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4月15日，传奇邮轮泰坦尼克号在首航新大陆的途中沉没，1500多人罹难，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海难之一。鲜为人知的是，那条船上不仅有露丝和杰克，还有8名中国人。今天，龙马君想和大家聊聊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
在卡梅隆的著名电影《泰坦尼克号》问世之前，准确的说，在海难刚刚发生不久，船上旅客的绅士精神即令全世界的人们深受感动，那些有如古代骑士般的旅客面对冰冷的死亡，毫不犹豫的将生还的希望留给妇女和儿童，正如当时的《皮特森评论报》的报道：
他们在面临死亡的惊恐时刻，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退后战立，好让妇孺——不论是来自头等舱的身着睡袍、带着珠宝的夫人，还是来自三等舱的身着棉纱衣和粗布鞋的穷妇——进入救生艇，而救生艇数目太少，这些男子的一部分将不能获救。
这种绅士精神当然是值得所有人称道的，然而很快，关于中国人的一些报道开始出现。
《纽约时报》的一篇标题为《中国反其道而行之》的报道颇为醒目，报道援引自一位美国华商会特别代理讲述的“中国规则”，他说：
“假若泰坦尼克号是艘中国船，并由中国船员控制，那么，将没有任何妇女或儿童获救。对一艘中国船的船员来说，当船下沉时，其职责是先救男人，儿童次之，最后才是妇女。这种顺序基于这么一种理论，即男人对国家最宝贵，而儿童可以找到养父，至于妇女，一旦失去丈夫则失去依靠。”
当然，这一“中国规则”显然是子虚乌有。
经由上面一段话，报道的主旨便呼之欲出，欧美的道是“妇女儿童优先”，即保护弱者；而中国的道是“男子优先、儿童次之、最后才是妇女”，一种基于利益的纯粹计算。
这个报道很快就被一些人用来证明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性，譬如一位牧师就说道，西方“妇孺优先”的原则，在古代历史上找不到痕迹，接着他引用了中国船上野蛮的“男子优先”的规则，最后总结道，西方“妇孺优先”的规则来自于上帝的信仰，来自于自我献身的理想，是一种“强者应承受弱者不幸”的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报道出现在海难发生后不久，那时媒体尚不了解中国人在海难中的表现，甚至根本不知道船上是否有中国人。
随着生还者的陆续登岸，有关中国人的报道更多的见诸报端，泰坦尼克号上共有8名中国籍男子，用一张三等舱的八人位船票，其中6人幸存，生存率高达7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等舱的总体生存率只有25%。
据《纽约时报》报道，有幸存者提到意大利和中国的司炉工举止暴烈，他们从甲板跳进救生艇，踩伤了艇中女乘客。还有幸存者提到，中国的司炉工抢在妇女们之前蜂拥而入救生艇，还试图从一位乘客那里夺走救生衣。甚至还有幸存者说，中国人和司炉工在救生艇还未从顶甲板放下时，就偷偷躲进了救生艇的底部。
《毕斯比每日评论》的报道则更为明确：
“泰坦尼克号生还者中有6个中国苦力，他们在救生艇还未放下前，就躲进了救生艇的座板下，直到该救生艇被卡帕西亚号拉上甲板，他们才被发现。他们的两个伙伴因其他乘客坐在他们身上而被压死。”
还有一些报道相当离奇，比如说来自中国的苦力将女人推到后面，自己抢先登上救生艇，结果被维持秩序的船员击毙。
这些报道彼此之间互相矛盾，如登救生艇的方式有三种说法，中国遇难者的死因有两种说法。其中有一些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如一些报道说中国人躲在救生艇的座板下或者底部，龙马君本科时是船舶类专业，虽然没见过100年前的救生艇，但是设计原理应该是相通的。
救生艇不是游玩用的，其目的是为了在海难发生时安全的承载尽可能多的人，你看着不大的救生艇，他的乘员定额通常是大几十甚至一百以上。为了保证稳性，座板高度肯定不会高。艇底的空间会用来储存淡水、干粮、生活用品以及必要的求生设备，甚至还包括鱼线和鱼钩，总计超过30多种用品。其余的无法利用的空间也会被设计成独立封闭的空气箱，因为救生艇要保证在艇体倾覆或者进水的情况下依然能承载所有乘员。
总而言之，救生艇的座板和底部是不太可能藏人的，更别说是多个人。
此外，据生还的船员回忆，海难发生后，船左弦的救生艇执行的是“唯有女士方可入艇”的规定，而右舷的救生艇则是“男女均可入艇”，经后来的事故调查听证会查证，中国人全部是从右舷进入的救生艇，没有一个人从左舷进入救生艇。
值得注意的是，在左舷“唯有女士方可入艇”的救生艇中，至少有100多名欧美籍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头等舱旅客的五条宠物犬、一支宠物猪以及一支足以占据一个人空间的大行李箱——那些空间至少可以多挽救三个人。
当时，我国的《申报》也进行了跟踪报道，它提到，除了一人是躺在木板上被返回的救生艇搭救外，其他7人都是早早就躲进救生舱底，8人最后存活了6了，有两人是因为"搭客叠坐其上，压烂而毙"。随后，《申报》对这几位中国人“不绅士”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引发了又一波对“民族劣根性”的讨论，当时的社会大众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批判与谴责。
幸存的6个中国人没有作任何辩白。他们本想移民美国，但因为当时的排华法案，他们没能入境。后来据说是去了古巴。
在以上一系列的舆论报道中，龙马君并不想谴责那些媒体，它们只不过是基于它们固有的偏见采纳了一些它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这些甚至都谈不上是恶意。中国媒体《申报》的报道其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普遍思潮，一种自我反省与自我改进相交杂的迫切愿望。
最后想提下躺在木板上的人名叫Fang Lang，他的经历大概也是电影《泰坦尼克号》女主角露丝的原型，在落水后，他幸运的爬上一扇脱落的门板，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自己和门板绑在一起，有意思的是，他被误认为是日本人。当时救他的救生艇艇长回忆：
“他可能已经死了，即便还没有死，那还有比这个日本佬更值得一救的人。”
但艇长很快改变了主意，把这个“日本人”拉上了救生艇，其他乘客进行了急救。
“一眨眼功夫，他睁开了眼睛，用他的语言向我们说着什么，看到我们听不懂，他就勉力站起来，伸着手，跺着脚，五分钟就恢复了力气。他身边一个水手累倒 了，再也划不动桨，这个日本佬就把他从桨手位置挪开，自己拿着桨划起来，真像个英雄，直划到我们被卡帕西亚号救起。”
这位艇长很快就为自己之前的犹豫感到羞耻。
“如果我有机会，我宁可救他这种人六次。”他说。
面对误解与偏见，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埋头做好我们该做的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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