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對經濟造成巨大沖擊，今年GDP目標如何確定，已成為社會各界正在關注、研究的問題。
與一些學者建議調低GDP目標不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建議，採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標”的辦法，國家不提具體量化指標，可由省級政府提出。
他給出詳細解釋，這樣做的好處是，既能使各省從各自實際出發，不搞一刀切，也能調動起各省的自主積極性。
此外，劉世錦還給出兼顧短期和中長期穩增長的其他建議。他認為穩增長的重點是穩消費，並建議發消費券要兼顧救助中小微企業和低收入人群。他稱目前多地政府發放的消費券，並非直接針對上述企業和人群，與救助初衷有一定距離。
他還提到，無論是短期還是中長期經濟發展，都應該將著眼點轉向釋放結構性潛能，而非宏觀刺激政策。都市圈和城鎮化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結構性潛能，建議推出以要素市場化改革推動都市圈建設的一攬子改革發展計劃。
今日（4月21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2020年宏觀經濟形勢與改革走勢座談會”以視頻會議形式召開，劉世錦在會上闡述了上述觀點。
2019年3月6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劉世錦回答記者提問。新華社 圖
建議一：今年經濟增長目標採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標”
據悉，基於十八大提出2020年實現“兩個翻番”的目標，市場普遍預計，要實現該目標需要今年GDP目標增速在6%左右。然而，疫情衝擊之下，一季度GDP負增長，較去年同期的6.4%增速差距甚遠。二季度經濟仍難以恢復正常，這也意味著若想實現6%的目標，對下半年經濟增速提出很高要求，難度頗大。
“我們將不得不面對並適應這一個現實，即從常規增長模式轉入相當長時期的‘戰疫增長模式’。”劉世錦認為，“戰疫增長模式”需要支付“戰疫折扣成本”，總是要拿出部分資源去內防反彈、外防輸入，經濟難以開足馬力運轉，實現潛在增長率。
因此，他認為對今年增長目標的評估也要相應調整。他建議採取“相對增長率”的評估方法，用中國增長速度與世界平均增長速度的比值或差值，評估中國經濟的增長狀況。以差值為例，2019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速2.9%，中國是6.1%，相對增長率為3.2%；如果2020年世界增速為-2.5%，中國為3%，相對增長率就是5.5%，高於去年。
他認為，這種評估方法的一個好處是，不必過於拘泥於以往的增長目標，特別是避免用過度刺激辦法去實現常規增長模式下制定的目標，而是在戰疫增長模式背景下，科學務實地制定並實施增長目標。
他特別說明，所謂“相對增長率”是一種評估增長狀況的方法，而不是可以直接採用的增長目標指標。
關於今年的增長目標指標，他建議採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標”的辦法。國家層面可以提出增長目標要求：穩增長、穩就業、穩民生，堅持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不動搖等，而量化增長指標可由省級政府提出。
他認為，這樣做的好處是，既能使各省從各自實際出發，不搞一刀切，也能調動起各省的自主積極性，還能引入地方競爭。為此，國家可建立各省發展狀況全面評估和激勵機制，有關支持性政策與各省發展狀況掛鉤。
建議二：發消費券兼顧救助企業和低收入人群
劉世錦認為，穩增長的重點是穩消費。他列出一組數據，2008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資所佔比重為62.8%，消費比重為42.5%。到了2019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資比重已經降為17.2%，消費比重則上升到66.9%，居民消費比重為49.5%。這組數據表明，現階段要穩增長，首先和重點是穩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
為了穩消費，劉世錦強調重點應該照顧低收入人群和中小微企業。他建議對受困企業員工發放工資補貼，或用消費券的辦法兼顧救助企業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他認為，具體是直接發放貨幣補貼還是發放消費券，還可以討論。但都要注意三點：一確實補助到低收入人群；二儘可能多地去消費；三不能走形式，下毛毛雨，要有適當大的量，比如達到低收入人群一個月的收入或消費水平。
而對於近期多地政府發消費券的行為，他認為通常是普遍或抽籤式發放，並非直接針對困難的中小微企業和低收入人群，與救助初衷有一定距離。
為此，他建議對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補貼可與救助企業結合起來。對受困企業中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員工，由政府發放一定數量的工資貨幣補貼或無過多限制的消費券，以幫助企業穩定員工隊伍。從而既能較好解決低收入人群識別問題，又能把穩企業、穩就業、擴消費、降成本幾件事情結合起來，使政策更好地發揮作用。
此外，他還認為，要給第二波衝擊下的外貿受困企業留下足夠彈藥。第二波衝擊剛剛開始，峰值和尾部在什麼地方還看不清楚。出口企業是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和競爭力的一個部分，如果這部分企業倒下，對中國經濟的傷害難以估量，因此要把救助資源的大頭放在這個領域。
建議三：推出以要素市場化改革推動都市圈建設的一攬子改革發展計劃
劉世錦認為，對現階段的中國經濟，不論是短期內應對疫情衝擊穩增長，還是未來一個時期保持中速增長，著眼點、立足點都應轉到釋放結構性潛能，而非宏觀刺激政策。
而都市圈和城市群就是劉世錦所說的中國經濟最大結構性潛能。他認為，今後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發展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風口”。
他解釋，所謂都市圈，在空間形態上，就是在一小時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邊50-70公里左右範圍內（不同地理環境有較大彈性），發展起一批小鎮或若干小城，相互連接後形成新的城市網絡體系。
從增長動能角度看，小鎮小城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礎設施，小鎮小城之間要用軌道交通等連接，產業聚集的小鎮小城也要有新的產業投資，這些不僅可以帶動消費，也可帶動大量投資。
他初步估算，今後十年，都市圈建設每年能夠為全國經濟增長提供至少0.5到1個百分點的增長動能，不僅為應對疫情衝擊，更是為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中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對於近期熱炒的“新基建”概念，他認為從體量上說，基建投資的主體還是所謂的老基建。“其實，不論老基建還是新基建，投對地方都是好基建。投到都市圈，出錯的概率不大。”
都市圈建設面臨不少思想觀念、體制機制政策方面的阻力與約束。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劉世錦認為這份文件對解決都市圈建設面臨的諸多體制機制政策問題恰逢其時，切中要害。“這也再次說明，實質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
他建議，以落實中央文件為契機，推出以要素市場化改革推動都市圈建設的一攬子改革發展計劃。重點在人口持續流入、發展潛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訂都市圈建設規劃，並儘早公佈，起到提振信心、穩定預期的作用。
一攬子計劃還包括，開工建設一批前期準備充分的都市圈軌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制定規劃，並著手分期建設主要面向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村進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推動農地入市、宅基地流轉，選擇若干小鎮，開展核心城市老齡人口下鄉養老社區建設試點；調整戶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動管理政策，為外來人口在都市圈小鎮小城安居樂業、就業創業營造有利環境；可選擇粵港澳大灣區和若干發展潛力大的省會城市作為都市圈改革發展綜合試驗區，率先突破，取得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南都記者 林方舟 發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