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市府接到捐贈物資後，市長與劉尊（左三）合影。
意大利醫護人員身穿華人捐贈的防護裝備，展示慰問信。
毫無意外地，李加越接到了兒童保護機構的電話。
這名僑居意大利的華人，前一天剛給上小學的兩個孩子請了假。那是2月下旬，意大利確診第三例新冠肺炎患者。這個數字沒有引起當地人的警覺，李加越觀察到，城市的室外咖啡館裡，人們像往常一樣悠閒地聊天。到了晚上，酒吧依然熱鬧。
出國20多年，李加越早已習慣這種“意式”生活方式。但那段時間，他卻感覺自己身處另一種環境。當時，國內的疫情像一根就要拉滿的弓弦，家庭群裡，溫州家鄉的親戚每天轉發各種疫情信息，“看起來就像在打仗”。他父母居住的小區，確診了兩例新冠肺炎患者，他為二老在疫情暴發前來到意大利感到慶幸。
在安靜到終日只聞風聲和鳥鳴的房子裡，李加越感到少有的焦慮、著急，他覺得必須要做些什麼，併為此加入一個為國內募捐抗疫物資的志願組織。
然而時隔不久，意大利也開始出現新冠肺炎病例。
“讓兩個孩子暫時離開學校，是我充分考慮後的決定。”他告訴致電問詢的工作人員。在意大利，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家長不能隨便給孩子請假，否則會被認為侵害受教育權，監護人會受到處罰。
“你知道嗎？你們華人全部給孩子請了假。”電話那頭是意大利馬爾凱大區未成年人保護機構，對方顯得有些驚訝。
“是的，先生。”李加越回答，“如果你真正瞭解這種病毒，如果你真正為孩子的健康著想，你也會這麼做。”
兩個星期後，3月8日，意大利宣佈14個疫情嚴重的大區實行“封城”，包括馬爾凱在內，幼兒園和中小學一律停課。
有人託運103件行李，有人捐“物流”
李加越在意大利經營一所中文學校，華人的子女可以利用課餘時間在這裡學習中文，瞭解中國文化。
給孩子請假的同時，李加越和學校主要管理人員商定，中文學校暫停授課。
在當時，這是個大膽的決定。第二天，他所在城市的市長就來到學校拜訪，寒暄過後，市長問起中國的疫情和本地華人社群的狀況。
李加越告訴市長，華人對意大利新冠疫情的“先知先覺”，是有代價的——自己的祖國正在發生著可怕的事情，他們才能比當地人更早、更切身體會到災難的發生。
在馬爾凱大區北部的威尼託大區，倪仲波也處在同樣的焦慮中。他是威尼託華僑華人工商聯合會的執行會長，國內疫情發生後，他在意大利的電視和報紙上，只能看到一些冰冷的數據。但華人圈子裡，醫院物資告急、醫生“裸奔”上陣的信息完全與國內同步。
意大利生活著30萬華人，大部分時候人們都囿於各自的小圈子，互不相識。這一次，倪仲波發現大家步調出奇地一致：發動一切能發動的力量，籌集防護物資，運往國內。
首先是街頭大大小小的藥店，突然多了一些亞裔面孔的顧客。他們可能是已經在當地定居多年的華人，也可能是尚未適應海外生活的留學生。平時無人問津的口罩或被取下貨架，或被從倉庫裡搬出，交到他們手中。
就連經常出現在奢侈品店的“代購”，也開始頻繁光顧各種藥店，購物清單從世界頂級名牌服飾變成了口罩、防護服和護目鏡。
“尤其是米蘭、佛羅倫薩這些大城市的‘代購’，這次真的是下了血本。”倪仲波笑著說，
最貴時，口罩價格漲了10倍，一盒50只裝的一次性口罩賣到50歐元，甚至75歐元。即便如此，很多藥店也貼上了“mask sold out”的告示，然後用中文註明：“面具（口罩——記者注）售完”。
據統計，意大利華人有70%來自溫州。這一次，溫商們強大的人際關係網絡，再一次展示了它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效率。
