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对明朝很不吉利，有明一朝，共有三个甲申年，都发生了不祥之事。崇祯朝的甲申之变终结了明朝276年的江山；万历朝的甲申年，为大明续命的张居正被清算，险遭开棺戮尸之祸，他的新政尽废，为明朝灭亡埋下了祸根；而嘉靖朝的甲申年，则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兵变，边关重镇大同陷于乱兵之手，朝野哗然，九边震动。
为了抵御游牧部落的侵扰，明朝在北部边境设立了九座重镇，以重兵布防，称为九边。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都是最大的边患，而以大同城为核心的大同镇地处对抗蒙古势力的第一线，军事地位极其重要。大同城里不仅有代王坐镇，还设有巡抚、总兵、副总兵、都司、游击、守备、县衙等官署，衙门林立，高官云集。
在宁王朱宸濠作乱时，安庆知府张文锦因坚守安庆立下大功，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张文锦为人，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而且吝于财货，对部下严苛，不事抚恤。
他到任后，急于建功，为了加强防御，他打算在大同城以北九十余里处增修五座城堡，即水口、宣宁、桦沟、黑河、柳沟五堡。
大同镇是由三道防线组成的一组城堡烽燧体系，到了明朝中期，随着朝政的腐败，各级官员层层贪墨修缮维护经费，以至大同镇最北侧的两道防线被废弃。大同城没有了藩篱，蒙古铁骑经常“直抵城下 , 驻牧杀掠”。
张文锦的主张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五堡工程很快开建。然而张文锦在拨付经费时，却竭力压缩开支。左参议韩邦奇是大同甲申兵变的亲历者，还据此写了《大同纪事》一书记录这次祸乱。当时他负责五座城堡的营建经费核算，以三十万两的数字报给了总督藏凤，藏凤看后笑着说：“张巡抚视国之财如家之财，安能捐三十万金以成此堡乎？”藏凤表面上是表扬张文锦爱惜国家资产，实则是在揶揄他把公帑当成私产，能少花就尽量少花，因为当时的官员贪腐克扣成风，遇到大工程岂能不大捞一把。果然，张文锦不同意这个预算，韩绑奇只得不断压缩预算金额，到三万两时，张文锦同意了，于是他调动人力开始施工。
因为经费太少，一切材料都要自行筹备，大批士卒被派遣入山，伐木烧砖。由于工程繁重，而且负责监工的参将贾鉴督工严酷，对士兵们动则鞭笞杖打，军心已充满怨恨。
城堡筑成后，张文锦下令大同镇派兵前去戍守，每个城堡驻兵五百户。于是总兵江桓和监军太监王斳分拨人马前往。但是这些镇兵都不愿去五堡，因为那里孤悬在外，离大同主城有百里之遥，一旦遭蒙古人袭击，很难得到救援，而且由于投入太少，五堡工程简陋草率，每个城堡只为驻军建有营房一间，没有其他配套设施，家眷无处安身。他们请求另外招募兵丁驻守五堡，但被张文锦拒绝。镇兵们无奈，便请求只让军人前去，家属仍留在大同，也被张文锦驳回，他严令军队立即出发，不得拖延。
参将贾鉴为了驱赶镇兵尽快启程，屡屡对他们施以杖责，还扬言，如有抗命者，将责打四十军棍。士兵们愤恨已极，准备铤而走险，杀了贾参将去投奔蒙古人。《大同纪事》记载，士兵私下议论：“人各有妻子或女，又有马匹，一间营房何以能容？且莫说胡虏来，只秋深一阵大风雨，一家死矣。等死，不如杀了贾参将，投入北番。”于是他们在郭鉴、柳忠等人的煽动动和带领下夜里闯入贾鉴营帐，将他杀死。随后，哗变军人逃出大同，于1524年8月21日占据了焦山墩。
张文锦闻讯大惊，焦山墩是一座与蒙古俺答汗地盘接壤的墩台，乱军如果与蒙古人勾结，此处将成为威胁大同安全的大患。于是他急忙派副总兵时陈和游击叶宗紧急驰往焦山墩，对乱军好言安抚，承诺不再追究，将他们带回大同。
《明实录》记载，这些哗变军人回来后，张文锦背弃诺言，“文锦夜捕官队关山等廉得其首恶，欲诛之”。他连夜抓捕乱军首领并将他们斩杀。但是《大同纪事》中则记载张文锦见到这些乱军后，只对他们说：“你们回来了，我的贾参将呢？”然后没做任何处置。然而参与哗变的士兵们依然非常紧张，生怕突然大难临头。韩邦奇曾指责关于大同兵变的记载都不真实，他说：“大同诸志无一字实者”，指的应该就是这种书面记载与他亲睹事实的不同。
