)回收利用,開展醫療機構廢棄物專項整治。符合條件的醫療廢物集中處置單位和輸液瓶(袋)回收、利用企業,可按規定享受環境保護稅等相關稅收優惠政策。

受制於醫廢處置市場的存量性特點,醫廢處置企業往往需要規模化經營,比如在多地多建廠,才能在大小有限的市場中分得一塊“蛋糕”。如果這類企業在醫廢處理業務外,涉足醫廢回收領域,將較大地拓展自己的增長動力和營收空間。

長期以來,醫廢的二次利用市場有待開墾,目前市場醫用級再生料貨源處於供不應求的階段。

據中金普華產業研究院的數據顯示,僅有35%的醫療廢物得到回收處理,醫療垃圾比如PP輸液袋、PVC輸液管等多由質量上乘的聚乙烯、聚丙烯等材料做成,是競爭力很強的再生塑料,其收購價低廉且顆粒出產率達到70%。我國每年僅輸液袋(瓶)的數量就達到億級,其背後可觀的利益催生了“黑色產業鏈”的市場亂象,進而造成公共衛生健康問題,因此醫廢回收市場急需規範的醫廢處置企業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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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東方IC

此外,對於上游的醫院而言,醫療廢物的回收能幫助它回攏部分資金。而那些處於產業鏈下游有合規回收能力的處置公司,將獲得更大的議價權,在豐富商業模式的同時也將提高營收能力。

但醫廢處置市場有著無法快速發展的基因。首先,對於末端參與者而言,初創公司進入該領域的門檻較高,比如獲得醫廢經營許可證的高難度、選址難、資金投入大等。具體而言,一個醫廢處置中心從立項審批、建設到正式運營,至少需要2-3年的時間。處置中心的佔地面積往往數十畝或上百畝,投入千萬甚至上億都是常態。這些“高牆”讓很多致力於醫廢處置的企業望而生畏。

其次,目前醫廢處置企業的商業模式比較單一。因為價格相對固定,企業盈利主要依賴壓縮成本和提升效率,這就導致技術的創新成本較高。

“即使使用新技術提高了效能,你同時還要保證,新的技術要比以前的便宜。”Fusion Fund的CEO張璐認為,這是醫廢處理行業面臨的挑戰之一。但目前技術賦能的空間有限,主要集中在醫廢的收集、運轉和存放的監管上,最終處理環節的技術賦能仍有較大開發餘地。

另外,該行業還存在無法充分市場化的問題。因為如果一味的追求降低成本搶佔市場,那麼就會出現有些公司的不規範行為,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比如晚上偷開焚燒爐,焚燒爐的溫度和時長不達標而排放了有毒氣體等情況。

近三個月以來醫廢處置行業的承壓,讓外界意識到引入社會資本以及提高市場化增強活力的必要性。“可以先在一線甚至二線城市引入一些競爭機制,這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據歐爾東CEO翁乾瞭解,重慶已有4家醫廢處置中心,廣州、哈爾濱、太原也都各有2家醫廢處置中心。

未來2-3年內,醫廢處置領域會將迎來洗牌期,該領域的市場將從緩慢增長的1.0時代進入較快增長的2.0時代。隨著醫廢處置的剛需屬性日漸增強,一批有著創新商業模式和成熟技術的醫廢處置企業和科技賦能公司,將在這輪“大浪淘沙”中迎來紅利期。

(實習生樊宇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中金普華產業研究院,《醫療廢物處理行業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前景可期》

申萬宏源研究,《一線抗疫板塊梳理:防護用品、醫療信息化、醫療廢物處理》

銀河證券,《新冠疫情影響有限,醫療廢物處理領域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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