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到27日羅馬天主教宗方濟各到訪美國的六天內，從華府到紐約、再到費城，所到之處萬人空巷。雖然天主教徒只佔美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但這位人稱“人民的教宗”颳起的旋風，是當週美國毫無疑問的主流。
教宗方濟各今日在美國受到的尊崇是現象級的。除了冷戰時期曾經和里根總統並肩抗擊共產主義的約翰·保羅二世，歷史上沒有一位羅馬天主教宗在美國受到過如此巨大歡迎。此次方濟各在國會向參眾兩院致辭，也是史上首次。事實上，五十年前才有第一位教宗訪問美國。直到1984年，美國才正式向天主教聖座（Holy See）派出大使，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教宗方濟各在國會向參眾兩院致辭
宗教與美國政治的對接點是道德。1984年美國向聖座正式派出大使後，天主教會在美國的“官方“機構——美國天主教主教會議（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曾發表鄭重的聲明：美國憲法規定的政教分離，並不意味著“將宗教與道德價值與公共生活相分離”。主教們認為，“不將宗教和道德內涵排除在本國和外交政策的討論之外，”這正是美國政治的獨特傳統。
教宗方濟各公開發表的對諸多公共政策的看法，都體現出他所理解的天主教教義和“道德”，超越了美國兩黨政治的黨派分界。雖然天主教會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原本在美國政治中更多與共和黨相關聯，但他的發言屢次讓共和黨人忿忿。比如他毫不諱言地表明“氣候變化正在發生”，因反核立場支持伊朗談判協議，以及幫助奧巴馬政府與古巴復交。另一方面，教宗在講話中重申生命權，雖然沒有直接提及墮胎這個美國政治中最富爭議的話題，卻又做出了令自由派民主黨尷尬的舉動——會見正在跟奧巴馬政府打官司的主教慈善團體“窮人小姐妹”（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該團體反對奧巴馬醫保法案中涉及避孕措施的內容。
此番教宗方濟各之所以受到美國上下如此歡迎，或許也因為太久以來 ，美國政治被極化和爭吵所充斥，“道德”顯得越來越稀薄。在方濟各身上，幾百年宗教儀式傳承塑造的肅穆感與他本人的親和力完美結合，道德權威感爆棚。難怪時任眾議院議長的博納（John Boehner）在陪伴教宗會眾時，當著全美電視觀眾的面情不自禁，涕淚橫流。不過，因見教宗哭鼻子成為Google搜索熱詞的博納，因無法處理眾議院共和黨內部因預算案爭論產生的巨大分歧，於次日辭職。不得不說，美國政治今日的裂痕，恐怕並非僅靠教宗的道德感化就能彌合。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博納（右一）
教宗在美國受到歷史性歡迎更反映了羅馬天主教在美國社會地位的由衰轉盛。以梵蒂岡為中心、等級森嚴的羅馬天主教會系統，此前被視為與美國崇尚自由平等的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的“暴政”。1960年肯尼迪參選總統時，他的天主教身份曾是巨大障礙。美國社會佔主流的新教徒對此大做文章，稱他若當總統將屈從於梵蒂岡的指令。多虧肯尼迪竭力解釋，稱將嚴格區分宗教信仰與政策主張，最終才贏得大部分選民的首肯。羅馬天主教會是在經歷了1962年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Vatican II）之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拉近主教與教眾的關係、鼓勵神職人員參與現世問題的討論等），過去那種中世紀式的陳腐形象才有所改觀。此後，天主教介入了各種全球性議題，如反核、反貧困，甚至氣候變化。
這與美國社會結構的改變也有關。美國建國之初，新教為社會主流，天主教是十九到二十世紀隨愛爾蘭、意大利、波蘭等幾波移民大潮，才在美國社會中有了顯著的存在。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特別是早期移民經濟地位多較為低下的情況下，天主教一直是一種邊緣的亞文化。20世紀下半葉的美國社會，天主教徒致力於對教育、醫療等人力資本的培養，逐漸從早期的貧困邊緣逐步向上邁入中產、精英階級。
如今，天主教徒在美國政壇早已不乏身居高位者：副總統拜登(Joe Biden)、眾議院剛辭職的議長博納(John Boehner)和民主黨領袖佩洛西(Nancy Pelosi)。算起來，參眾兩院中的天主教徒比例達到30%，高於天主教徒佔全美成年人口總數22%的比例。此外，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也有六位是天主教徒。
2016年總統大選參選人中天主教徒的數量更是創下新高：共和黨就有布什(Jeb Bush)、盧比奧(Marco Rubio)、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金達爾(Bob Jindal)、帕塔基(George Pataki)六人；以及民主黨參選人中的奧馬利(Martin O’Malley)。他們再也不必費力說服民眾，自己不會聽命於梵蒂岡、不會混淆宗教信仰與政策主張了。
今日的美國天主教徒在各類政治議題上已經越來越自由化。比如墮胎權問題——這個美國政治中最顯眼的、與天主教教義衝突的話題。據智庫“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的2014年的調查，有51%的天主教徒認為墮胎應該合法化，只比美國公眾中持此觀點的比例少2個百分點。在同性婚姻的問題上，天主教徒中則有60%的人表示允許，比美國社會的整體支持率還要略高。在這些社會議題上，最保守的早已不是天主教。
或許因為這些趨勢，天主教未來在美國政治中會有所淡化對墮胎權問題的爭議，轉向其他的社會議題，如移民。如今，美國天主教徒中成長最快的構成人群就是來自拉美的移民，拉美裔人口已佔到美國天主教人口的三分之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這個比例還僅僅是十分之一。
身為阿根廷人的教宗方濟各注意到了拉美裔移民的關切。在費城的演講中，他盛讚歷史上的移民為美國做出的貢獻，鼓勵新一代移民以自己為美國社會帶來的多元性為豪。
只不過，教宗感召力固然強大，也難以迅速扭轉美國社會中部分人群對移民的焦慮和敵視；墮胎、氣候變化等問題的爭吵，將繼續是美國兩黨政治中的家常便飯。教宗旋風過後，美國政治恐將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