相當一部分在意大利從事超市行業的溫州人，通過長期積累的供貨渠道，直接找到工廠，“先清庫存，再發訂單”。
比物資更難解決的是物流問題。意大利在1月31日宣佈全面停飛往返中國的客運航班，米蘭的一位溫州籍華人為了儘快把物資運回國內，選擇乘坐當天最後一班直飛國內的飛機。他一個人託運了米蘭華僑的103件行李，共10萬隻口罩。堆滿箱子的行李車，佔用了兩條值機通道，託運標籤密密麻麻貼滿了一張A4紙。
也有人選擇包貨機，雖然這種方式足夠快速、直接，但需要捐助人有相當的經濟實力，也只適用有國際機場的大城市。
中意航班停飛後，物流費用水漲船高。2月，意大利到中國的物流成本從每公斤1歐元漲到了3歐元。
“那些生活在小城市的普通華人，他們手裡的防護物資怎麼才能快速抵達國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倪仲波想到了“捐物流”。
他找到一位朋友，對方是物流企業常年的合作伙伴，為他們爭取到半價的運費。
如果一切順利，一位華人從意大利把包裹寄出，4天后，溫州的某位醫生，就會收到來自意大利某個小鎮，甚至還保留著當地藥店包裝帶的口罩。
後來，倪仲波的團隊加入一個叫作“高溫青年”的組織。他們的統計數據顯示，這個由溫州創業青年和留學生群體創建的社區，在海外籌集了超過5000萬元的物資，投入到國內的抗疫戰場。
返意後自我隔離成了華人圈子共同的準則
幾乎在那位米蘭華人帶著103件行李候機的同時，另一位家住威尼託大區的華人劉尊正開車行駛在回家的路上。這時她聽到廣播，意大利首次確診了兩例新冠肺炎患者。
前些日子，作為“中意一絲文化協會”的會長，她大部分時間都在統籌國內疫情捐贈。聽到意大利出現感染者的消息，她有點蒙，疫情來得太快，這時她才意識到自己沒有保留任何防護用品。
她路過兩家藥店，都被告知口罩已經售罄。從那天起，她很少走出家門，在當時的意大利，這像是小題大做。
實際上，每年聖誕節和元旦過後，是意大利華人返鄉探親的高峰。1月下旬，在國內過完假期的人們，會陸續回到意大利。
倪仲波一家在1月20日抵達米蘭機場，那時意大利還沒有實施對高風險人群的隔離措施。但他還是讓家人居家隔離14天，才可以出門。
“隔離是國內抗疫的成功經驗，自我隔離也是怕傳染給別人。”倪仲波告訴記者，“我自己企業的員工，商會的成員，都是這麼做的。”
沒法還原這些信息傳播的路徑，這種從國內返意後要自我隔離的做法，逐漸成為當地華人圈子的共同準則。緊接著，社群內甚至出現了互相監督的現象。
“帕多瓦（威尼託大區的重要城市）有個人，從國內回來後還到處走。”劉尊記得有人在微信群裡提示。
沒過多久，這位華人就被大家找到。得知他必須四處打工維持生活後，幾位華人勸說他在住所隔離，其間損失的打工收入由大家共同承擔，一日三餐也有人送到門口。
在講求“自由”的意大利，這樣的事情很難被接受。後來，政府頒佈法令，要求人們沒有必要理由就不能外出。在一個叫作“沃”的城鎮，市民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聚集在一起，拉起橫幅抗議，上書“還我自由”。
事情在3月8日意大利宣佈封鎖14個大區後，才開始發生變化。
原本只把這次疫情當作“大流感”的意大利人好像突然回過神來，由於北部地區疫情比南部嚴重，在北部封城的“午夜法令”生效前，人們上演了一場從北到南的大逃亡。有人形容，米蘭到羅馬的末班列車，平日車廂幾乎都是空的，如今卻擠得像“春運”，走廊裡站滿了人，有乘客乾脆坐在地板上。
一段視頻在社交網站上瘋傳，畫面裡兩個意大利人扭打在一起，為的是最後一張米蘭到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火車臥鋪票。
