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報界宗師”張季鸞:以筆救國,以筆報國

就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當天,蔣介石在上海《申報》發了篇文章,談及革命與婚姻,以及自己的人生哲學。次日,《大公報》上一篇名為《蔣介石之人生觀》的文章,旨在批判蔣將革命、婚姻和人生哲學相混淆的論調。

即便是崇尚自由,追求果敢的民國,能有如此勇氣者,也實屬少數。畢竟此文以酣暢淋漓的筆風,斥責當權者。即便當權者心胸開闊,這事也顯然冒風險。

我們先看看這位主筆人是怎麼寫的:

“自今日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是“淺陋無識之言。”


“兵士殉生,將帥談愛。”


“累累河邊之骨,悽悽夢裡之人。”


“人生不平,至此極矣。”

應該說是很敢用詞吶,現在誰敢這麼寫文章給當權者?恐怕寥寥無幾。這篇文章發表後,按照當下的話說,他蹭了波熱點,迅速走紅。可能很多人會說,這絕對是有預謀的,為了出名命都不要了。

然而他的忠實讀者,對此不以為然。

原因很簡單,“敢寫”就是他的風格嘛。他雖敢寫,卻不亂寫。而是以真實為本,遵從內心的聲音。當權者言行有失,他照批不誤。在蔣介石之前,他已經以筆討伐過吳佩孚和汪精衛,言辭猛烈,毫不留情。

如今他的名字可能少有人知,而他在民國那一眾人才匯聚的時代,絕對算得上一號人物。有關他的故事,我將接著往下寫。但在此之前,我想先告訴你此人的名字。他叫張季鸞,(名熾章,字季鸞)。祖籍中國陝西榆林,生於山東鄒平。中華民國著名報人、政論家。


民國“報界宗師”張季鸞:以筆救國,以筆報國


01、


上文我提到張季鸞寫了篇猛文,斥責蔣介石,這一事直接促成了兩人的第一次見面。那是1928年,在河南鄭州。當時張季鸞本是去找馮玉祥,剛好在朋友的牽線下,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以禮相待,此後更是將他視作國士和諍友。

如果將時間線回溯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張季鸞曾在《大公報》上發表《黨禍》一文。

形容當時的社會“乖戾之氣,充塞天壤;流血之禍,逼於南北。”


痛批蔣介石對共產黨“愛之則加諸膝,惡之則投諸淵。”

可見在《蔣介石之人生觀》發表前,他已經不是第一次痛斥蔣。而張季鸞的所有社評,都是晚上上班先看了通訊社的電稿和自己記者的文稿報道後,最後才落筆寫下,都是即興的,沒有推敲時間。也就是說,第一時間怎麼想的,就怎麼寫,完全真實。

對於張季鸞的文筆,外界多是讚許,他就是天生的筆桿子。其實早年間就讀於日本帝國大學時,他的理想是從政。為何日後會走上文壇?且接著往下讀。


民國“報界宗師”張季鸞:以筆救國,以筆報國

張季鸞一家


02、


在張季鸞13歲那年,父親去世了。母親帶著他和兩個年幼的妹妹,護送著父親的靈柩,從山東回到陝北,過起了孤兒寡母的窘迫生活。母親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送張季鸞去到聞名陝北的榆陽書院,師從劉古愚。

劉古愚作為晚清兩派之一(一派是以梁啟超為代表,另一派以劉古愚為代表),講求務實。之後繼續求學的張季鸞,又與沈鈞儒、于右任交好。再後來,官費赴日留學,攻讀政治經濟學。

在日本留學期間,他編了一本名為《夏聲》的刊物,也因此對報業情有獨鍾,這是他決定棄政從文的開端。從日本歸國後,張季鸞先是在上海的《民立報》工作,而後在於右任的推薦下,在總統府做秘書,參與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的起草,當時他只有24歲。這篇文章發表在《民立報》上,它象徵著:中國自有報紙以來,第一次的新聞專電。

就在眾人以為,張季鸞將開啟他事業上的黃金時代時,他卻被關進了監獄。這又是怎麼回事?