8月26日，有人传说张文锦正要偷偷出城，去京师奏报他们哗变的情况。于是乱军们连夜聚集起来，纵火烧了大同府衙，放出监狱里的囚犯，抢了粮库和军械库，然后闯进都察院找张文锦。张文锦翻墙逃进隔壁的代王府，士兵们趁机抢劫，还抓住张文锦的家人逼问他的行踪。家人说他躲在代王府，乱军立刻围住王府，要求交出张文锦，否则放火烧了王府。代王害怕了，只得交出张文锦，他一出来，就被乱刀砍死。随后乱军又烧毁了镇守和总兵衙门，并堵死了大同城门，不准任何人出入。
代王府
总兵、知府，游击等官员吓得四处逃散躲藏，大同陷入无政府状态。《大同纪事》记载，乱军首领郭鉴、柳忠对大家说：“众人莫惧，但同心共事，他日问罪，不过将我辈有恶十数人与之而已。”就是让大家别怕，官府要追究也只会追究他们，与其他人无关。
当时大同监狱里关着被革职的宣府副总兵朱振，他是因为贪污而被弹劾下狱的。乱军把他请出来，胁迫他当头领。朱振见无法推脱，便与乱军约法三章：不侵害宗室；不劫掠府库；不杀人放火。答应这三条，他可以出来带领他们，否则宁可一死。乱军们都表示一切听他的。
大同兵变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靖皇帝大为震惊，他马上召集群臣商议，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嘉靖表态：“咎文锦抚驭失宜，甲鉴督工严刻，激众致变。”把引起兵变的责任归结于死去的张文锦和贾鉴，然后于8月29做出决策：派兵部左侍郎李昆到大同去宣读赦免乱军的圣旨；派宣府都御史李铎巡抚大同，由左参议韩邦奇协助；任命都指挥使桂勇署理大同镇总兵，命太监武忠为大同镇守；免去朱振的罪责，配合朝廷评定大同之乱。
9月6日，兵部左侍郎李昆到大同向乱军宣读赦免诏书。但是乱军们听了诏书后并不放心，他们议论说：“此安我也。岂有杀巡抚、游击而不问者乎？”他们认为这是故意欺骗他们，哪有杀了巡抚不问罪的，一定是朝廷的缓兵之计，肯定会秋后算账。可见这份诏书写得很不真诚，非但没能安抚众人，反而让他们更加惊恐。于是乱兵们的情绪又激动起来，一时间众心汹汹。李昆见势不妙，仓皇逃离了大同。乱兵们马上把住四门，阻绝外人进城。
巡抚李铎还未来得及成行，就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必须回去丁忧。 朝廷于9月19日改任山西按察使蔡天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蔡天祐到任时已是10月，这段时间里，韩邦奇是唯一的主事文官，他是9月间独自先期赶赴大同的。
韩邦奇到达离大同六十里的西安驿时，城内乱兵已探听到有官员前来，便派人来到西安驿，拔刀威胁韩邦奇不要进城，当天夜里还放火烧了参将府邸，以示恐吓。但是韩邦奇仍执意进城，乱军们见他只身一人，也就安下了心，未再阻拦。韩邦奇进城后，立即接管政务，每天在衙署办公，对乱军，他只是要求他们不要再有烧杀等暴行，其余并不处置。
11月，蔡天祐接管了大同，他会同总兵桂勇抓捕并杖杀了八十名继续在城里奸淫掳掠的乱军，形势稍有安定。
当月，甘肃发生回乱，朝廷派辽阳参将李贤帅所部军队赶往甘肃平乱，经过大同时，已成惊弓之鸟的乱军认为这是朝廷派来剿灭他们的，便关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城宿营。此时，户部恰好派人来送接济银两，乱军们又以为这是发给李贤部队镇压大同兵卒的赏银，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是为了剿杀乱军，官员们已经把家小都偷偷送出城了，于是又借机鼓噪，发起新一轮暴乱。
11月24日，乱军杀了知县王文昌，纵火烧了县衙，又围住代王府，要求代王替他们向朝廷请求赦免。同时乱军还分别围住了太监武忠的镇守府和桂勇的总兵府。
桂勇出来对他们说：“杀便杀，何用喧噪？”乱军说：“既无杀我罪我之心，如何将家小暗送出城？”要求桂勇的妻女出来相见，以证明他们还在城里。经过蔡天祐和韩邦奇再三解释，才暂时稳住了局面。
对于大同的兵变，朝廷中本来就剿抚两种意见，嘉靖帝起初是倾向招抚的。但事变迁延不决，便于12月13日再次召集廷臣商议对策。兵部认为必须施以强硬手段，派兵迅速平定叛乱，否则“悍卒愈骄，屡行称乱，今若又专为抚处，则声威损于九边，纲纪难以振复。”嘉靖帝表示同意，派左佥都御史胡瓒和总兵鲁纲率军进驻大同附近的阳和，密切监视城内形势变化，相机采取行动，同时密令桂勇设计擒获首恶。
