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父亲的移墓，定居美国长达九年的阿棕，睽违许久回到家乡。他带了伊恩一起回来，但全家族并不知道伊恩正是阿棕的男友，而此趟阿棕也正打算与母亲出柜。长久以来，母亲一直希望阿棕能够早点成家，让她可以抱孙子，就跟所有平凡的家庭一样。阿棕一直找不到最适当的时机开口，就在此时，他意外得知母亲罹患重病的消息……
以上是越南电影《再见，妈妈》的剧情梗概，这是一个定焦于男同性恋的故事。
同爱
当亚洲、传宗接代、同性恋等词被聚集在一起后，任谁都知道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压力。向来保守的亚洲人并不太容易在伦理上接受有违传统的观念，这是儒家文化自古遗留的产物。它定下了方圆世界，让人在其中参透与感悟，却又起到了画地为牢的作用。
《再见，妈妈》不是一部轻松的电影，阿棕的出柜之路伴随着种种障碍，有家人无形附加的，也有自己内心凭生的。当这些障碍物一一出现后，“爱情”变成了一个琢磨不定的词汇。
阿棕是应该放下爱情回归“正轨”以全家人之愿？还是坚守爱情远走他乡？亦或者是在不断犹豫之间众叛亲离，万般皆无奈呢？
每一种选择都会带来遗憾，传统的伦理观从来没有给人留下第二条路。倒是阿棕奶奶那句：你向家人介绍自己的爱人，有什么错？”让人看到了理解的火花。
《再见，妈妈》的结局相比于大多数讲述同性爱情故事的电影都要好，阿棕的妈妈选择理解儿子，纵然她自身得了重病，却也因为这种理解放下了要儿子“传宗接代”的执念。
于是，机场挥别，阿棕妈妈亲眼看着儿子与爱人飞向远方。这颇有诀别之意的结局让人又伤感又温馨，但导演与编剧的意思已跃然而出，阿棕与伴侣伊恩冲出了旧的束缚之地，他们乘着飞机飞向了自由。
最后的场景让我隐约想起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黄昏将临，雷雨也随之酝酿。随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夹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被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自由
自由二字，从来重于泰山。
千百年来，它被刀笔书就，刻痕经过风吹雨打，几变其味。
乱世时期人人求而不得，封建时期又被吓人的礼教整的畏畏缩缩，好不容易熬到了新世纪，却又有挥之不去的时代焦虑。
而爱情自由更是一种个人自由之上的超精神追求。当人类从丛林中的树上跳下，将围在腰间的兽皮换成了锦绣华服，爱情也随之诞生。
古往今来，歌颂爱情之诗歌不知凡几，韵律镌刻下无数永恒，但同性之间的“爱”去从来不被承认过。
纵然魏晋中人一度把龙阳之好当成另类风雅，可无论中外，公开的同性恋者（尤其是对男同性恋而言）总是会受到无尽的嘲笑。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成为无能的代名词，他软弱的个性与另类的性癖好无数次被后世进行嘲讽。汉哀帝刘欣亦难逃刻薄史官的“声讨”。
毕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这男儿二字，是该泡在血水里的，是该杵在烈日下的，是该顶天立地的。无论现实里还是虚构的文艺作品中，当一个男性被冠以“阴柔”二字时，他多半是一个反派角色。
伦理规定了社会属性所要求的运转意识，伦理与有机生命本质上是对立的。它让生命体屈服于无生命世界。面对生命，伦理捍卫无生命的权利。这种屈服于无生命世界的约束感是伦理的的生命神经。社会属性调动起这种虚假的道德感。
而文明进步的概念在很多时候亦是相互冲突的，原始时期的人不避讳原始的本能。但周礼以降，原始本能被各种约束，至明清时，朱熹道，“存天理，灭人欲”。曾国藩每日写日记自省，以“不成圣贤，就为禽兽”的标准踏上无涯学海。
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当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同性恋与否是与生俱来的基因决定时，伦理所推动的文明进步便成为了一大悖论。
只是历史的惯性让排斥同性变为了潜意识里的认知，即便康德就自由意志抛出三种表达形式，大众对于形而上的解释仍旧不愿代入现实来进行理解。
好在，文艺作品不断冲击着充满悖论的古旧观念。
我也认为，要想让“性”问题能够被多元化自由的解读，所依靠的不能是法律与民间道德的自我矫正，而是文艺作品的不断解构。
解构
《再见，妈妈》就是一部极佳的带出男同性恋问题的电影，这部电影将所有冲突感都进行了遮掩，它并不追求歇斯底里的对抗与相互毁灭。而是将矛盾都摆出来后，通过人类认知的进化与情感所带动的理解将矛盾一一化解。
