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其它DDR的武裝單位
正式開始本文前，我們還需簡單概括一下那些不屬於NVA、但同樣有著顯著存在感的武裝部門。
VPB
首先是“民警備勤隊（
Volkspolizei-Bereitschaften，VPB）”，民德內政部的直屬武裝力量。1955年，當“駐營民警（KVP）”的主體改組為國家人民軍的前身時，其餘下的部分繼續按照KVP的編制形式被內政部吸納為VPB。
1989年東柏林反政府示威期間出動的VPB
1990年驅散利希滕貝格區的新納粹分子集會
用VPB全套裝備加塑料模特製作的展品，將前東德比喻為極權主義警察國家。
民德把VPB劃作“國防武裝以外的武裝”，用於防暴、反制大型械劫案、維持公眾活動秩序、舉辦國際賽事時期的安保等。即使到1990年統一社會黨已失去實際統治權時，VPB還進行了一次驅散新納粹分子集會的行動。值得提起的是，VPB的各營均設有隻在戰時激活的加強連，含炮兵排、反坦克排及迫擊炮排各一個。
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會慘案同樣對民德治安部門產生了警示作用。在西德開始重視反恐特種部隊的組建工作期間，東德也於1974年擁有了自己的反恐單位：第9民警連（9. Volkspolizei-Kompanie）。
“華約版GSG9”，早期的裝備跟傘兵較為接近。
比較少見的入室強攻訓練場面。
第9連後來也裝備了PSH-77頭盔，有點好奇如果東德繼續存在，《彩虹六號》裡會不會有東德干員。
第9連的成員自民警或民警備勤隊的精英中挑選，需接受嚴格的體能和心理評測。
在早期，該單位的裝備和武器均沿襲人民軍第40空降獵兵營，後來才根據現實環境向著純警用器械變更。他們需負責的任務為：營救人質、保護重要人物、“高危”時期（比如暴動）支援民警執法、重要活動時期的恐襲預防或快速應變。
1979年5月18日，一名蘇聯駐德集群的新兵從駐地持械逃跑（並射殺一名軍官），得知消息後的東德立即派出第9民警連進行追捕。
《波茨坦人報》中關於第9連追捕蘇聯逃兵的報道。
KdA
1953年9月東德剛經歷完全國規模的暴亂，決定借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兵的形式組建“工人階級戰鬥隊（Kampfgruppen der Arbeiterklasse，KdA）”。
工人階級戰鬥隊成立35週年紀念郵票
KdA由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指揮，再由民警提供訓練。其和平狀態下的任務為協助維持公眾秩序、民事治安、驅散非法集會等，一旦發生戰爭則直接參與本土防禦。雖然民兵只在生產間隙（比如週末）時接受軍事訓練，但因東西方對峙時期的備戰環境讓東德對KdA投入了高度重視，其單兵裝備標準也與NVA的步兵看齊。
舉行逐屋作戰訓練的KdA成員。
柏林牆建造期間的在現場看守的工人階級戰鬥隊。
運輸警察
單純看字面，東德的運輸警察（Transportpolizei）很容易會讓人理解為“列車上的民警”而已。可除了負責各火車站點和列車車廂的治安外，運輸警察區別於常規民警的特點為須接受炸藥及反坦克武器訓練：假如發生戰爭，連接兩德的鐵路樞紐有可能會立刻變成交火點，各區所屬的運輸警察必須協助邊防軍作戰、或按照命令炸燬重點軌道與橋樑等延緩北約軍方的攻勢。
運輸警察，最大的特點是區別於普通民警的深藍色制服。
早期的運輸警察在訓練和裝備上接近德意志邊防警察。
和平時期他們是保障鐵路安全的單位，萬一戰爭爆發可能就要做相反的事了。
好了，現在輪到進入正文——
“在敵人的旗幟下”
1990年9月26日，依然在進行大換崗儀式的恩格斯警衛團，以及一幅被扔進垃圾堆裡的昂納克肖像。
人民軍軍方期刊《軍營廣角》1990年7月份專題：《聯邦國防軍/國家人民軍？》
統一社會黨統治民德整整40年，然後又在1980年代末席捲東歐的劇變浪潮中分崩離析。當兩德重合終成定局，西德卻實在想不到如何解決十多萬前東德軍人的發落問題。
