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健康碼有何不同?

昨晚老父親發來一個段子,說,特朗普很難,因為他讓美國人民帶上口罩,人權沒了;他不讓美國人民帶口罩,人全都沒了;

真沒想到,段子手原來也活躍在他們那個年齡中。


相比於口罩,健康碼可能更加讓國外的敏感。從中外健康碼的差別也能看出國家在對抗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不同的思考和表現。


產品性質不同


中國的健康碼是一個二維碼,登記使用的人員需要在線填寫身份證、護照號、電話號碼等個人信息;需要標記最近出行線路,是否與感染者有接觸;是否存在發燒、乾咳、怕冷、肌肉痠痛等症狀。這些信息填寫完畢後,登記人將自動獲得一個可能有紅黃綠三色的QR二維碼。綠碼可以自由出行,紅碼將被政府集中隔離觀察14天,黃碼需自行隔離7天。


中美健康碼有何不同?


美國的健康碼來自蘋果和谷歌兩家公司聯合開發,一些功能最終也將在操作系統級別內置到Android手機和iPhone中。基本上,這個系統可以讓你的手機記錄附近的其他手機。只要這個系統還在運行,你的手機就會一直運行這個程序。


工作原理不同


中國的健康碼主要是通過使用者自行申報,然後通過大數據分析使用者出行情況再來甄別使用者的健康狀況,同時還分析預測確診、疑似患者以及密切接觸人員等重點人群的流動情況,是管理人員流動,推進“復工復學”的一個重要依據。


杭州市委副書記在接受白巖松在《新聞1+1》 中的採訪時,曾專門提及健康——健康碼的評判來源於三個維度,一個維度是空間,根據疫情風險程度,杭州市的大數據公司按照有關數據已經可以精確到鄉鎮(街道);第二個維度是時間,某人去過疫區的次數以及時間的長短,這個與傳染路徑有關聯;第三個是人際關係維度,與密切接人員接觸狀態等個人有效信息,量化賦分後最終生成相應的三色碼。


美國的健康碼只用於警告那些曾經接觸過病毒攜帶者人,並提醒相關部門做好隔離。比如,假如兩個人都下載了接觸者追蹤的應用程序,早上剛好擠了同一班公交車,而其中一個人不幸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那麼這時候,另一個人的手機就會自動出現一個警告,告訴他,他最近接觸了新冠患者。這樣一來,收到警告的人就可以馬上通報,並進行隔離。


中美健康碼有何不同?


涉及對象的覆蓋面不同


中國的健康碼目前覆蓋全國,只要有手機,就能使用,全國通用。


美國的健康碼是由蘋果和谷歌聯合設計的,要知道我們所有的安卓和蘋果手機的操作系統都是這兩家公司開發的,所以美國的這個健康碼可以覆蓋全球所有安卓和蘋果手機。


對個人隱私的理解和保護不同


工業和信息化部裝備工業一司司長羅俊傑談了健康碼的個人隱私問題,指出工信依據個人信息保護的有關法律法規,嚴格落實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的有關措施,切實加強監管,防範數據的洩露、數據的濫用等違規行為。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高級數字權限研究員黛博拉·布 朗(Deborah Brown)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稱:“任何監測措施都必須有合法的依據,並保證被嚴密地用來為公共衛生而服務。同時,還需要實施預防其被濫用的措施。”


蘋果和谷歌家公司針對個人隱私問題表示,該程序僅僅基於藍牙代碼很難找到任何敏感信息,這意味著你可以在後臺運行應用程序,而不必擔心你正在編譯任何可能導致犯罪的東西。系統本身不會識別你的身份,也不會記錄你的位置。當然,如果你要將診斷結果上傳給衛生官員,使用該系統的健康應用程序最終需要知道你是誰。


開發進度的不同


自2月9日杭州餘杭區率先在支付寶上推出健康碼,到杭州全市推廣,到浙江全省推廣,到四川省全省推廣,再到2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指導支付寶加速研發全國統一的疫情防控健康信息碼,只用了7天時間。


從常規的4周壓縮到4天,到一天,再到以小時計。支付寶和餘杭ISV上線餘杭版健康碼,4天;釘釘和阿里雲團隊上線杭州市健康碼,1天;支付寶上線浙江省、四川省健康碼,3天;兩省上線時間間隔,16.5小時……這個速度只有中國才能有。


中美健康碼有何不同?


蘋果和谷歌正在合作的是一個框架,還不是一個應用程序。他們正在處理管道系統,並保證系統的隱私和安全,將實際應用程序的構建留給其他人使用。


都需要自覺自願


中國的健康碼填報時需要填報人如實填寫,全靠你自覺,之前就發生很多感染者瞞報的事件。


當使用該系統的人得到陽性診斷時,美國的“健康碼”他們可以選擇將自己的身份證代碼提交給中央數據庫。當手機使用該數據庫進行檢查時,它會運行本地掃描,以查看其日誌中的任何代碼是否與數據庫中的ID匹配。如果有匹配的,你會在手機上收到一個警告,說你已經暴露。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美國的健康碼,那個上報鍵都是需要使用者自己按下的。


健康碼作用明顯意義重大


這次健康碼的意義其實不亞於移動支付的意義,他事實上讓每一個人都數字化了,每一個人的公開行為和組織執行過程都成為一個數字片段,組織和人、人和行為、組織和政策、政策和組織執行(被管理者和管理者的行為)都通過數字化變成了一個在線的虛擬鏡像,而且是實時的鏡像。


如同美軍特種作戰的實踐和數字化師,當一個士兵結合了不間斷的通訊,更清晰且通過衛星和偵察機持續更新的地圖、隨時隨地的空中甚至太空支援,甚至透過牆壁和其他阻礙探測敵軍的熱感應器的時候,他的作戰效率和戰場規則,和過往成千上萬需要層級調動指揮的只會服從的士兵,是完全不同的。


人類自身可以自己生成、攜帶、共享(主動和被動都包括)相當於過去無數倍的海量信息,正在成為網絡裡面一個愈發強力的節點,完全可以把現在的自己稱為“強信息人”。


如果決策者坐在這個鏡像面前,能實時操作政策的變更,立刻看到變更的結果,實時分析實時優化,這個社會的進化速度會不會幾何倍數的增長?”這不就是現在正在進行的城市大腦嗎?


人權很重要,生存權更重要


我們能從國外對待這次疫情的表現看出,他們對人權的敏感、珍視和重視,民主很重要、自由很重要、人權很重要,但能比生命更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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