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舰喋血记》的英文片名直译过来应该是“邦蒂号兵变”，这次兵变也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起事件。1789年，一艘名叫“邦蒂号”的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奉命从英国前往大溪地（太平洋上的群岛），带回当地的物资。
船长威廉·布莱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却也是一位极其刚愎自用的暴躁领袖。布莱对于船员的管理十分严厉，船员一旦犯下一点错误，便要遭受严酷的体罚，甚至被剥夺饮水的资格。船员对此颇多牢骚，怨声载道。
“邦蒂号”的大副弗莱彻·克里斯坦则与布莱船长性格相反，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看到船员遭到的严酷对待，他多次向布莱船长建议适当体谅船员的处境，减轻对船员的严酷处罚，可是布莱船长始终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甚至处罚之严酷更为变本加厉。
最终，整艘船的人对此都无法继续忍受，在艰难的决择过后，弗莱彻组织并领导了兵变，解除了布莱船长的职位并将其放逐，弗莱彻则带领船员在大溪地某个岛上住了下来，与当地土著和谐相处的他们过起了宛如天堂一般的日子。
然而，被放逐的布莱船长不久就带着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回来抓捕这批叛变的军人，弗莱彻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无止境的逃亡和追捕，以及最终必然降临的灾难性结局。
在整个西方世界，这都是一起著名的事件，在该事件中，情与理相悖时人们当如何决择，是一次极富深意的追问。军法之严，按理说放诸四海而皆准，对于参军入伍的人而言，服从是唯一的天职，以下犯上是绝不允许的行为，而像“邦蒂号”的船员那样的兵变行为更往往被视作叛国罪进行严惩。
但是，弗莱彻等人的不法乃至叛国，是基于布莱船长“不义”在先，在布莱船长施以的严刑峻法下，大多数船员可能都难以维系自己的生命。当触及生存这条底线，船员又是否有权利进行反抗？
对于崇尚自由的西方国家来说，类似布莱船长的独裁行为，始终是他们最为忌惮的危险。因此，影片对于弗莱彻一方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邦蒂号”上的严酷环境与大溪地岛上梦幻一般的生活，两者形成的鲜明对比无疑表达了导演的立场与倾向。
这个包含了对独裁制度和自由意志的故事，是一直深受电影人的钟爱的题材。1935年拍摄的这个版本既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被改编扮演上大银幕。
早在1916年和1933年，就分别有两部讲述“邦蒂号”兵变的澳大利亚电影，而在本片之后也有1962和1984两个著名的版本，分别由马龙·白兰度和梅尔·吉布森主演。然而，在各个版本中依然属1935年的这一版成就最高。
这与本片的几位主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版的布莱船长和弗莱彻大副分别由查尔斯·劳顿和克拉克·盖博饰演。查尔斯·劳顿是那个年代十分罕见的体现派表演大师，对于各种类型的角色都能游刃有余。
他那略显臃肿的脸庞也有别于当时的其它大明星，故而时常被邀请扮演暴君一类的反面角色，本片的布莱船长一角，正是他最适合的类型。克拉克·盖博更是无需赘言，整个30年代他就是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男明星，有“电影皇帝”的美誉。
在布莱船长和弗莱彻大副对立的两者之间，本片还设置了另外一名颇有深意的角色——由弗兰奇·汤恩饰演的罗杰·拜姆。拜姆是一位年轻的海军士官，来自一个辉煌的海军世家，他一方面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始终倾向于忠于祖国（赞成布莱船长），另一方面又与弗莱彻有着亲密的友谊。
当布莱船长与弗莱彻两者对立起来之时，拜姆就好像与所有人一样，夹在两难之中不知如何决择。在片中，拜姆最后还是站到了弗莱彻的一边发动了叛变，从中也可窥见人民的诉求。
正是以上三位男主演的卓越表现，让本片在当年的奥斯卡上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话”——主演同一部电影的三人一齐被提名当年的奥斯卡影帝。可惜，由于无可避免的分票效应，影帝的桂冠最终三人都没拿到。但奥斯卡仍然以一座最佳影片的小金人，肯定了本片非凡的艺术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