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至暗”時刻

當今世界,諸多動盪。

世界疫情並未好轉。中美大方向繼續博弈,美國部分政治精英叫囂新冷戰

在西南中印邊境,印軍擺出一副挑戰高原過冬的樣子;南海方向,美軍時不時拉著小弟秀肌肉擺造型;臺海方向,暗波湧動。

這種情況下,很多聲音叫囂著幹仗,要幹印度、幹美國、幹不識好歹的美國跟班等等;同時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聲音要妥協,求得美國原諒等等。

其實這兩種觀點都很極端,究竟要怎麼幹?叫聲最響的人也拿不出合理方案;至於如何妥協,嚷著妥協的人同樣也拿不出有效方案。

究竟該怎麼面對這些複雜的局勢?可以回顧一段歷史,看看毛澤東當年是如何度過其所面臨的困境,也許能有所啟示。


毛澤東的“至暗”時刻


01 如此起伏

人生在世,起落不定,不稱意時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亦可以“明朝散發弄扁舟”,或者乾脆吃喝玩樂一番。

毛澤東面對人生起落時的選擇,既有與常人相同一面,亦有與眾不同的一面。

時間回到1917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一聲槍響、馬列主義傳到中國那一年,作為上世紀即將“北漂入世”的九零後青年,24歲的毛澤東在和夥伴們去湘江游泳時留下殘篇: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

縱觀毛澤東一生,總體上實現了青年時代的雄心壯志、有一個極其輝煌的人生,有人據此把他神化。我之前在工程做檢測時,有一個項目總監,經常說“毛主席是神”。其實毛澤東不是神,他的一生歷經諸多波折、甚至“至暗”時刻。

就拿1927年來說,秋收起義失利之後,毛澤東帶殘部去井岡山,並在途中的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三灣改編”(9月末)。後來歷史證明,毛澤東此舉賦予了紅軍魂魄,是劃時代的壯舉。

毛澤東的“至暗”時刻


但在當時“左傾”的中央看來,毛澤東沒有在城市和國軍對著幹,就是臨陣脫逃;於是11月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判定“毛澤東同志為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做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把他的中央候補委員給開了。這個局面實在是太魔幻了。

更荒謬的是,這個決定傳到井岡山時,被誤傳為“開除黨籍”,結果他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

明明是做了劃時代的貢獻,不僅沒有獲得激勵,反而受了處分,換成一般人早就撂挑子不幹了。但毛澤東沒有氣餒,他選擇堅持證明自己。

或許大家很納悶,毛澤東1921年就參加一大,為什麼到1927年才是候補委員?

其實早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毛澤東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擔任中央秘書,與陳獨秀一起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並且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貢獻頗多。然而他因病缺席了中共四大(用他自己的話,“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又被右派使絆子,便落選了中央委員。

毛澤東雖然參加了1927年的五大,但當時局勢嚴峻,碰到國民黨清黨,生死存亡關頭。隨後的八七會議上,陳獨秀時代結束;論述“槍桿子出政權”的毛澤東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後來的六大在蘇聯召開,毛澤東在井岡山,自然無法參加。

站在事後諸葛亮的立場上回顧歷史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把歷史還原卻不容易。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組織當初要受共產國際管轄;而共產國際以蘇聯利益為核心,不是以中國利益為核心,而且還不瞭解中國;蘇聯當年要參與國際大博弈,從自身利益出發,而不是從中國利益出發。

02 說“不”的資本

按照歷史大週期來看,清王朝覆滅、君主制解體,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一切都需要更新迭代,需要新的政治、軍事、經濟組織模式。誰能提供這樣的模式,誰就是歷史巨人。

組織誕生之初,對於是作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還是獨立自主,分歧很大。陳獨秀最初決定獨立自主,“我們黨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開。我認為沒有必要戴上共產國際這個大帽子。中國革命運動有中國的情況,這些怕是共產國際和外人難以瞭解的,假如不瞭解,如何談領導和指揮呢?”

