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應對重大疫情有哪些經驗？

本文節選自《決策與信息》2020年10月總第526期（原標題：1949年以來我國應對重大疫情的制度演進與經驗總結）上篇：

作者：魯長安（1982-），男，湖北宜昌人，中共湖北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教研部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研究；王宇（1993-），男，山西晉中人，中共湖北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教研部2018級碩士研究生。

新中國成立以來應對重大疫情的歷史經驗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應對重大疫情的歷史，我國雖歷經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也戰勝了這一次又一次的疫情，摸索出了一整套疫情防控工作的機制和方法，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獲得了進一步做好公共衛生防疫工作的重要啟示。這些歷史經驗凝鍊和昇華成中國智慧，指引著我們不斷制定科學發展的中國方案，走向中國之治。

　　第一，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決打贏應對重大疫情的總體戰。總體戰理論是德國軍事戰略家埃裡希·馮·魯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nff)提出的。他認為，現代戰爭是全面的總體戰爭，總體戰的基礎是民族的精神團結，國家經濟對總體戰有重要影響，強大的軍隊是總體戰的重要支柱，進攻是總體戰最有效的作戰手段，統帥是實施總體戰的首腦。他的這些思想觀點對於應對重大疫情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啟示借鑑。縱覽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成功應對重大疫情，都離不開黨的全面領導，都離不開中央的高度重視、果斷決策。

　　一方面，思想重視，方針明確。這是堅決打贏應對重大疫情總體戰的基礎環節。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強調，“今後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做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28]。適時提出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總方針。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更深刻認識到“衛生事業關係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全局，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地位，發揮著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並“進一步明確了新時期衛生工作的指導方針，是以農村為重點，預防為主，中西醫並重，依靠科技教育，動員全社會參與，為人民健康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20]。正是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發展之路。面對非典疫情，黨中央、國務院始終“堅持把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明確提出了“沉著應對、措施果斷，依靠科學、有效防治，加強合作、完善機制”的總要求，充分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新形勢下，我國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是：以基層為重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預防為主，中西醫並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27]。得益於這一工作方針，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部署，全面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強調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及時提出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總要求，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通過應對重大疫情，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的堅強領導是我們克敵制勝、克難奮進的根本，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化危為機，繼續前行。

　　另一方面，組織得力，決策果斷。這是堅決打贏應對重大疫情總體戰的關鍵環節。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就面臨著察北鼠疫的“大考”。在毛澤東同志的高度重視下，周恩來同志緊急召集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統一領導救治防控工作，打響了新中國應對重大疫情的“第一槍”。經協同努力，一個多月後迅速撲滅察北鼠疫，向人民交上了第一份合格的答卷。1957年9月，中央防疫委員會改稱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改革開放後又重新成立。2003年，面對非典疫情，黨中央成立統一指揮和協調全國防治工作的指揮部，嚴格疫情監測報告制度，確定了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防疫措施，制定了就地預防、就地觀察、就地治療的原則，提出了提高治癒率、降低病死率的要求，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有效、有力推進並取得了勝利。2013年3月，成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疾病預防控制局（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黨中央迅速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並向湖北等地派出指導組，強化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加強協調調度，各地區成立了黨政主要負責同志掛帥的領導小組，加強聯防聯控工作。通過應對重大疫情，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黨的領導的制度體系，全面提升基層黨組織組織能力，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

　　第二，堅持全民動員，堅決打贏應對重大疫情的人民戰爭。人民戰爭思想是革命事業的“傳家寶”，這一思想在應對重大疫情中也得到發揚。1952年春，為了粉碎美國的細菌戰，全民動員，全民防疫，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應運而生，並把“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這一原則納入新中國的衛生工作方針。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明確提出了“動員全社會參與，為人民健康服務”的衛生工作方針，通過政府倡導、部門協調、社會支持、個人參與，從各方面努力，把衛生工作做得更好。2003年，“面對非典疫情，我們實行全民動員、群防群控，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23]。人民群眾是抗擊非典的主力軍，廣大醫務工作者、防疫人員、新聞工作者、幹部職工、人民群眾緊急行動起來，迅速組織起來，群策群力、守望相助、群防群控、聯防聯控，打響了一場抗擊非典的人民戰爭，構築起一道防疫的“鋼鐵長城”。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鬥中，我們堅持全國一盤棋，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衝鋒在前、頑強拼搏，廣大醫務工作者義無反顧、日夜奮戰，人民解放軍指戰員聞令而動、敢打硬仗，廣大人民群眾眾志成城、守望相助，廣大公安幹警、疾控工作人員、社區工作人員等堅守崗位、日夜值守，廣大新聞工作者不畏艱險、深入一線，廣大志願者等真誠奉獻、不辭辛勞，黨和國家有關部門、人大、政協以及各人民團體等主動擔責，社會各界和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紛紛捐款捐物，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貢獻。通過應對重大疫情，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兵民是勝利之本”，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銅牆鐵壁”。