就算身處“安逸的小城市”，李加越也感受到這突如其來的緊張。他發現循環播放著“禁足令”的巡邏警車，一天要在自家門口出現3次。以往，除了孩子上學放學時警車會在學校門口維持秩序，其他地方很少見到。
封鎖越來越嚴格，包括僅允許在離家200米的區域遛狗，只要出門就需要填寫個人聲明。戶外的人隨時都有可能被巡邏的警察攔下，如果實際情況與自己的聲明不符，就會收到罰款，甚至被起訴。
很快，劉尊接到帕多瓦省督主席和帕多瓦市市長的電話，他們向這位華人朋友求助：“除了醫護人員，我們的警察、超市工作人員，還有很多志願者的防護用品都十分緊缺！”
劉尊聯繫了幾位僑領，成立了“威尼託華人抗疫工作組”。工作組隨後就收到威尼託大區公共衛生中心的求助信：“在此困難時期，為確保抗疫所需物資，我們懇請貴方的支持與幫助。”
那時中國國內的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武漢每日新增病例下降到兩位數，16家方艙醫院全部休艙，不少醫護人員和防護物資都處於待命狀態。
剛剛鬆了一口氣的劉尊、倪仲波，以及參與捐贈的所有意大利華人，又迎來了一次疫情。他們沒想到，這一次疫情離自己更近，也更加兇猛。
祖國和第二故鄉，誰受傷我們都不忍心
華人抗疫工作組開始運作後，劉尊才發現，很多華人早已開始自發捐助。
有人在工作組的群裡說，在超市買東西時，看到收銀員沒有口罩，只能裹著圍巾，外面再貼上一層保鮮膜。“實在太可憐了，我把家裡剩下的50只口罩捐給了他們。”
有人在路上碰到遛狗的意大利老人，沒有戴口罩。詢問後，對方從兜裡掏出一個皺巴巴的口罩，說這是自己最後一個，不捨得戴。
工作組曾試圖組織志願者去居民區分發口罩，當地政府考慮到可能造成人員聚集，甚至哄搶，沒有批准申請。志願者商議後，決定“掃樓”。他們製作了上千個信封，把口罩裝進去，沿著街道塞進家家戶戶的信箱。信封上印有一道彩虹——當地抗疫的宣傳圖標。
最困難的那段時間，口罩成為“硬通貨”。劉尊曾接到一位政府官員朋友的電話，對方必須不斷接待各種來訪，卻沒有一隻口罩，很擔心自己的安全。劉尊當時只有一隻口罩，她打電話給一位華人朋友，對方手裡的口罩也是個位數。
這位朋友最終還是受劉尊委託，去市府給求助官員送了一隻口罩。往後的一段時間，劉尊發現，在很多不同的場所，那位官員都戴著那隻灰色的口罩。
“我從沒想過，自己為了一隻口罩，要搞得那麼鄭重。”劉尊笑著說。
事實上，就在此事發生半個月前，不少意大利人還在排斥戴口罩的做法。
“西方人認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劉尊說。就連意大利官方發佈的第一道“緊急執行令”，也有一條明確規定：“僅在疑似病例或在照顧病患時，佩戴口罩。”
如今，華人這個在意大利最早戴上口罩、減少人員接觸的群體，從“另類”變成了榜樣。
有次李加越去超市採購，結賬時收銀員主動說：“你們中國人一次買10天的菜，但我們很多人每天都過來買麵包。”
李加越把國內抗疫的“回家12步”翻譯成意文，發到兩個孩子的家長群裡。很多意大利家長表示得到啟示，“你們中國人做得真好”。
劉尊思考過，那些意大利的官員，在遇到疫情防控的困難時，為什麼會第一時間向中國人求助。
“畢竟，就像中國人最先戴口罩一樣，很多‘中國辦法’都被證實是成功的。”她告訴記者。
另一方面，這場席捲全球的瘟疫也重新提醒了很多外國人，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概念——得益於完備的產業鏈，不管是口罩還是防護服，或者是呼吸機，中國都具備快速量產的能力。
