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勇立潮頭，中國科大的創新人才培養之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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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一格，勇立潮頭，中國科大的創新人才培養之路（上）

中國科大西校區 來源：作者提供

撰文 | 丁兆君（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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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建校逾60年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創新人才輩出，創新成果豐碩，為我國科教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從師資隊伍建設、基礎教學與系列教學改革、教學與科研相結合、超常教育、開放辦學以及營造民主自由的學術氛圍，探討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與方法及其成功的基本經驗。《科學春秋》受權刊發此文，以饗讀者。因篇幅關係，文章分為上下兩篇推送，此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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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教育模式

1972年9月，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回國時，參觀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發現教學和科研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礎科學研究、科學人才培養嚴重被忽視，感到頗為憂慮。1974年4月第二次回國訪問時，他寫了一份關於培養基礎人才的建議書，通過周恩來總理上報毛澤東主席。他建議，在中國要培養一支“少而精的基礎科學工作隊伍”，但鑑於當時的政治情勢，不得不先從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入手，又不得不從少年人才入手，可參考招收和培訓芭蕾舞演員的辦法，從全國選拔很少數、約十三四歲左右的、有培養條件的少年到大學去培訓。該建議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贊同。

1977年10月20日，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致信國務院副總理、中科院院長方毅，舉薦13歲早慧少年寧鉑，建議對其進行不拘一格的培養。11月3日，方毅批示：“請科技大學去了解一下。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 [17] 根據這一批示，中國科大派遣了2位教師，帶著考卷奔赴江西。通過現場考察，他們認為寧鉑可以進中國科大學習。此事一經傳出，轟動全國。各地舉賢薦才的信件紛紛寄向中央、中科院和中國科大。由於考慮到像寧鉑這樣的早慧少年全國可能有很多，學校認為，應該創造一種培養模式，最大限度地來挖掘其成才的潛力。就這樣，建立一種針對早慧人才的超常培養模式的構想應運而生。於是，中國科大提出了創辦預科班（後改稱少年班）的設想，並上報科學院。1978年1月，中國科學院同意中國科大“為加速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人材的培養，不拘一格發現、選拔人材，破格錄取優秀青少年，試辦預科班的做法”。在入學年齡方面，科學院強調“不必限制在不超過十五週歲，稍大一點亦可” [18]。在報告獲准後，學校立即選派優秀教師奔赴各地尋找、考核優秀少年。在各地教育局和招生辦公室的支持和協助下，通過多次文化考核（包括筆試和口試）、政審、體檢，經過嚴格的挑選，最終錄取了21名學生（其中女生4人）。由於派出的教師所掌握的錄取標準不一，學生的年齡和成績差距較大。在學歷層次上，從小學、初中到高一、高二幾個階段都有，年齡從11歲到16歲不等。3月，第一期少年班開學。從此，中國開始了有計劃、有目的地集中培養智力超常少年的歷史。直至1985 年，教育部決定在除中國科大以外的12所高等院校也開辦大學少年班，才擴大了少年班的試點。

1979年，少年班的學生在宿舍討論問題 來源：作者提供

少年班屬大學預科性質，第一期原計劃半年，此後將學制定為一年，單獨制定教學大綱和學習計劃，因材施教，經考試合格者，升入本科學習。剛入學的少年班學生，經過三個月的學習，就已大部分具備普通大學生的水平。

少年班的創辦，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開班之後，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大又陸續收到各地寄來的大批推薦信。學校決定繼續招生，又於當年度開辦了第二期少年班，共招收了67名學生（其中女生9人）。為克服首期招生考核標準不一、地區分配不均的缺陷，第二期少年班面向全國招生，由學校組織全國性統考。但由於工作量太大，從第三期開始，招生辦法改為借用理工科全國高考試題，由學校根據教育部評分標準閱卷評分，擇優初選，再經複試決定錄取，但只限在7個城市招生，此後才逐步擴大範圍。

中國科大少年班自創辦以來，不斷革新，在無前人經驗可資借鑑的情況下，不斷總結和反思如何在更符合少年成才的教育規律的基礎上推陳出新，一步步向縱深發展。

少年班自一創辦就開展了自主招生的嘗試，並於此後不斷完善。其培養模式還向中學延伸，開辦少年班預備班，形成貫穿中學與大學之間的招生與培養的鏈條。其教學模式，實行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相結合，專業教育與全面素質教育相結合，學生入學後不分專業，先強化基礎課教育，二年級以後，根據個人興趣、志向和潛力，在教師的指導下自主地選擇專業。在總結少年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針對高考成績優異的學生，中國科大於1985年又開辦了“教學改革試點班”（簡稱試點班，或零零班），將少年班的培養模式擴展到正常大學生的年齡層。零零班與少年班的學生同班上課，同室住宿，採取混合編班的形式進行管理，讓不同年齡、不同經歷的學生互相學習，共同促進。