影片中的所有人都向着真正的自由迈进了一大步，他们解放了思想上的偏见与束缚，换来了温馨的未来。
美，只是一部充斥着美感的男同性恋电影。这是《断背山》中不曾有过，在《伤心人俱乐部》亦没有让人察觉到的东西。
这种美感既是两位主演特有的干净气质带出的，也是导演与编剧用理性所编织出的。它让我想了托马斯·曼的小说《死于威尼斯》。
阿申巴赫惬意的在沙滩躺椅上休息，俊美的波兰籍男孩塔齐奥正在与他不远处与同伴戏耍。阿申巴赫用欣赏的、惶恐的、羞耻的、甚至是欲望的目光盯着他看。
托马斯·曼在《死于威尼斯》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德国作家（男性）前往威尼斯度假，恋上一个少年的故事。故事以作家得霍乱死亡而收场。
《死于威尼斯》被文学界认为是托马斯·曼最好的作品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其文辞优美，更因为他在书中对同“美”的探索。
托马斯·曼1920年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原本想要写的根本不是一个关于同性恋的故事。”
以文学的角度来看，将阿申巴赫换成女性一样可以让故事成立。但这种变换会让《死于威尼斯》变的更好吗？不，它会变得很糟糕，落于俗套，对美的探索也会变成对欲望的描绘。
《死于威尼斯》的经典在于，托马斯·曼用强大的笔力构建了一个同时具有新古典主义与神话缥缈感的立体画面。同时，又克制的让故事从发生——发展——终结这一过程不涉及具体的情爱。
阿申巴赫对男孩更多的是欣赏，他从中发现了一种以前从未发现过的美感，这种美感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促使他的内心升腾起万千的纠葛。
出于对美的追求，阿申巴赫从默默注视开始，再到尾随跟踪，即便是瘟疫到来，他也找借口让自己不离开致命的威尼斯。他成为了一个美的守护者，即便是死前，也希望能守护着男孩不被伤害。
托马斯·曼没有如纳博科夫一般围绕有违世俗的情感进行批判或者戏剧化的呈现，而是用强烈的反差带出一个纯洁的对美追求者的故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读《洛丽塔》会产生强烈的生理不适，但读《死于威尼斯》却不会有这种感觉。
后者不曾有前者惊世骇俗的故事情节，前者也不曾有后者那种将欲望静态化的美感。
但詹姆斯·鲍德温的小说《乔凡尼的房间》却带来了另一种感觉。
詹姆斯·鲍德温写了一个“男同就是悲剧”的故事。在故事的开头，大卫回忆起他意识到同性恋的那一刻，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躺在床上，那一刻让他升起罪恶感。
小说带出一种观点，大卫对女友坦白的时候说，“我没有骗过你，因为我一直在自欺欺人。”
准确的说就是，大卫欺骗了自己，于是非主观的欺骗了赫拉，最后产生了不伦的悲剧。
而在《乔凡尼的房间》诞生四十年之前，福斯特写了一本《莫利斯》，他借用这部小说隐晦表达了自己的性取向。同班同学H. O. Meredith，Meredith就是小说《莫利斯》的主人公之一克莱夫的原形。
福斯特后来坦然的表示，“小说中的两个男人无论如何都应该坠入爱河，并继续生活在其中。”
当哲学家的深涩思想无法被普罗大众所理解，当法律畏惧社会惯性而无所作为，当新时代的人们固执己见相信男女搭配的古旧模式时。文学家们纷纷用手中的笔来描绘“另一种态度与世界”。
《死于威尼斯》中的阿申巴赫用克制带出了美；《乔凡尼的房间》中的大卫因自欺欺人引来了悲剧；《莫利斯》里的莫利斯从心而行带来了团圆。
多元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为社会道德风气带来了一场彻底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二人世界的限制被拉伸、女性获得性解放、同性恋关系得到社会认同。
密特朗总统前高级顾问雅克·阿达里提出未来婚姻观的关键是“多元情爱、多头结合和多边忠贞”，声称人类社会尚需打破这最后一个禁忌，便可迈入男女间广施“博爱”。
雅克·阿达里的观念是否可取还未有定论，但博爱本身却是一种多元高级的词汇，它代表着：宽容、理解、自由、移情、友善。
但这个词目前很难真正被普罗大众所认识到，比如中国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书仍将同性恋归类到“性心理障碍”。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再见，妈妈》这类文艺作品的原因。
偏见与狭隘永远是进步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