民國“報界宗師”張季鸞:以筆救國,以筆報國


03、


事情還得從1913年說起,這一年,袁世凱暗中派殺手秘密刺殺宋教仁,並以恐怖手段,威脅北京各報不得走漏消息。張季鸞得知後,並未將此消息隱瞞,而是即刻公之於眾。這使得民眾瞭解到真相後,更加痛恨袁世凱的陰險。

之後,為籌集經費,袁世凱繼續用暴力手段消滅國人,並從多國處借下鉅款。張季鸞為此寫下《嗚呼,賣國之鐵券》一文,通過郵寄的方式,寄到上海《民立報》,並發表,成功躲過袁世凱對電報的檢查。

這份帶有借款內容的新聞,一經刊發,舉國上下為之震動。袁世凱一氣之下將張季鸞關入監獄,幸好得朋友相助,3個月後順利脫身。

有過入獄經歷的張季鸞,並沒有改變往日的耿直作風,他照舊用生花妙筆,將第一手消息傳達給國民。在他看來,新聞報道既要求時效性,又要注重真實性,倘若有所違背,倒不如不寫。就這樣,他的原則和正義,致使其招來第二次牢獄之災。

此時,正值段祺瑞執政。北洋政府以膠濟鐵路當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張季鸞這時是《中華新報》的總編,他沒留一絲情面,將借款一事披露殆盡,也因此入獄。後因國會抗議,半個月後被釋放。

1924年,《中華新報》在財力不支的情況下,不得已停刊,張季鸞又來到《國聞週報》做主筆,但他覺得一週寫一篇時政類的文章,實在太不過癮,便決定為《新聞報》寫特約通訊。

儘管他有機會謀得更賺錢的工作,但他卻說寧願靠寫文章過窮日子。他全部的經濟來源,都是來自約稿,勉強還能度日。


民國“報界宗師”張季鸞:以筆救國,以筆報國


04、


戊戌變法失敗四年後,天津法租界辦了一個報刊,名為《大公報》。1925年,停刊。次年,張季鸞與胡政之、吳鼎昌一道,決定將此報刊再度辦起來。胡政之作為報刊的管理,吳鼎昌是投資人,張季鸞則為主筆。三人分工明確,配合默契。

張季鸞為讀者所熟知的“三罵”,即罵吳佩孚、罵汪精衛、罵蔣介石的社評,至今讀來仍覺酣暢淋漓。他旨在為民眾報導第一手新鮮內容,也就意味著那些被炒熱的新聞,他絕不再寫。或者即便寫,也是從全新的角度入筆,絕不雷同。

罵蔣介石的文章,我們已經見識了。那麼另外兩罵呢?這第一篇文章,名為《跌霸》,痛斥的對象是軍閥吳佩孚。他寫道:“綜論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併力無之,但有氣耳。”

在此文發表前,有著“中國第一記者”之稱的《京報》老闆邵飄萍,和《社會日報》的老闆林白水,接連被殺,一時間人人自危,唯恐稍不留神丟掉性命,社會環境可謂危機四伏。而此時,張季鸞稱吳佩孚為“跌霸”(這一詞出自崑曲的曲目,講的是項羽失敗一事),斥其沒有文化。

儘管同為軍閥,吳佩孚卻不像周作霖那般手段殘酷,張季鸞也就由此免遭一死。想來當他決意發文時,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因此繼痛罵吳佩孚後,他又將矛頭直指汪精衛,下筆照舊不留情面。

在社評《嗚呼領袖慾之罪惡》一文中,張季鸞有如下言論:

“以庸才而抱野心,以細人而操大柄。”


“好為人上”


“一切問題都以適合自己便宜為標準”


“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慾。”

果然是張氏文風,一切行文以內心的正義為先。張季鸞以這“三罵”,在當時家喻戶曉。而他在乎的只是所謂的高人氣嗎?顯然不是。


民國“報界宗師”張季鸞:以筆救國,以筆報國


05、


西安事變那年,天上掉下無數張《大公報》,報上寫有張學良叛變,蔣介石被滯留一事。就在“雙十二”那晚(西安事變發生時是12月12日),張季鸞徹夜未眠,他在思考次日的社評該怎麼寫。