1984年，少年班的學生在認真聽課 來源：作者提供

中國科大從建校開始，就始終將人才培養定位在為國家培養高素質的科技英才上，注重給學生配備相對優質的教育資源，注重在課程設置、教學安排等環節中體現培養“學術型人才”的培養目標，注重為學生未來的學術生涯打好堅實的基礎。中國科大60年的實踐證明，通過教育與科研相結合、高校與研究所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培養科技拔尖人才是符合教育規律的。這種培養模式也是中國科大的畢業生在社會各領域中脫穎而出的重要保證。

學校培養拔尖人才的基本思路是：堅持因材施教，用個性化的培養方式讓優秀學生能夠脫穎而出，成長為“有作為的人才”和“有足夠影響力的拔尖人才”，並努力將“三結合” “兩段式” “長週期”等理念與方法體現在學校拔尖人才培養過程中。具體說，“三結合”是指通過科教結合，給予學生面向科技前沿的機會；通過理實結合，提升學生原始創新能力；通過所繫結合，優化學生成長的全過程。“兩段式”是指在中國科大學習基礎課，接受通識教育，保證基礎“寬、厚、實”；在中國科大的國家級實驗室、中科院研究所、國外名校接受聯合培養，參與科研實踐，形成專業“精、新、活”。“長週期”是指對優秀生源實行本、碩、博長週期培養。經中國科學院批准，2009年以來，中國科大與中科院相關研究所合作，相繼籌備和開辦了華羅庚數學英才班、嚴濟慈物理英才班等11個“科技英才班”（表4），其中7個為基礎科學類，4個為高技術類，基本覆蓋了中國科大本科教育的主要學科。根據協議，各科技英才班每年招生30—50人，從中國科大少年班學院和數學、物理、化學、力學、生物、材料等專業的優秀本科生中進行選拔，實行動態管理模式，前三年每學年對不適應學習的學生進行分流，經過考核後適當補充優秀的相關專業學生。2009 年的首次選拔在二、三年級相關專業本科生中進行。英才班學生本科階段在中國科大完成兩年半的基礎課，在中國科大和研究所完成一年專業基礎課，在研究所完成半年實習；研究生階段在中國科大和研究所完成半年基礎課，在研究所從事三年半左右的科研工作。“科技英才班”既體現了科技拔尖人才培養的目標與取向，又豐富了新時期“所繫結合”的形式和內容。截至2016年5月，“科技英才班”共招生2501人，在人才選拔、課程設置、教學安排、培養模式等方面進行了探索和實踐。2009年，中國科技大學入選全國首批“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試點高校，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和計算機等學科進行拔尖人才培養試點工作。

櫻花大道博士合影 來源：作者提供

創辦科技英才班，目的是圍繞國家戰略需求，改革現有的人才培養模式，探索符合科技英才成長規律的培養機制，為國家未來15—20年培養科學與工程領域的高端人才。同時，促進所校雙贏，使中科院更好地發揮在我國高等教育中的示範和帶動作用。

表4. 中國科大“科技英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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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辦學，與國際接軌

在中國高校中，中國科大恐怕是改革開放後國際學術交流最為頻繁的學校之一。“文革”結束後，中國科大迅即打開對外交流的大門，與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高校、研究院所及各種學術組織建立了學術交流與協作關係，聘請著名科學家為名譽教授，邀請大批著名學者來校訪問、講學，還不斷派出考察團、訪問學者和進修人員到國外考察、學習。

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科大就率先選拔業務精專的青年教師赴歐美進修，資助部分品學兼優的學子出國深造，他們學成返校後成為教學科研的中堅。

學校先後聘任楊振寧、任之恭、李政道、丁肇中、吳健雄、袁家騮、陳省身、李遠哲等國際知名科學家為名譽教授、客座教授等。從1978年打開國門到1980年6月，兩年多內，到校參觀、講學的外國學者就有71起、188人次，他們來自美、英、西德、法、意大利、日本、瑞典、澳大利亞、匈牙利、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先後共作學術報告或科普報告67次，與學校各有關人員座談交流情況共76次。至1998年，邀請外國專家1200餘人次來校講學或進行合作研究，聘請近百名名譽教授和客座教授，舉辦20多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頻繁而密切的國際交流，展現了中國科大人開放的精神和素養。

中國科大開展了一系列的國際合作。至1998年，學校已與美、日和歐洲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多所大學、科研機構建立了穩定的校際合作關係。

