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不仅是青史留名的文学家，而且为口碑颇佳的政治家，八人都先后调任许多地方，且留下较好的政绩与口碑。其中，湖北襄阳与这八大家都曾有交集，欧阳修、曾巩都曾在襄阳为官，另六家则常来往于襄阳。据统计，唐宋八大家在襄阳逗留期间，留下的文学作品多达193篇。襄阳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名城，唐宋八大家是文学名家，名城与名家之间的“互动”，给襄阳这座古城更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唐宋八大家与襄阳的主要交集
欧阳修和曾巩都曾经在襄阳任职，这两位给襄阳留下了76篇文学作品。
欧阳修因为受到范仲淹改革失败的影响，被贬为夷陵县令，次年被调为乾德（今湖北襄阳老河口市）县令。欧阳修在此任职共一年零三个月，期间，他体察民情、祈雨引堰、广修水利，重建孔庙、提倡文治，既访贤问能，又吟诗作文，留下诗十六首、文十九篇，这些都是记录并反映襄阳地区历史文化的不朽诗文。
曾巩在五十五岁时由齐州改知襄州军州事，他在襄阳任知州三年，颇有政声。期间，曾巩的行迹遍布襄阳，并创作大量关于襄阳人文政事的作品，共有诗二十五首、文十六篇，是唐宋八大家中创作关于襄阳的作品数量最多的一家。
另外六大家多次来往、游历襄阳。
韩愈在元和十四年（819）赴潮州任时路过襄阳，在襄州宜城有《记宜城驿》。第二年，已改为袁州刺史的韩愈还京途中再次路过襄阳，他在枣阳县南留下《题广昌馆》。同年十一月，韩愈在襄州拜见了两度为相、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的李逢吉，并与之畅饮。
柳宗元因仕途坎坷，多次来往于襄阳。如永贞元年（805）九日，柳宗元被逐出京师，经蓝田、襄阳至江陵。元和十年（815）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一道应诏赴京，途经襄阳，过淳于髡（kūn）之墓，据《宜城县志》载，刘禹锡作《题淳于髡墓》诗，柳宗元作《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诗为和。
王安石变法失败，辞官退居南京的时候，路过襄阳写有《寄题郢州白雪楼》，又有两首《凤凰山》流传于世。
三苏在嘉祐五年（1060）由江陵陆行赴京师，在中转时游访襄阳，他们题岘山、怀羊祜，访隆中、悼孔明，登万山。创作《襄阳古乐府》等大量关于襄阳及其名人的诗文。
为什么八大家都能与襄阳结缘呢？
其一、襄阳水陆交通便利，是南北交通要道和行程转换衔接点
襄阳地处中原，东连江浙、西接川渝、北连豫陕、下通湘粤，汉江穿城而过，是古今东西南北的水陆交通要道，有“七省通衢”之美誉。唐代子兰的《襄阳曲》就描绘了这样一副空前盛况：“千帆万帆来，尽过门前去”。白居易《襄阳舟夜》—— “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就生动再现襄阳交通便利的景象。总之，襄阳长期为中国南北的交通要道及水陆行程转换的衔接点，是唐宋时期交通要道及区域性政治中心。所以唐宋官员回京、贬谪、游历时一般借此道而行。
其二、襄阳是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众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襄阳交通便利，气候适宜，自从三国时期刘表将治所迁到襄阳后，襄阳的城市经济逐渐发展并繁荣起来，王维的《汉江临泛》就描绘了一幅襄阳盛世图。繁华的经济支撑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襄阳地处南北交汇处，兼顾包容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优越的文化氛围，为众多襄阳政治文化名人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使得历代他地的士大夫纷至沓来。
其三、襄阳本土盛产知名人士，同时也接纳众多客居作家。
唐宋时期是襄阳历史文化的高潮期，其本土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卧龙诸葛亮亮，“文章四友”之一杜审言，“诗人之冠冕”的席豫，与王维并称“王孟”的孟浩然，白云先生王迥，诗圣杜甫，宰相张柬之及其弟张敬之，宋代第一位女词人魏玩及其弟魏泰等，其他载入史册者更不胜枚举。曾任职襄阳的孟简在《酬施先辈》诗中评：“襄阳才子得声多，四海皆传古镜歌。” 在盛产本土文化名人的同时，襄阳接纳了众多客居作家，如王维、李白、温庭筠、欧阳修、苏轼、曾巩、陆游等。襄阳就这样留下了历代贤达雅士的足迹及传颂千古的作品。凡此种种，均见唐宋时期襄阳文化的繁荣兴盛。
总之，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繁荣的经济及众多名人、遗迹的文化名片，吸引着历朝历代众多名人来此游览、歌咏，襄阳就这样成为南北文化的集散地。唐宋八大家均是当时知名的文学家，其中韩、柳、欧、王、苏（轼）更是整个文学史上的赫赫大家，他们关于襄阳的诗词文赋等作品，扩大了襄阳的影响，提高了襄阳的知名度。同时，襄阳的秀美山水、众多人文古迹、历史名人为唐宋八大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素材和人文素材。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襄阳进一步成为文士们流连忘返、魂牵梦萦的地方，更奠定了襄阳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