這篇社評在12月14日刊出,名為《西安事變之善後》。12月16日,他又發表了第二篇社評《再論西安事變》。此類社評他總共寫下4篇,其中尤以第4篇《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最為著名。

張季鸞公開表示,張學良等人應儘快釋放蔣介石,向蔣謝罪。幾天後,當他得知蔣介石以被釋放的消息,這才露出許久未見的笑容。儘管他曾寫文罵蔣,卻也寫文救蔣。究其原因,他心中有一杆判斷對錯的標尺,為的是維護國家的穩定。

無論日後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有多麼密切,後者對他有多麼信任,他始終牢記自己作為獨立報人的身份,對於蔣做錯的事,張季鸞一如既往地痛斥。

1930年,當蔣介石調集大批軍隊,對蘇區發動圍剿時,所有報刊都稱共產黨為“共匪”,唯獨《大公報》是一股清流。不僅如此,報上還刊登了大量有利於共產黨的內容,令蔣介石萬分氣憤。但他也知道,這就是真實的張季鸞。

如果張季鸞稍微勢力點兒,見著好處就彎下腰,卑躬屈膝,開始一味吹捧,一副“軟骨病”姿態,想來蔣介石反倒不會再珍惜這個人才。他的可貴之處,正在於骨子裡的正直。


民國“報界宗師”張季鸞:以筆救國,以筆報國

天津《大公報》同仁合影


06、


抗日戰爭期間,張季鸞寫下大量文章,文風犀利。因而使得《大公報》為日軍所不容,不得不六次遷移。他說:“寧可停刊另覓新社址,也決不在日寇的刺刀下出一天報。”抗戰之志和愛國之情,清晰可見。

1937年,在淞滬抗戰告一段落,中國軍隊退出閘北區的第二天,張季鸞寫下《滬局與國民的覺悟》,預言此番將會是長期抗戰;在日軍發動南京大屠殺後,滿腔悲憤之餘,他寫下《為匹夫匹婦復仇》;臺兒莊大捷時,張季鸞有文《臺兒莊勝利以後》,為民眾鼓舞士氣。

每逢有事發生,總能讀到張季鸞及時發表的文章。這份勇氣和膽識,文筆的精湛與睿智,使得《大公報》在國際上大獲聲譽,這是中國報刊第一次得到國際的認可。

張季鸞寫文有自己的主張,他說:“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在《大公報》創辦初期,他已提出的“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他是這麼說的,也基本是這麼做的。

1941年,日軍不斷侵擾中國,眾人皆感到毫無光芒,惴惴不安。此時,張季鸞以一篇《我們在割稻子》,試圖振奮人心,同時也打擊了日軍囂張的氣焰。他想告訴人們,哪怕外界環境再艱難,我們也要想盡辦法活下去。

人們如此信賴他,信賴《大公報》,只可惜天不遂人願,“割稻子”一文刊出18天后,張季鸞因肺病猝然離世。在他生前的最後一篇文章裡,他曾寫道:“全世界人類自由萬歲。”自由,是他一生的追求。“在他的字典裡,自由主義的定義很簡單:不黨、不私、不盲、不賣,不求權、不求利、不求名、不畏強權、不溺富貴,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包容異己。”


民國“報界宗師”張季鸞:以筆救國,以筆報國

《大公報》同仁合影


07、


張季鸞去世後,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皆表達了弔唁。社會各界前來送他一程者,多達4000餘人。

在那個風雲動盪的年代,或許他代表著人們心裡無處可宣洩的情緒。他為民眾發聲,且秉持真實原則,始終是報業的良心所在。他讓人們放心依賴,不致淪為一系列事件的局外人。他每寫文章,為的是國家穩定,救國民於水火。張季鸞以筆報國,以筆救國,無愧“報界宗師”之稱號。

在我看來,之所以張季鸞能夠寫下這麼多篇社論,除了他文筆絕佳之外,還在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有著能容忍不同聲調的肚量,這才得以給予他盡情揮筆的空間。對於張季鸞而言,是幸運;對於彼此的時代來說,亦是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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