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市場變化,零售商提效第一刀下在了出行上

探案 | 員工出行用車的痛點不是費用,是管理成本。

應對市場變化,零售商提效第一刀下在了出行上

“你們是不是都覺得飯館不開了,我們從業者就閒著了?錯了,我在疫情期間一直是打車到處跑。”一位餐飲從業者王紅(化名)告訴【商業街探案】。

她所在的餐飲集團在北京有數十家門店,堂食在疫情期雖然全面停擺,但集團也趁這個機會積極進行業務模式的拓展,比如在門店零售區開設外賣菜站,清理庫存維繫人氣、進駐物美開設零售窗口,嘗試從餐飲向新零售轉型,王紅因為在總部的職能部門,每日也要巡店、跑超市做業務支持,出行頻次甚至超過疫情前。

“儘管門店停擺為總部帶來了以億計的營業損失,但總部還是同意我們打車出行,一方面,打車的效率是高的,比如可能一天內要從家到北京北邊的總部,再跑到通州門店做業務支持;另一方面,我感覺公司是從安全的角度考慮,因為這時候有一個員工感染對企業的損失都是巨大的。打車可以儘量減少和人群的接觸。”王紅說。

這實際上是疫情期傳統實體企業面對的典型困境:疫情期業務停擺,現金流吃緊,但積極復工復產、轉型自救,又會給本來就緊繃的現金流帶來更大的壓力,“降本增效”在此刻顯得無比重要,如何降低出行成本就是企業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之一。

員工出行的需求多,痛點也多

王紅告訴【商業街探案】:“外界對實體經濟成本的關注點一般在房租、原材料、人工成本,但從員工的角度來說,那些都是老闆需要操心的事兒,唯獨打車出行,是企業所有部門,包括老闆、員工、財務後勤都能切身體會到‘痛’的地方。”

根據王紅的說法,一家成規模的餐飲公司在日常經營裡,應用到出行的場景頻次很高,比如總部會有督導部門,在產品上新、新品陳列、食品安全等層面都需要頻繁去到門店做“飛行監督”,再如營銷部門也要頻繁去到門店做支持, “總部可能只有財務部門不需要出行,但財務部門要處理出行票據,也脫不了干係。”王紅說。

此外,門店店長也是“出行大戶”,包括去稅務局報備、凡是有重大活動開啟都要去到總部參加誓師會、培訓會等,在王紅看來,公司只有不到100家門店就已經如此頻繁出行,像海底撈這種規模更大的餐飲公司對出行的需求只能更多。

如王紅所言,到了疫情特殊時期,儘管門店停擺,但總部職能部門的出行反而更頻繁,傳統餐飲業一般只有大區經理以上級別的領導才有能力自行購車,大多數有出行需求的員工還是要依靠打車出行。

4月,艾瑞諮詢發佈《復工後我國企業出行服務需求洞察》(以下簡稱《出行洞察》),報告顯示:復工背景下,在員工期待的公司防疫措施中,“給予員工疫情期間安全出行保障”佔比31.3%,排名第一, 因為出行途中感染是他們最為關注的問題,已經有多家企業順應趨勢,比如阿里、德邦、GE等均在疫情期間使用網約車企業出行平臺,允許員工通勤打車報銷,但在企業採取的措施中,佔比46.9%,低於測量體溫、準備防護物資、消毒,可見企業仍然出於成本原因無法大規模推廣打車出行。

應對市場變化,零售商提效第一刀下在了出行上

不過,【商業街探案】也瞭解到,即便在推廣打車出行的企業中,部分企業因為採取比較粗放的、讓員工自行打車的方式,也催生了諸多痛點,而這其實是一個員工老生常談同時怨聲載道的問題。

系統問題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對企業來說,出行成本中除了費用本身外,管理成本是不能忽視的一環。

王紅看來,員工自行打車出勤的核心痛點有兩個“貼”:一是貼錢;二是貼票。個人貼錢就不用說了,真正鬧心的地方在於“貼票”,因為公司出於管控打車的原因,都會要求員工在每張票據上寫明出勤事項,時間和起止地點。

