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曼诺诗·左莫若迪，美国纽约电台《写给自己》栏目的主持人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每人平均每天会确认e-mail 74次、拿起手机60次、花177分钟在手机上。试想，如果把这些被科技绑架的空当收回来，我们可能改变什么？
2015年，纽约公共广播电台流行栏目“写给自己”的主持人曼诺诗•左莫若迪，带领成千上万的听众通过一个实验来帮助他们远离电子产品，尝试无聊，以此启动创造力，改变他们的生活。本书便是在这个实验的基础上，向我们展示如何重新思考“无聊”这个小工具，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数字世界中生活得更好。
曼诺诗解释了无聊和思维之间的联系，探索如何利用无聊的潜在好处帮助我们成为富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自我，而不是简单的在实验过程中完全抛弃我们的电子产品。
这本书植根于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概念“放空”——当我们什么都不做时，我们的大脑在做什么？曼诺诗列出了一系列实用步骤，你可以采取这些步骤来缓解持续的忙碌，增强你在工作和生活中实现梦想的能力。本文截取自第五章《让人上瘾的APP》。
正文：
孩子们又乖又安静地在床上睡着了，这是我家典型的夜晚， 我开始调整自己。
我起初感到很兴奋，随即又感觉可悲。坦白而言，我一整天都在期待着这一刻，然而我又讨厌被这个“游戏”困扰。我的罪恶感来源于一个叫《两点之间》的手机游戏，它像《糖果传奇》，但更好玩。
我从未沉迷于游戏（我想我是 20 世纪 90 年代大学生中唯一一个不玩《俄罗斯方块》的人），但是，出于研究目的，我决定下载《两点之间》来调查人们为何对游戏上瘾，就像一个尝试海洛因的记者，以便能理解吸毒者。
对于那些还不了解《两点之间》魅力的人，让我来大概介绍一下它。它是一个你能想象出的最简单的游戏，基于各种不同颜色的网格点，你只需要在任何两个相同的颜色之间画一条线来连接。听上去，这个游戏似乎很无聊。
但是那些小小的球想要用我的食指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它们在屏幕上愉快地向我招手，好像在呐喊“我们需要你”，看起来很友好。但是一旦连接上，它们就变得恐怖了，没过多长时间， 我就上瘾了。
很快，我在路上、在口腔诊所候诊室、在我的孩子上床睡觉后都在玩《两点之间》，我本应该沉思并听着他们的呼吸，感受一下我忙碌的一天。好吧，那不太现实，但至少可以倒上一杯葡萄酒，跟我的丈夫说说话。或者至少学习一门新语言或者做瑜伽或者做些别的什么事情的时间， 花在连接那些愚蠢的小点上。
我不得不面对它：《两点之间》变成了我背上的猴子。对游戏的欲罢不能使我完不成基本的事情，比如阅读、沟通、思考和放松。我想知道我是如何变成这样的，这个 App 如何吸引我， 然后使我喘不过气。我知道我不是被这个问题困扰的唯一的人。
Flurry 统计数据分析平台是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用来追踪超过数十亿智能设备用户数据的一个几乎通用的工具。据报道，2014—2015 年，“全球移动设备上瘾者增长了 59%”。
“常规用户”（每天使用应用程序 1~16 次）的人数增加了 25%，“超级用户”（每天使用应用程序16~60 次）的人数增加了34%。
“手机成瘾者” 被定义为每天打开应用程序 60 次以上的人群，是到目前为止增长最快的群体。即使是自 2005 年以来一直追踪移动设备使用情况的分析公司 Flurry，也被这一统计数字吓到了，其报告指出： “实际上很难相信手机成瘾者现在已经有 2.8 亿人之多了。”
即使你不会一天打开 60 次 App，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 App，一个该死的 App，盗窃你的时间。
我的许多听众告诉我，他们的感觉和我玩《两点之间》的感觉差不多。他们痴迷的应用程序从《部落冲突》到阅后即焚再到填字游戏五花八门。其中一个听众说，她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品趣志（Pinterest）上看如何打扫房屋的小贴士，但又不真正去打扫房屋。
“在《愤怒的小鸟》游戏狂热时，我的手机坏了，我之前玩过的数据都丢失了，我快崩溃了，”罗伯特写道，“这仍然困扰我。”顺便说一句，罗伯特不是小孩，而是一个有着工作、孩子和其他责任的成年男子。
“放空”项目的参与者也以其他方式反映了 Flurry 统计数据的发现：移动手机“瘾君子”最常使用的是短信类和社交类App。但游戏、新闻、媒体娱乐和实用型的 App 也都具有相当高的使用率。这些 App 引发一系列强迫行为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这些无聊的消遣呢？为什么花在这些应用程序上的时间是一种浪费？我们并非意志薄弱，也不是更容易选择容易分心的事情而不选择繁重的工作。这里存在一个推动者，这就是它的商业模式。
让人上瘾的商业模式
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应用程序设计人员构建的，这些设计人员非常善于制作我们想要一遍又一遍反复使用的东西。特别是让我们付出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时间和注意力。