在聯邦國防軍的眼中國家人民軍就是一支“獨裁、腐敗且殘暴的極權體制下培養出的武裝部隊（引用自James S. Corum, ‘Taking an Army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即使要實行接管也得考慮幾個首要問題：該保留哪些人？他們持什麼意識形態，對聯邦德國的現實環境有多少了解？那些被遣散的人員會不會引發社會動盪甚至武裝暴動？
1990年等待轉隸聯邦國防軍的NVA成員，帽徽從鐵錘尺規換成德意志三色圓盾徽。
“1990式過渡徽”。
為正確瞭解NVA的實際構成者，聯邦國防軍僱傭了一批專業人士對前者進行大範圍不記名調查：其中就有著名社會學家Frithjof Knabe，他後來在1994年撰寫《在敵人的旗幟下》（Unter der Flagge des Gegners）一書向大眾公佈調查期間所瞭解的一切。
“Unter der Flagge des Gegners”
首先是NVA的人員遠比西德人以往想象的——不管是文化認同上還是社會行為上——要複雜得多，很多人雖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者”，但對聯邦德國的政治氣候也缺乏瞭解（甚至能說漠不關心）。當問到“政治立場更偏向聯邦德國的哪一個黨派”時，11.2%的人選擇了屬左翼的社會民主黨，9.9%選擇持全面市場化主張的自由民主黨，7.4%表示支持民主社會主義黨（德國共產黨的延續），6.7%選擇了各偏右翼的民粹主義黨派，6.3%支持基督教民主聯盟，5.4%投右翼的共和黨，剩下26.9%不知道自己持何種政治立場以及17.5%的人根本不關心投票選舉。
升起聯邦之鷹旗，換上聯邦國防軍制服。
一個相當有趣的畫面：換裝後的摩托化步兵站在蘇式步兵戰車前。
輪到職能層面，聯邦國防軍又很頭疼地發現“執行力”一詞在華約體系內的定義和西方軍隊的理解差異極大：NVA的軍官的確普遍掌握牢固的專職技能，但不具備其西德同行的應變能力。換句話說，當NVA的指揮部門發佈命令時會把所有詳細步驟都列明，執行人員只需做到每一步都完成即可，而聯邦國防軍則往往是先定一個最終目標但不會太多幹擾作戰部門的執行方式。
另一方面，以蘇聯紅軍為參照藍本發展起來的NVA同樣是支“重軍官化的軍隊”，所有的技術職能（比如通信、後勤、機械維護、雷達操作，等）都必須由士官以上的軍職人員執行，士官也不負責帶領或訓練兵員。那些在西德由士官實操的任務在東德往往都交到尉官手中。軍官在國家人民軍內的晉升速度比西方軍隊快得多，落實到職能分配時卻會出現同部隊的不同軍銜人員，比如說一名少校和一名大尉，擔任著同等級別的職位（舉個例子，第9裝甲師的歷任指揮人員除1982年接任的Franz Erdmann是少將外，其它時候都是上校或者大校）。
負責接收、改造NVA的聯邦國防軍東部司令部成立。
綜合東德軍人視角下的歷史、文化、社會、法律、價值觀等種種因素，1990年10月3日，聯邦德國國防部決定先從NVA現役人員中吸收90000人（包括23000名軍官、27000名士官和40000名士兵），重新進行歷史、法律、文化教育及技能培訓，再漸漸縮減至37000人。
來自西德的現有將官全面取代了NVA指揮層，參謀機構裡則保留一半人，外加6名承諾擔任觀察員身份的前東德將官以協助整個吸收過程。各部隊的連長及排長要接受平均一個小時的詳細面談，最早被排除的是政治軍官和斯塔西安排在部隊裡的觀察或執行人員。
督導篩選工作的Werner von Scheven中將在2003年4月份採訪中提到，聯邦國防軍認為這些人“已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形成固化思維，不適合改造成民主化軍隊”，繼而連55歲以上的“高齡服役者”一併遣散（但少數具重要價值的例外能服役到2000年代初）。接著是作戰部隊的女性軍人，因當時的聯邦德國法律只有針對醫療、文職或後勤單位內的女性兵員錄用條款，大部分東德女兵幾乎是聯邦國防軍東部司令部設立的同一個星期就收到了遣散通知。
女兵在NVA的作戰部隊有顯著的存在率，而聯邦德國到2001年才開放作戰部隊不招收女性的限制。