“我現在主要打滴滴,票據可以十幾個行程一起開發票,省的和出租車一樣一張張貼了,但是自己貼錢和寫出行細節的事兒還是省不了。我煩,估計財務審核的人也很煩。”王紅說。

《出行洞察》顯示:規模100-300人企業,單月審核報銷單數量約在595張;而1000+人企業約在14280張。企業規模越大,每個月的審核報銷票務工作就越繁重,這些都是除打車費用外的隱形成本,不但加重了財務的負擔,老闆也非常頭疼。

朱宏是國內某連餐飲連鎖品牌的老闆,旗下目前管理著約100個加盟店,他告訴【商業街探案】,公司內部需要打車的場景也很多,比如市場人員要到處跑,幫客戶做餐飲選址,銷售有接客戶參觀總部、實地探店的需求,此前因為擔心員工公車私用,所以報銷流程比較繁瑣,員工每張票據都要登陸公司內部的管理系統填寫詳細的事由、時間、地點,這讓業務員怨聲載道,本來人手就不太足的財務更陷在這些繁瑣的“小事”裡,報銷慢了,業務員更不滿意。

19年12月,朱宏在朋友的推薦下試了試滴滴的企業出行服務,他的反饋是:感覺不錯,最直接的好處是因為對公支付,不需要銷售人員墊款報銷,自然也免了貼票據的問題,只要財務審核就行。目前,正準備在疫情後大規模在公司內部推廣。朱宏甚至考慮,未來大規模推廣後,讓公司的出行線上化、數據化,在滴滴企業出行服務平臺的幫助下,每個月智能化定製出行預算,甚至可以連人工審核都省掉。

“疫情的發生讓我必須正視過去想做但一直沒執行力推進的事兒:降低企業的管理成本,精打細算。”朱宏說。

據【商業街探案】瞭解:多家傳統企業使用滴滴企業出行服務平臺的軌跡都是在19年下半年嘗試,到疫情期降本增效的需求空前迫切後,決心大規模推廣。以九陽為例,其在2019年6月開通了滴滴企業版,一方面減輕了公司車隊的派車壓力;另一方面不再需要個人打車報銷貼票,由行政部統一審核報銷分攤,半年內節省報銷時間超300個小時,也極大減少了財務報銷整合的工作量。

出行解決方案是企業數字化的切口

從【商業街探案】的觀察看,傳統實體經濟選擇企業出行服務平臺的趨勢意味著企業“數字化外包”的進程在加快。

《出行洞察》顯示:在第三產業快速發展和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的背景下,國家通過政策推動和鼓勵企業經營聚焦主業、剝離非主營業務,2019年服務執行額已經突破一萬億大關。

但在一些領域裡,傳統外包方式並不能解決企業的運營和管理問題,就比如假設某公司認為自身車隊是重大的成本負擔,將其轉為獨立運營實體或乾脆裁撤,找傳統出行服務商,仍然解決不了員工用車在流程上的繁瑣,因此,“數字化”外包才是關鍵,核心不在於外包,而是要讓企業的經營管理向線上轉移,精準高效地把控各個環節,實現降本增效。

應對市場變化,零售商提效第一刀下在了出行上

就以滴滴企業版為例,其產品分為三個部分:用車前端、運營後端、數據後端。其中用車前端覆蓋了因公用車的各類場景和需求;運營後端可以將用車人員、規則、流程、費用等管理需求全部數字化、線上化,企業也能定製適合自己的個性化方案;數據後端則通過存儲和運算出行數據,為企業出行管理者分析用車成本、實施成本管控並提供決策輔助。

就如前文所述朱宏推進滴滴企業版應用的案例,其主要從兩個方面對傳統企業賦能:

第一,財務流程刪繁就簡,提升運營效率,這是員工和財務能夠最直觀感受到地方;

第二,出行數據化,管理線上甚至智能化,為管理者提供決策輔助。也就是朱宏暢想的:系統依據數據制定預算,規則,徹底省掉人工審核的步驟。

目前,已經有傳統企業正通過以出行服務的“數字化外包”為切口,推進企業整體的信息化升級。香飄飄相關負責人告訴【商業街探案】,公司在19年12月和滴滴企業版合作,初衷是減少員工出差墊資,減少貼票報銷的麻煩,讓員工聚焦本職工作,試行了兩個月後效果不錯,後期準備拓展到集團,並提升到信息化建設的高度,加速財務共享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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