說“不”容易,但實踐難。對於一個志在執掌天下的組織來說,至少得做到三大獨立自主——

政治獨立自主,軍事獨立自主,經濟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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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硬氣了一下之後,轉過頭就被經費困住。當初“一大”建黨時,陳獨秀還在廣州。會議結束,組織派包惠僧到廣州告訴陳獨秀,他當選了書記,要到上海就任。當時廣州到上海的船費大約5塊錢,組織無力支付,最後陳獨秀自掏腰包解決。

陳獨秀號召大家捐獻自己的工資,不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如此東拼西湊,終究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後來一個事故改變了陳獨秀,就是1921年10月份被法租界當局逮捕。他以為自己要坐很長一段時間的牢,結果被馬林花錢打通關係給營救出來。

又經過一番博弈之後,陳獨秀妥協,1922年“二大”(毛澤東沒參加)之後,組織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領導。

推動國共合作,是共產國際的策略。但國共合作失敗,卻要陳獨秀背鍋。

有了陳獨秀的前車之鑑,毛澤東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一條讓中國實現政治獨立、軍事獨立與經濟獨立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劃時代的“三灣改編”,實際上就是讓中國軍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主。這裡的獨立自主,是指從組織結構上“以我為主”,打實事求是之仗,不打衝動之仗與受制於人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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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一個角度看,“三灣改編”也是向偏激的上層(要搞城市運動)說不,向不瞭解中國情況(要求中國革命配合蘇聯)的共產國際說不。

但組織上層的戰友們,一方面受制於共產國際,另一方面都是大知識分子,短時間內不瞭解、也很難接受帶隊上井岡山的舉動。

井岡山成功,意味著毛澤東軍事思想開始生根發芽,但仍然沒有被普遍接受。

但隨後不久,隨著顧順章被捕叛變,組織在大城市日漸難以立足,只好向蘇區轉移。

03 蘇區內涵

為什麼毛澤東創建的蘇區能發展好?

有人會說,因為地理位置好。江西、湖南、福建多山,便於修生養息謀發展。想當年劉邦帶著韓信一幫人,就在漢中積蓄力量。

但這個理由根本站不住腳,那個年代從東北到西南的大山裡,各種各樣的軍閥和土匪都有,但均沒能成事。

真正的理由在於,毛澤東在蘇區找到了一條路,幫助組織從政治上實現獨立自主

這便是鼎鼎大名的“農村包圍城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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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送來的理論,都在講工人如何搞革命,如何打下大城市。而中國絕大部分都是農民。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是農民戰爭。這就導致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人,無法把共產國際的在中國鋪開。

但他們不覺得“經書”不合時宜,反而認為自己沒有解開其中的密碼。

毛澤東早在“三大”時就強調了農民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然後自己抽時間去老家搞農民調研。關注農民運動時,還順便在橘子洲頭寫了首古詩,已經火了百年。

井岡山的毛澤東住在八角樓(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1年零4個月)。

如今的八角樓已經成為井岡山之靈魂,遊人必看之地。其實它就是一個簡單的樓閣,一床一桌几把椅子而已;面積不大,兩個人住稍顯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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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就是在那個閣樓裡寫下兩篇至關重要的文章——《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

兩篇雄文總結了井岡山斗爭的經驗;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為組織未來指明瞭方向。有了這個理論,王稼祥、張聞天等知識分子和中國農民之間就有了橋樑,馬列主義中國化就有了基礎,組織和國民黨爭鋒也就有了理論指導方針。

如今很多中國企業發展壯大過程中,比如華為在國際上開疆擴土,或拼多多等後發互聯網企業崛起壯大,都是沿襲這個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

但是這個能讓組織獨立自主的政治思想,和三灣改編時的軍事思想一樣,同樣暫時無法被同志們接受。信奉蘇聯教條的知識分子(如王明),認為那是山溝裡的馬列主義。

1929年,毛澤和朱德、陳毅一起離開井岡山,開闢贛南與閩西兩塊根據地。毛澤東為實踐其農村包圍城市的政治設想,親自於同年4月主持制定《土地法》。

那部《土地法》表面看是解決蘇區土地問題,但真正內涵是幫助組織找到一條經濟獨立自主之路。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有獨立自主的經濟來源,才有獨立的政治和軍事基礎,才能獨立地選擇自己的領袖,獨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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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這些人為什麼面對共產國際腰桿子挺不直?

