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艦喋血記》的英文片名直譯過來應該是“邦蒂號兵變”，這次兵變也是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一起事件。1789年，一艘名叫“邦蒂號”的英國皇家海軍軍艦奉命從英國前往大溪地（太平洋上的群島），帶回當地的物資。
船長威廉·布萊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海軍將領，卻也是一位極其剛愎自用的暴躁領袖。布萊對於船員的管理十分嚴厲，船員一旦犯下一點錯誤，便要遭受嚴酷的體罰，甚至被剝奪飲水的資格。船員對此頗多牢騷，怨聲載道。
“邦蒂號”的大副弗萊徹·克里斯坦則與布萊船長性格相反，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看到船員遭到的嚴酷對待，他多次向布萊船長建議適當體諒船員的處境，減輕對船員的嚴酷處罰，可是布萊船長始終不聽勸告，一意孤行，甚至處罰之嚴酷更為變本加厲。
最終，整艘船的人對此都無法繼續忍受，在艱難的決擇過後，弗萊徹組織並領導了兵變，解除了布萊船長的職位並將其放逐，弗萊徹則帶領船員在大溪地某個島上住了下來，與當地土著和諧相處的他們過起了宛如天堂一般的日子。
然而，被放逐的布萊船長不久就帶著英國皇家海軍的艦隊回來抓捕這批叛變的軍人，弗萊徹他們將要面對的是無止境的逃亡和追捕，以及最終必然降臨的災難性結局。
在整個西方世界，這都是一起著名的事件，在該事件中，情與理相悖時人們當如何決擇，是一次極富深意的追問。軍法之嚴，按理說放諸四海而皆準，對於參軍入伍的人而言，服從是唯一的天職，以下犯上是絕不允許的行為，而像“邦蒂號”的船員那樣的兵變行為更往往被視作叛國罪進行嚴懲。
但是，弗萊徹等人的不法乃至叛國，是基於布萊船長“不義”在先，在布萊船長施以的嚴刑峻法下，大多數船員可能都難以維繫自己的生命。當觸及生存這條底線，船員又是否有權利進行反抗？
對於崇尚自由的西方國家來說，類似布萊船長的獨裁行為，始終是他們最為忌憚的危險。因此，影片對於弗萊徹一方給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邦蒂號”上的嚴酷環境與大溪地島上夢幻一般的生活，兩者形成的鮮明對比無疑表達了導演的立場與傾向。
這個包含了對獨裁製度和自由意志的故事，是一直深受電影人的鐘愛的題材。1935年拍攝的這個版本既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被改編扮演上大銀幕。
早在1916年和1933年，就分別有兩部講述“邦蒂號”兵變的澳大利亞電影，而在本片之後也有1962和1984兩個著名的版本，分別由馬龍·白蘭度和梅爾·吉布森主演。然而，在各個版本中依然屬1935年的這一版成就最高。
這與本片的幾位主演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這一版的布萊船長和弗萊徹大副分別由查爾斯·勞頓和克拉克·蓋博飾演。查爾斯·勞頓是那個年代十分罕見的體現派表演大師，對於各種類型的角色都能遊刃有餘。
他那略顯臃腫的臉龐也有別於當時的其它大明星，故而時常被邀請扮演暴君一類的反面角色，本片的布萊船長一角，正是他最適合的類型。克拉克·蓋博更是無需贅言，整個30年代他就是好萊塢最具影響力的男明星，有“電影皇帝”的美譽。
在布萊船長和弗萊徹大副對立的兩者之間，本片還設置了另外一名頗有深意的角色——由弗蘭奇·湯恩飾演的羅傑·拜姆。拜姆是一位年輕的海軍士官，來自一個輝煌的海軍世家，他一方面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始終傾向於忠於祖國（贊成布萊船長），另一方面又與弗萊徹有著親密的友誼。
當布萊船長與弗萊徹兩者對立起來之時，拜姆就好像與所有人一樣，夾在兩難之中不知如何決擇。在片中，拜姆最後還是站到了弗萊徹的一邊發動了叛變，從中也可窺見人民的訴求。
正是以上三位男主演的卓越表現，讓本片在當年的奧斯卡上創造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神話”——主演同一部電影的三人一齊被提名當年的奧斯卡影帝。可惜，由於無可避免的分票效應，影帝的桂冠最終三人都沒拿到。但奧斯卡仍然以一座最佳影片的小金人，肯定了本片非凡的藝術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