数字产品设计师戈尔登·克里希那早前曾提到，只有科技公司和毒贩将其顾客形容为“用户”，克里希那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随后又出版了图书，书名为《无界面交互》。克里希那的理论深深地吸引了许多像戴尔这样的《写给自己》听众的注意。
戴尔描述了对“不断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技术的沮丧。对戴尔来说， 这似乎是个魔鬼约定。他问道：“我需要交出我的眼球、我的注意力、我的时间，作为回报，我得到一些生活工具？”根据克里希那的理论，基本上是的。
在三星和 Zapposa 的创新实验室工作之后，克里希那目睹了对设计进行定义的历史性转变，即从“以一种优雅的方式解决人的核心问题”到添加了“有目的地让你上瘾”的特点。
那么科技行业呢？硅谷是不是充斥着坏人，他们想让我们失去理智，这样他们就能控制我们的一举一动？克里希那在他的书中对它进行了分解，并把责任归咎于大数据。他写道：“所有这类数据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组织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疯狂的分析，点击比快乐更容易测量。”
脸书、谷歌以及所有的大公司都使用数据来统计应用程序的打开次数或用户平均使用时间来评估它们的应用程序。因为它们使用这些指标来定义成功，所以公司自然而然地将资源倾斜于支持应用程序的使用，而不是“消费者的快乐或真正价值”上。
设计师和开发人员在业绩压力下继续创新这些打扰人们的程序，我们对不断增加的各种新应用程序做出反应，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克里希那告诉我：“不幸的是，取代旧媒体的新媒体使用的是同样的商业模式，因此，尽管我们谈论的是我们不停地被打扰，我们仍然在使用同样的理念即通过吸引眼球的广告来营销。” 作为智能家居公司 NEST 的投资者，谷歌拥有一个庞大的研发部门，而脸书则收购了虚拟现实头盔制造商 Oculus VR。大型科技公司规划着多元化赚钱的方式。
但是，克里希那说：“这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你的时间中获得利润。”“在这些大企业找到新的赚钱方式之前，”他说，“我们将被困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中。”
崔斯 汀·哈里 斯（Tristan Harris）出售了他的创业公司Apture，该公司向类似《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的一些媒体公司和博客，提供一项能够将多媒体纳入其网页的服务。哈里斯同意当前流行的数字商业模式就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2016 年前，哈里斯在谷歌担任设计伦理学家和产品哲学家， 他对于技术如何利用我们的社交倾向并影响我们的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他将技术生态圈所发生的事情与食品工业的发展做了比较，食品工业的发展使得因我们对盐、糖和脂肪的偏好而产生的消费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这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三种成分，我们很感激，因为以前非常稀有，”他说，“现在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这些东西真的很好，但我们的本能与滥用它们的环境之间存在着错位。”
哈里斯将常用的应用程序与饮料星冰乐做对比：16 盎司冰爽、奶油般的甜味，含有将近 500 卡路里的热量、20 克脂肪和67 克糖，这些东西可以使我们的祖先在荒凉的大草原上至少小跑两个星期。就像无论花费多少钱或我们的腰围有多大，我们都天生渴望糖和脂肪一样，我们也渴望得到新的信息。
与时俱进可以帮助我们生存下去，无论是远离一群迁移平原的新狮群，还是观察你的老板如何回应推特上的公众批评。“这是一个有用的偏见，”他说，“问题在于，在注意力经济中，每一个玩家—意味着每一个服务、每一个应用程序、每一个网站—都试图找出最好、最常用的方法来利用这种偏见。”现在，它不再是成功逃脱大型野兽后得以活着，而是在照片墙上获得点赞。
技术效应最明显的例子是短信应用程序和即时消息的总体设置。哈里斯说：“当我们给某人发消息时，默认情况下我们会打断他们，不管他们是否在专注做某事。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得到消息，那就是即时得到消息。”
即时通信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简单印记。然而，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信息学教授格洛里娅·马克（Gloria Mark）的研究，这些不断引起我们注意的代价很高。她说：“大约十年前，我们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平均每三分钟在线上和线下活动之间转移，但是，根据最新数据，当人们在线上工作时，每 45 秒就会转移到线下一次。”