大军的到来，令城内乱军更加焦虑惊慌，气势汹汹的乱军持枪舞刀满街乱窜，随时会发生更大的暴乱。蔡天祐一边安抚乱军，说明军队到来只诛杀首恶，不问胁从，一边召集总兵、镇守、参将、副总兵，游击等官员来到都司府商议如何应对局面。
韩邦奇去都司府的途中，经过代王府，代王用梯子爬到墙上和他说话，直到中午，由于附近都是虎视眈眈的乱军，韩邦奇怕出事，便终止谈话，请代王回府。在《大同纪事》中，韩邦奇没提代王和他说了什么 ，但在那种局势下，除了讨论怎样平息事态，还能说什么呢？一些史料记载代王在兵变发生后，带着儿子逃到了宣府，从韩邦奇的记载来看，这是不实的，代王在乱局中仍然留在大同，也算尽了一个塞王的责任，应该是有点胆略的。
众官员到了都司府，却毫无对策，大家一片黯然，桂勇提出辞官，然后往外走，可是乱兵堵在门口。韩邦奇将桂勇拉回来，并让乱兵一同进来。
韩邦奇问那些乱兵：“朝廷已赦免你们，为何又要作乱？”乱兵们说朝廷虽然口头表示已经赦免，却仍派兵来要杀他们，他们请求把军队撤走，如果还有作乱的人，他们自行将其抓获交给官府处决。韩邦奇说，只要你们不做乱，朝廷自然会撤走军队，还能省下许多钱粮。
乱军随后又提出要免除缴纳屯粮。明朝边军实行屯田制度，以此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朱元璋说：“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就是基于这种制度。 但是边镇的亲王、太监、军官等大肆侵占屯田，军人的土地越来越少，缴纳屯粮本来就很困难，还要被迫去为军官耕种。可是张文锦到大同后，非但不减轻军人的负担，还以备荒的名义，每军多征收三斗“荒粮。韩邦奇拒绝了免除缴纳正常屯粮的要求，但同意免除“荒粮”。乱军见部分要求得到满足，也很满意，大多数人希望过平安日子，不愿再做乱了。
1525年1月，蔡天祐、桂勇设计将郭鉴、柳忠等哗变首领擒获并斩首，没有了他们的扇动和带领，乱军们无法再生事端，大同局势似乎终于得到了解决。
然而时隔两天，局面又发生突变，被斩杀的乱军首领郭鉴之父，名叫郭巴子，他决心要为儿子报仇，联络了徐毡儿、胡雄等一干乱军，趁夜闯入桂勇府中，杀害桂勇家里十几口人，还劫持了桂勇。蔡天祐闻讯急忙赶去与他们对话，经他反复宣讲，晓以利害，乱军们不仅放了桂勇，还害怕起来，向蔡天祐求饶，请他乞求朝廷不要派兵围剿他们。这位蔡巡抚看来是个谈判专家，他准确地把握了叛军的心理。他当即表示，只要他们抓住首恶，他一定亲自替他们向朝廷求情。于是乱军们倒戈，去抓郭巴子等人，郭巴子见势不妙，和胡雄等人逃走了，徐毡儿等四人被抓住交给了蔡天祐。
嘉靖帝听闻大同士卒又反，大怒，他下令以朱振替代桂勇任大同总兵，并命胡瓒即刻进剿。
为了不使大同这座重镇毁于战火，蔡天祐从一开始就主张招抚，反对用兵，因为这会导致“在外者劳师糜饷，在内者受惨被祸。”此刻，他马上将徐毡儿等人斩首，并把首级交给胡瓒，请他暂缓进军，同时急奏嘉靖帝，说明首恶已经被诛，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剩下的兵卒容易处理，请求罢兵，嘉靖同意了。
胡瓒撤军后，蔡天祐立即着手安民，收缴兵器，大同恢复了往日的秩序。
然而逃脱的郭巴子仍不甘心，到了3月，他与胡雄又纠结了一伙人，潜入大同，烧了朱振的府邸。
第二天，蔡天祐召集士卒讲话，强调朝廷大军已经撤回，对大家既往不咎，更无戕害之意，但如果继续响应郭巴子，跟着他闹事，就是自寻死路。众人也早已厌倦了半年多来提心吊胆的动乱日子，恨郭巴子等人继续做乱，便协助官兵在全城搜捕指认他们，郭巴子和胡雄一伙很快被抓获，于1525年4月被处死，至此，这场持续了8个月的兵变才真正被平定。
在这场兵变中，朱振成了最大受益者，本来是个囚徒的他，不仅原罪被免，还得以从副总兵升任总兵。但是该来的总会来，10年后，大同再次发生兵变，朱振再次卷入，还是被乱军推举为首领，但这次他好运不再，在兵变中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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