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莉「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19-20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亚洲可能出现六十年来首次负增长，贸易、投资和金融发展也受到逆全球化潮流的重大冲击。但是，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亚洲经济仍保持着巨大韧性。如果说，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开放型经济制度转型是亚洲国家崛起和腾飞的原动力，那么，本世纪亚洲经济持续发展的奥秘在于抓住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突飞猛进重大机遇，不断加强区域合作，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而亚洲区域合作的重要支柱则是金融合作。20年来，亚洲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大幅扩展，有力地促进了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维护了经济金融稳定。中国是亚洲金融合作的受益者，更是重要的贡献者和引领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中国更需要加强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型。
亚洲金融合作持续推进的动力与支撑
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区内贸易、生产、投资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程度加深加快，是亚洲金融合作持续推进的源动力。据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展望报告测算，2019年，以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49.3%，贸易占全球的比重超过50%，对世界GDP增长贡献近60%。亚洲区内贸易依存度长期趋势增强，2018年为53.43%，其中东盟为67.3%。体现生产一体化的区内中间品贸易在2017、2018年迭创新高。达到近二十年最高水平。同时，亚洲资金更青睐亚洲内部市场，亚洲直接投资对区内依存度进一步增加。此外，区内服务贸易快速增长，亚洲旅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靠“亚洲人游亚洲”。近些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等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互联互通倡议的推出，亚洲区内在交通运输、能源、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速，相关金融合作项目也迅速增加。
各国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区内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多层次金融安全网以及不断壮大的开发性金融体系，是亚洲金融合作持续推进的底层政策支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多国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推进结构改革，解决经济的内外部失衡；实施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推动本币结算和本地金融市场发展，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应对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维护金融稳定；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业态的发展与规制。同时，区内经济体通过东亚及太平洋地区行长会（EMEAP）、东盟10国和中日韩（10+3）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中日韩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国际清算银行亚洲顾问委员会会议（ACC）等多个重要机制和平台进行区内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的协调。“10+3”建立的“清迈倡议”建立的2400亿美元储备库，加上亚洲多国之间建立的本币互换安排，织成了以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区域和双边的多层次金融安全网。此外，为弥补本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区内发起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多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一起为本地区的中长期项目融资提供低成本的资金。
亚洲较高水平的国民储蓄率、实力雄厚的主权财富基金、本地区金融机构快速提升跨境服务能力以及全球名列前茅的多个国际金融中心是促进亚洲区内资金循环和金融一体化的重要市场基础。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展望报告测算，1997～2018年，亚洲代表性经济体平均国民储蓄率为30%左右，其中，中国、新加坡平均国民储蓄率分别为45.3%和45.7%；韩国、印度、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国的国民储蓄率也高达30%。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院2019年公布的资产数据排名，世界前十大主权财富基金中，除挪威国家养老基金外，其余都在亚洲（包括中国的中投公司和社保基金，新加坡的国家投资基金和淡马锡，以及阿联酋、科威特、沙特三国的主权投资基金等），所管理的资产超过4.7万亿美元。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欧美主要银行大幅收缩海外业务的背景下，亚洲区内金融机构跨境业务大幅增长。国际清算银行（BIS）有关报告显示，2007～2014年，亚太地区银行在本地区的债权份额从31%快速提高至57%；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尽管内在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亚洲金融合作也与主要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及全球金融市场变化息息相关。美元是全球的主要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亚洲国家的大量官方储备仍投资美元资产，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变化给亚洲各国带来很大溢出效应。在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国家和地区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环境下，资金大量流入亚洲新兴市场，加大了域内各经济体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此外，美国对有关国家和金融机构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直接操控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等全球金融基础设施运作，不仅干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也给亚洲金融合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亚洲金融合作推向纵深与中国的作用
货币、金融监管与金融稳定合作