这不仅仅是工作效率或注意力集中的问题。马克的实验发现，越频繁转移注意力的人，压力水平也越高。她说，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因为现代化的工作场所容易滋生各种干扰因素。最受影响的人群是“信息工作者”，她说这个人群可能有做“单一（集中）工作的意图，但是如果他们的老板给他们发电子邮件或者他们需要及时处理邮件，他们必须不断回复电子邮件，因此他们的注意力会被频繁打断”。有什么方法可以支着儿？
“我认为，人们可以向同事发出信号，或者在网上发出以下信号，”她说，“‘嘿，我正在做这个任务，不要打扰我，当我完成时，我会告诉你’。”
但是，你不能责怪你的同事、你的孩子或你的 Gchata 伙伴。猜猜谁最能打扰你？你自己。马克的实验有一个术语“自我中断模式”可以说明这一点。
“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画面是某个人正在打字，突然，没有明显的缘由，他停止了正在做的事，转而去查电子邮件或刷脸书。这种自我中断的发生几乎和人们被外界干扰一样频繁。” 马克说，“所以，我们发现，在受外部干扰非常高的任何一个小时，即使外部干扰的水平在下一个小时内降低，人们也会自我中断。”
换句话说，如果在一个繁忙的早晨你需要处理大量电子邮件，同时又有人在你办公桌旁驻足，你很可能会主动停下手里的工作。
哈里斯将马克当前所形容的状况描述为“一种新的污染，一种内在的污染”。即使像哈里斯这样一直在思考问题的人，也不能幸免于数字化的诱惑。在我们谈话之前，他承认他已经检查了他的电子邮件和新闻应用程序“20 多次”。没有谁能逃得掉。
基于他在硅谷创业的个人经历，哈里斯真正担心的是：我们失去了反思、克制和专注的能力。
他告诉我：“我走进一家网络出版商的办公室，对方说‘我们可以把你的用户在你网站上花费的时间增加一倍或两倍’，这是我作为一个创始人所面临的道德难题，这也是我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的原因。”对于任何新兴的高科技企业的创始者，这种难题的本质是，你筹集资金的能力基于你可以成倍地增加用户数量。
为了改变“我们衡量成功的方式”，哈里斯开始研究他所谓的“设计伦理”。对话和实践可以将我们的技术控制权还给“用户”，由此增加我们花在数字设备上的时间价值。作为这个他称之为“时间花的值得”运动的一部分，他举办了一场小型设计师聚会，分享最佳实践、新形式的激励措施以及“衡量他们对人们生活有积极贡献”的产品。
这是一个衡量成功的真正指标，哈里斯认为。2007 年，爱彼迎的前身—一个全球各地的人们可以在上面找到免费入住的网站沙发客（Couchsurfing），在“两个人的生活之间创造受益时间”中取得成功。该网站对沙发客和主人一起度过的时光进行了调查，调查他们的感受以及这段经历的积极方面（例如“你们在一起玩得开心吗？”）。
根据调查统计结果，两个人最初花费在搜索文件、发送信息和网站上停留的时间，被认为是负面的，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对生活有所贡献”。 因此花费的那部分时间应从获益中去除。“如果没有找到沙发客，那么剩下的受益时间也是不存在的”。
Tinder 是一款约会应用程序，衡量其成功的标准是，2016 年其每天平均获得 14 亿次点击量，而不是促成了多少灵魂伴侣。我对此并不乐观。
哈里斯认为，我们如此专注于应用程序，以致已经忽略了原来的目的，所以应该行动起来，而不只是持悲观态度。他将科技行业与许多其他行业相提并论。这些行业包括低卡路里食品和银行业掠夺性贷款。他说：“我讨厌这样说，但如果你屈服于世界的默认设置，它们就是为了利用你而设计的。一切都需要警惕。”
为了从像《精灵宝可梦 GO》a 这样的游戏中夺回我们的注意力，哈里斯倡导一种类似于有机食品运动的政治立场，当时消费者对大规模农业生产的非预期、有害的影响感到愤怒，要求制定新标准。成功的标准与用户最初目标的实现应该相一致。和远方的朋友联系，你有没有感觉放松？你发现一种装饰厨房的新方法了吗？哈里斯认为，网站和应用程序的奖励标准应该围绕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展开：“不管人们在寻找什么，他们都得到了吗？”
听起来不错。但无债务的大学生涯，零污染的家园，还有很多其他伟大的社会愿景，这些都很难实现。哈里斯说：“最重要的是承认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一方面，人们都试图用大脑前额皮质来集中注意力，这是百万年来负责调节注意力的部位。另一方面，屏幕另一端的 1 000 名工程师，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要打破这种情况，让你无止境地分心。”
【钛媒体作者介绍：本文来自《放空 》的作者曼诺诗·左莫若迪，美国纽约电台《写给自己》栏目的主持人兼主编，这是是一档“关于人类的科技秀”节目。在她每周的播客中，曼诺诗都会通过与听众和专家的对话及实验，来探索人生为何会陷入窘境的原因。她的工作赢得了众多奖项，其中包括来自纽约新闻俱乐部的四个奖项。2014年，她被媒体女性联盟评选为“杰出主持人”。目前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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