所有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的NVA軍人必須如實上報自己過去參與的政治活動，不管是與統一社會黨還是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相關，家庭成員內有多少人曾擁有黨員身份，更重要的是到底有沒有跟斯塔西有過任何聯繫。這些報告會被聯邦國防軍的反諜報機構細心甄別，一旦發現有可疑之處就立即開除。當然，這個過程也等於踢走了不少擁有優秀技能的軍官，畢竟NVA的運營本來就建立在擁有入黨資格的模範代表上。
在1990年率先吸收入聯邦國防軍的50000名軍官、士官裡，很快又排除走了3萬人（含自願離職者），剩下的人跟著簽訂了一份1991年起生效的兩年制短期在職合同，至於士官中則有800人被轉職為基層士兵。
Michael Heide准尉的醫學院學員證，轉入聯邦國防軍後又加蓋了一枚聯邦衛生部隊蓋章。
聯邦國防軍同時發現，那些努力想留在軍隊裡的前東德軍人並非出於對其崗位的歸屬感，而是缺乏面對社會轉型下的新社會面目的適應能力。於是乎在1991年的10月到12月份間，前NVA人員獲得了3個月的窗口期上交正式轉職的申請，並被承諾即使短期合同到期後得不到聯邦國防軍的正式錄用，也會有人安排給他們上用於重新走向社會的職業技能培訓。可惜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尤其Volksmarine那一邊，相當多人等完了兩年得到的答案始終為“安排培訓的撥款沒有到位”。
第9裝甲師21團及22團人員向前來接管的Hans-Peter von Kirchbach上校作報告。1990年11月10日。
另一方面，NVA僱傭的40000多民事人員大體得到保留，聯邦國防軍同樣需要這些人清點東德遺留的武器物資或關閉沒必要保留的軍事設施。精英單位如第40空中突擊團（1986年前為營）、配備T-72主戰坦克的第21裝甲團等，保留人數遠比其它常規單位要多。
1994年，德國宣佈對前東德武裝人員的接收、改造、遣散工作初步完畢。
邊界消亡，邊界猶在
直到2005年3月1日前，德國官方還在把前NVA的服役人員列為“曾在外軍服役者”，不符合聯邦軍人退休金的發放標準。經過老兵們的長期申訴，他們不再被視作“曾在外軍服役者”而是“非聯邦國防軍服役者。”
雖然有成功在統一後晉升至聯邦國防軍高層的前NVA成員，可老兵們仍明顯感受到歧視和不公對待：被遣散的軍人們被嚴禁在求職時填寫自己曾在國家人民軍裡的職銜，然而此前西德卻根本不禁止前納粹德軍成員（甚至武裝黨衛軍退役者）這麼做；1999年以前身穿NVA軍服去參加紀念活動或公開展示NVA軍旗會招致逮捕，談論自己過去的從軍經歷往往也會引起麻煩。
2013年起，有些前NVA老兵選擇提供“沉浸式角色扮演”服務：遊客只要付150美元，就能體驗16小時NVA軍訓生活。
擺攤賣豌豆湯的老兵，這曾是NVA飯堂裡最常見的主菜。
因聯邦國防軍沒全面落實到位的轉業培訓，加上民主德國時期的學歷很難得到承認，被遣散的前東德軍人在90年代中期幾乎只能轉做搬運工、保安、倉儲運輸工等體力活，不然就是在路邊擺攤。
踏入2000年代後，針對NVA老兵的限制和區別對待漸漸有所放緩，前陸軍、海軍、空軍成員允許在已提交申請的前提下穿著軍服舉行聚集和紀念活動，至於邊防軍依然面臨限制——在前東德地區好，在前西德地區也好，Grenztruppen der DDR擺脫不了與柏林牆或射殺越境者等汙點的聯繫。
在蘇軍紀念碑前舉行紀念戰勝納粹儀式的前NVA成員。
實體上的兩德邊界已消，心底內的邊界猶在。不管我們怎麼回頭看待這支軍隊曾經的歷史，用三言兩語就想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
最後以一句個人非常認同的名言結束本系列——
Im Lauf der menschlichen Geschite hat unser Bewusstsein sich entwickelt und veränder / “我們的意識伴隨著人類歷史一同更替及變化”。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