3月25日，西班牙衛生部部長告訴媒體，將向中國購買價值4.32億歐元的醫療物資。28日，法國衛生部確認向中國訂購10億隻口罩。根據彭博社的報道，目前中國所有呼吸機生產廠家都在滿負荷運轉，訂單幾乎全部來自國外，這一現象預計持續到5月。
接到求助後，一條反向的援助之路開啟了。從太平洋沿岸的溫州，到亞得里亞海海邊的威尼託，華人成了自己祖國和第二故鄉間的擺渡人，在兩端往返。
沒多久，人們就在當地的電視節目中看到，有醫生護士戴的面罩上，印著一行漢字：“醫用防護面罩”。
也有人發現，鄰居出門時，戴上了自己送的口罩。見面時雖然看不到表情，但眼角都透著笑意，沒有人懷疑對方傳遞的善意。
劉尊有時會把募捐信息發佈到社交網站，平時她很少會這麼做。很長一段時間，她都覺得自己和當地的華人圈子有些距離。
這些大部分來自溫州的同胞，很多高中畢業就來到意大利“淘金”。因為語言不通，他們與當地人溝通的機會並不多，甚至有些封閉。這次抗疫工作組的行動，讓劉尊與倪仲波等一批華人相識。她忽然發現，這些聚集在當地“中國商城”的溫州商人，一樣擁有一顆善良的心，一樣在積極履行公民責任。
“這次疫情讓我認識，或者重新認識了很多同胞。”劉尊說。
她坦言，除了出於人道主義，以及作為當地社會的一分子，需要履行義務，華人社群的這次捐贈也考慮了這個群體在意大利的形象、地位，“畢竟我們是少數族裔”。
一度，帕多瓦市中心兩家最火的中餐館，忽然門可羅雀。威尼託大區的官方建議裡，甚至特意加入一條：“來自中國的包裹不具有傳染性”的提示。
在一列開往羅馬的火車上，一位華裔女孩被兩個意大利年輕人羞辱，他們朝地板吐出口水，叫嚷著“中國病毒回中國去”。
有華人看了情緒激動，要找當地媒體發表看法，要求兩個年輕人道歉。
劉尊不贊成，她問那些情緒激動的同胞，有沒有遭受過歧視。對方否認。她也說，在意大利20多年，通常感受到的都是熱情、友善，自己也從未因膚色感到難堪。
“哪個社會都存在歧視，但只是一些人出於無知才會這麼做。如果大家都沒遭受過歧視，卻要把這個問題炒大，這反而是種受害者心理。”劉尊說，“如果總是覺得被歧視，可能是因為不夠自信。”
李加越也有過類似的擔憂。他曾問過女兒學校的老師，孩子會不會受到歧視，如果可能，他們就請假，避免傷害發生。
“結果老師很驚訝，也很疑惑，他不理解我們為什麼會那麼想。”李加越尷尬地笑了笑，“搞的我還挺不好意思，發現是自己想多了。”
事實上，李加越的鄰居就是意大利人。20多年的僑居生活裡，鄰居家的果子熟了，就會送些過來分享。他女兒有畫作，也會送給對方。大家每天都會見面，互相問候，或者在陽臺上聊上幾句，一切都溫馨且日常。
他承認，捐贈也來自內心抑制不住的感情。中國是祖國，意大利是第二故鄉，是生活的地方，“哪邊受傷我們都不忍心”。
就像威尼託大區某市的市長在感謝視頻裡說的那樣：“我曾以為我們相距萬里，但實際上只是地理上相距萬里而已。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城市需要幫助的時候，是你們站在我們身旁，捐贈了這些寶貴的物資。在這艱難的日子裡，這些物資是基本所需，甚至比麵包還要不可或缺。”他筆直地站在辦公室窗前，身上披著意大利國旗綬帶。話末，他伸出雙臂，隔空做出一個意大利式的“擁抱”。
也有市長在感謝信裡寫道：“從馬可·波羅開始，我們的友誼已經持續了千年。”
(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本文源自中國青年報客戶端。閱讀更多精彩資訊，請下載中國青年報客戶端（http://app.cyol.com）
責任編輯:秦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