进入本世纪以来，亚洲各经济体在货币合作上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央银行间本币互换安排日益增多，推动了贸易和投资使用本币结算，并为各国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提供了流动性支持。除清迈倡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外，中国、日本、印度等国中央银行均与区内其他经济体中央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日本与新加坡、中国、澳大利亚、泰国等国中央银行签署的本币互换协议，金额总计660亿美元左右，并与印度等国签署了本币与美元互换协议。印度中央银行自2012年起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中央银行签署了总额约20亿美元的本币、美元和欧元混合的货币互换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应有关国家要求，先后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蒙古、卡塔尔、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等16个亚洲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16600亿元人民币，约合2400亿美元。中国还通过建立海外人民币清算行安排、人民币与多币种直接交易以及跨境支付系统（CIPS）来便利人民币跨境结算。人民币在区内作为计价、结算和储值货币的程度不断提升。
在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合作上，亚洲区内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通过EMEAP、BIS亚洲顾问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地区工作会议等会议机制，监测全球及地区经济金融风险并提出建议，就巴塞尔Ⅲ、宏观审慎管理、外国大型金融控股公司标准、场外衍生品改革、国际会计规则、金融基准制定等问题向国际金融组织和欧美金融监管部门反映亚洲关切，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重大全球治理问题协调立场。目前，中国与区内多个金融监管当局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监管信息交换机制，旨在加强对区内主要经济体大型银行跨境业务的监管。
金融机构区内网络化布局及金融基础设施联通
亚洲金融部门的改革开放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有力推进了区内金融机构网络化布局及本地金融市场发展与互联互通。据BIS统计，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都至少在区内12个经济体设有30家以上的子行或分行。2014年，东盟发起“东盟银行一体化框架”动议（ABIF），力争到2020年促成各成员国建立“合格的东盟银行”制度（QABs），以此等对待盟内各国银行，实现东盟内金融服务自由流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快金融开放步伐。2020年8月，中国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降低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方面的限制，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清零。这些都为亚洲国家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003年起，在“10+3”和EMEAP的推动下，亚洲发起了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MI）和两期亚洲债券市场基金（ABF），为发展本地债券市场发展和更好地利用亚洲储蓄助力。为了推动亚太地区的共同投资，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推动下，2016年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签署的亚洲地区基金护照（ARFP）计划开始实施。近年来，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建立了基金互认安排以及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等债市股市连通安排，加快放开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投资人限制，逐步打通与区内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
中长期投融资合作
中长期投资对亚洲经济快速发展和赶超、弥补基础设施赤字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挥好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集团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作用的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2015年12月，中国与亚洲区内外共57个成员国共同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基金注册资本达到1000亿美元。2020年，作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平台之一的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基金正式建立，中国、埃及、沙特阿拉伯、柬埔寨、菲律宾以及匈牙利承诺向该基金捐款1.802亿美元，用作投资信息分享、项目前期准备和能力建设。
除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外，亚洲区内各国以及区内机构间也设立了中长期投融资平台。香港、新加坡先后设立了香港基础设施融资促进办公室（IFFO）和“基础设施亚洲”专门机构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中国于2014年12月设立了注册资本为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此后又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还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等业务支持亚洲区内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2018年，中投公司与日本野村证券、大和证券等五大日本金融集团签署备忘录，成立中日产业合作基金，投资于中日两国及第三方国家的制造业、通信传媒、医疗、消费等行业企业。
新金融业态合作
近年来，金融科技、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新业态在亚洲蓬勃发展。在金融科技上，科技推动金融服务不断创新，并加快区内的联结。例如，蚂蚁集团与9个亚洲经济体机构设立了数字钱包；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中央银行先后开始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并增强沟通。在绿色金融上，中国、日本、哈萨克斯坦、蒙古、巴基斯坦、新加坡、阿联酋等亚洲国家的金融机构于2019年参与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共同支持环境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目前，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已成为全球主要的绿色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这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在普惠金融上，亚洲国家普惠金融发展已达到或赶超世界水平。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审议发布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倡议通过数字化大幅提高特殊群体对金融服务的普及度和可得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亚洲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为缓解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