原因很簡單,要花人家的錢。吃人嘴軟,拿人手短。

當李立三冒險行動不符合蘇聯利益時,共產國際最直接的干預手段便是停發經費

毛澤東不同,從不直接向共產國際要錢,自己的經費都是自己解決;有時候還能支援一下中央。當年離奇的上海灘黃金大劫案,就是蘇區支援臨時中央的黃金。

當時他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打土豪分田地,推動資源再分配;另一方面發行紅軍幣、實現經濟內循環。

簡而言之,毛澤東創建蘇區的真正內涵在於,找到政治、軍事與經濟獨立自主之路。但其中的內涵,一時片刻很難被理解接受。這就造成毛澤東落寞的根源。

04 至暗落寞

蘇區軍人主要包括:毛澤東秋收起義隊伍、朱德南昌起義隊伍、彭德懷與黃公略平江起義隊伍。這些隊伍最初都源自於國軍,要進化成一支嶄新的軍隊,需要時間。舊軍隊思維一時片刻難以改變,遇到新情況就會出現新問題。

即便毛澤東一手提拔的林彪,都在質疑“紅旗還能打多久”,毛澤東親自刊文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1929年6月的龍巖會議,出現諸多爭議:

有人認為黨管一切的約束力太大;

有人覺得做細緻的群眾工作和根據地建設工作很麻煩,而熱衷於“走州過府”賺快錢;

有人要求部隊要搞極端民主化,等等。

這些爭議現在看來都不是爭議,因為它們堪稱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但是在當時,這些都要爭論,而且爭得很激烈。

毛澤東認真、仔細、耐心地勸大家搞根據地建設,結果聽的人很少。大會最後選舉紅四軍前委書記時,毛澤東落選。會後,毛澤東到閩西修養,其實就是

落寞靠邊站

這些將士們還是跟著毛澤東作戰的,尚且很難理解毛澤東的思想。遠在上海的中央,除周恩來等少數人之外,更難理解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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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離開之後,後來者更不敢違抗共產國際的意志,繼續照搬蘇聯模式,試圖攻打大城市,讓當時並不強大的紅四軍南下兩廣,攻打幾個大城市。

當時紅四軍將士不理解毛澤東的苦心,也有攻打大城市過好日子的想法,雙方一拍即合。

結果很明顯,碰了壁。最終在周恩來的指示下,陳毅出面把毛澤東請回紅四軍。

經過這番磨合,將士們慢慢體會到毛澤東的軍事思想。1930年4月份,李立三以中央的名義給紅四軍發出指令,要他們立即放棄閩、粵、贛根據地,向長江流域推進

這時紅軍將士沒有再繼續跟隨中央頭腦發熱,而是按照毛澤東的節奏邊打邊試探。他們先佯攻南昌;然後到瀏陽去發展群眾;最後迫不得已攻打長沙,也留了力、避免了無謂犧牲。

毛澤東雖然軍事上和紅軍磨合得越來越默契,但政治上還是中央說了算。

中央要聽共產國際的。

但共產國際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這就造成死結。

這個死結中,缺乏話語權的毛澤東,處於最為弱勢的一方。

所以中央進入蘇區之後,博古立刻成為新核心。

博古在政治上作為王明代言人掌控一切;軍事上依賴共產國際的李德,即便是周恩來也只能從旁協助。

這種情況下,蘇區締造者、被尊為山溝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再次靠邊站是必然

毛澤東的“至暗”時刻


所以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之後,在他領導紅軍贏得前三次“反圍剿”之後,被撤銷紅一方面軍一切職務,調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從那以後、到長征之前的兩年多時間,是毛澤東一生中的“至暗”時刻。

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回憶起那段經歷時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這段回憶,大概是毛澤東最為頹廢的言辭(之一)。大家可以看毛澤東的一生,少年時代在家鄉留下《詠蛙》,青年時代《沁園春·長沙》,中年時代《沁園春·雪》,從沒有頹廢情緒。