　　第三，堅持科學防控，堅決打贏應對重大疫情的阻擊戰。科學是疫病的剋星。面對重大疫情，防控傳染病，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有力支撐。在新中國的防疫第一戰——撲滅察哈爾鼠疫的戰鬥中，湯飛凡、劉雋湘、陳正仁等我國生物製品工作者及時趕製出鼠疫疫苗，為撲滅鼠疫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微生物學家湯飛凡被後人譽為“中國疫苗之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衛生事業依靠科技進步，提高專業技術水平。在醫學科技領域，“針對嚴重危害我國人民健康的疾病，在關鍵性應用研究、醫學基礎性研究、高技術研究等方面，突出重點，集中力量攻關”[20]。面對非典疫情，“我們堅持依靠科學、運用科學，充分發揮科技人員的作用和科學技術的力量，使科學技術成為戰勝疫病的有力支撐”[23]。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我們不僅強調要科學調配醫療力量和重要物資，而且強調綜合多學科力量開展科研攻關，加大藥品和疫苗研發力度，及時總結推廣有效診療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歷來既重視現代醫藥又重視我國傳統醫藥，堅持中西醫並重，特別是高度重視中醫藥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通過應對重大疫情，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我們戰勝重大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必須尊重科學、相信科學、依靠科學，以改革創新為動力，預防為主，中西醫並重，不斷降低疫情流行水平，減少人群發病可能。

　　第四，堅持依法防治，堅決打贏應對重大疫情的保衛戰。法制是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重要保障。新中國成立之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就明確規定“推廣衛生醫藥事業，並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1]。1949年10月，中央軍委衛生部在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上，就制定了相應的傳染病防治方案和《法定傳染病管理條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體辦法。1956年，“危害我國人民健康最大的幾種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滅”[29]被作為重點問題寫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報告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成為國家重要規劃文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1962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9人小組起草了《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條例》（草案）[28]。衛生部黨組也制定了《關於預防和消滅副霍亂的規劃》[8]。1963年衛生工作的主要任務包括“認真貫徹執行《傳染病管理辦法》《國境衛生檢疫條例實施規則》等傳染病防治和管理法規”[30]。這都為後續應對重大疫情提供了基本的法制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又有完善了法制建設，嚴格依法防治。1989年頒佈並於2004、2013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這部法律是人們對傳染病防治規律科學認識的總結”[26]。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今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這些法律為我國應對重大疫情、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既要維護醫療救治秩序，對毆打、傷害醫務人員、擾亂醫療救治秩序的，要果斷加以處置，又要紮實做好社會安全穩定工作，全面落實公安武警聯勤聯動聯防聯控機制，依法嚴厲打擊利用疫情哄抬物價、囤積居奇、趁火打劫等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嚴厲打擊製售假劣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等違法犯罪行為。在應對重大疫情時，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確保了防疫工作有條不紊地推進。通過應對重大疫情，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的能力；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切實把應對重大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各項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

　　第五，堅持輿論引導，堅決打贏應對重大疫情的信息戰。輿論導向正確是有效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助推器。早在1951年9月，衛生部負責人賀誠向黨中央提交的《二十一個月來全國防疫工作的綜合報告》中就提到了疫情防控中的輿論導向問題。他指出，“必須加強防疫人員的群眾觀點的教育，必須向群眾宣傳，以使群眾自覺自願地參加方以運動。只有這樣，才能使防疫工作普遍和深入到家喻戶曉的程度”[28]。防疫工作除了加強正面的宣傳教育，還要抵制謠言。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就非常重視應對疫情中的輿論引導工作。在抗美援朝反細菌戰鬥爭中，我國向國內外有力揭露了美國實施細菌戰罪行。改革開放後，在應對上海甲肝疫情時，更是得益於及時面向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謠言傳播現象，由此導致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恐慌。黨和政府通過權威媒體及時、準確、全面地發佈信息，鞏固了政府和群眾之間信任的橋樑。面對複雜嚴峻的新冠肺炎防控形勢，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要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統籌網上網下、國內國際、大事小事，要強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疫情防控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既要強化顯政，堅定戰勝疫情信心，又要把握主導，壯大網上正能量，還要佔據主動，有效影響國際輿論。通過應對重大疫情，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必須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倡導正能量，弘揚主旋律，增強宣傳輿論工作的時效性、科學性、針對性，提高吸引力、感召力。

第六，堅持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堅決打贏應對重大疫情的持久戰。消滅傳染病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既要防止疫情擴散，更要防止疫情的反彈。傳染病大多和人們的生產生活環境、習慣密切相關。要堅持長期地、一以貫之地“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動員全社會參與”。因為“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是我國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的一個創造，對於改善城鄉環境衛生、提高人民衛生知識和健康的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優良傳統，必須要繼承和發揚下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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