之所以說那段時間是他一生中的至暗時刻,不僅是因為他個人靠邊站,而是眼睜睜地看著紅軍在博古與李德等人的指揮下,陷入陣地戰而損失慘重;看著他一手創建的蘇區毀於一旦。那種痛苦,很難被常人理解。因為即便在整個歷史上,也很少有人能體會那種痛苦。

後人回憶這段往事時,很容易把它和鬥爭聯繫起來。

這其中當然有鬥爭的成分在。但最本質的因素還是,知識分子沒有弄明白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能讓組織從政治上實現獨立自主

一旦明白過來,王稼祥、張聞天等人,都圍繞在毛澤東身邊。即便是博古,明白過來之後都以毛澤東為核心開展工作。

05 幸運

如果說那段至暗時間還有一絲光亮,那便是周恩來。

寧都會議上,是周恩來取代了毛澤東。很多人把這個看成是二人的博弈點,其實這是一種幸運。幸好是周恩來取代毛澤東。如果換成其他人,那麼歷史肯定是另外的走勢。

這種幸運體現在長征之前的那個晚上。

長征之前,毛澤東給博古寫了一封信:要求自己留在蘇區,把中央機關的老、孕、重傷員等一起留下,同時要求把羅炳輝和跟隨他上井岡山的紅九軍團第二十二師也留下。

博古看到毛澤東的信之後反而不知道該怎麼辦。畢竟中央蘇區原本就是毛澤東親手締造的;畢竟毛澤東在井岡山起家時,也沒多少人。博古擔心毛澤東在蘇區東山再起。

猶豫之中的博古把信交給周恩來。

看完信後的周恩來就跟博古說了一句話:“我去找他談。”

也許博古不明白毛澤東的價值,但周恩來明白。當天晚上,周恩來冒著大雨從瑞金騎馬去于都,見到毛澤東,兩人關上門談話。

那是毛澤東的至暗時刻、也是組織的至暗時刻,兩位歷史性人物進行了一次歷史性談話。

沒有人知道他們說了什麼。但是毫無疑問,那天晚上的談話改變了歷史進程。

因為第二天早晨,周恩來離開時,毛澤東同意參加長征了。

有毛澤東參加的長征和沒有毛澤東參加的長征,結果將完全不同,組織命運也將不同。

如果毛澤東沒有參加長征,就不會有遵義會議與四渡赤水;以博古和李德那一套,共軍主力能走到哪裡都是未知數。歷史進程必然改變。

如果毛澤東留在南方,就算東山再起,也很難在敵後發展。歷史進程也將改變。

毛澤東的“至暗”時刻


那天晚上他們談了什麼呢?其實大體方向應該是,以周恩來為首的實幹派徹底接受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即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讓組織擺脫共產國際的掌控、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主。

1934年10月18號,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一起從於都參加長征。張與王二人原本也是國際派知識分子,奉行國際派教條,但經過慘痛失敗之後,他們認可了毛澤東。

長征之初,博古與李德情緒低落,面對茫茫前程,腦袋裡一片空白。在經歷湘江慘敗之後,更是無所適從。李德甚至拿槍在自己腦袋上比劃,一副生無可戀的模樣。

與之對應的是,毛澤東再次魅力四射,帶領隊伍走出低谷。隨後的遵義會議上,絕大部分同志站在毛澤東一邊,其實就是認可了他通過“農村包圍城市”而讓組織獨立自主的主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角色互換。

長征之前,周恩來是領導。

長征之後,毛澤東是領導。

中國歷史由此而走上正軌。回顧這段往事,其中的關鍵就是,中國的事兒,要獨立自主。既不能驕傲衝動,也不能妄自菲薄。

回到現實中,其實也一樣。不論是中印邊境、還是南海或臺海,問題的本質還是要搞清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還是要保持大國定力、避免無謂干擾。

如果說區別,那也有,就是今天組織掌握的力量,遠超當年;今天中國的綜合力量,遠超當年;今天中國的人均素質,也遠超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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