為了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中國科大在科學院的支持下，率先派遣中年教師到國外進修深造。1979 年10月，學校制定了《關於選拔出國訪問學者和進修人員的辦法》。由於青年教師數量少、基礎差，學校又在1981年從1977級學生中嚴格挑選30—40名優秀學生，送到國外作博士研究生，學成後回校任教。1980年12月，中國科大呈報中科院，請予批准並在出國旅費和制裝費上給予大力支持，預先墊付，由各個研究生的收入中自行償還 [19]。1981年3月，中國科大又呈報教育部外事局，希望教育部在分配1981—1982學年選派出國研究生的名額時給予照顧 [20]。通過遴拔業務精專的青年教師赴歐美進修，資助部分品學卓異的學子出國深造，中國科大的師資隊伍迅速得到了加強，他們學成返校後遂成為教學科研的中堅力量。

中國科大送出國門的教師、研究生，後來絕大多數都回了國。長期在中國科大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物理學家、副校長錢臨照院士，大力提倡廣大師生出國留學、進修、合作研究，同時，他也殷切期望留學人員早日學成歸來為我國科技發展做出貢獻。早在“文革”以前，他就主動約請一些年輕教師定時到他家裡，熱情地給他們講授英語。即便是在“文革”中被“隔離審查”的日子裡，他還耐心地對身邊的年輕教師進行外語輔導。“文革”剛結束，錢臨照就積極組織大家開展刊譯國外最新文獻的活動，使參加者在外語及專業水平上都有提高。對出國的師生，錢臨照與他們始終保持著密切的書信聯繫，及時向他們介紹國內形勢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新貌，並蓋上“月是故鄉明”的印章贈與他們，希望他們早日學成回來報效祖國。此外，錢臨照還為他們儘早回校工作積極創造各方面的條件 [21]。

改革開放以來，大批中國學子走出國門，留學海外，掀起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向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學習的浪潮。在科學、文化最發達的美國，這一點尤其明顯。近年來，美國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有1/3被留學生獲得；而來自世界各國的留學生中，人數位居第一的是中國；在中國留學生中，人數位居三甲的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科技大學。據統計，1999—2003年，該三校本科畢業生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人數分別為：北大1332人、清華1234人、中國科大988人。這些留學生一般都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開始他們的大學學業，而當時（以1990年為例）三校在校本科生人數分別為：北大11272人、清華13665人、中國科大4552人。通過以上2組數據對比，顯見中國科大本科畢業生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比例遙居第一！①

早在1979年春，李政道在中國科大研究生院講學期間，發現了一些優秀的研究生。之後，李政道聯繫他所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的一些教授，請他們出一份能達到進入該系研究院標準的試題，寄到北京。李政道對研究生院的少數研究生進行了筆試和麵試，從中選取了5名學生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學習。此後，李政道建議選送更多的學生赴美留學。該年底，第二次選拔考試在北京進行，生源學校與錄取學校都有所擴展。由於中美大學間已失去聯繫多年，當時中國也沒有進入美國大學所必需的TOEFL和GRE考試機構，李政道所創議的這種赴美留學方式為中國大學畢業生赴美深造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1980年初，李政道致信方毅副總理，建議推廣哥倫比亞大學做法，將美國一些有好的物理系研究院的大學聯繫起來，收受中國赴美留學生。方毅對李政道的建議深表贊同。李政道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工作。從那時起，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CUSPEA）正式全面開始。後來參加CUSPEA的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增加到了97所。如前述，1979—1988年，中國科大共有237名學生通過CUSPEA考試，佔全國總數（915名）的25.9%，居全國第一，並五度奪得個人總分第一名。所以說，中國科大不僅是CUSPEA的誕生之地，也是CUSPEA的主要輸送站。這與中國科大的教育水平、學生勤奮以及國際學術交流頻繁密切相關。

在國家對自費出國實行“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政策後，中國科大每年都有一批優秀的本科畢業生得到國外知名大學的全額獎學金資助出國留學。這些學生90％以上赴美國留學。在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威斯康辛大學等世界排名前二十位的大學相關專業錄取的中國學生中，中國科大學生往往佔據半數以上甚至包攬全部全額獎學金。跟其他有些高校不同的是，中國科大統計的學生出國留學都是指獲得國外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即免除學費並提供充裕的生活費。國內最高的本科生出國率是國外高校肯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辦學結果的一個反映。中國科大培養的碩士研究生每年也有大批畢業生赴海外留學。近年來，留學校友紛紛回國創業報效祖國。儘管中國科大不少畢業生在一段時間裡熱衷於出國深造，但他們總是與國內學術界保持著密切的合作和聯繫。而且，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日新月異，中國科大畢業生學成以後回國工作或創業的人也越來越多，鄧中翰、胡偉武等中國科大校友為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除了輸送畢業生赴國外攻讀博士學位外，對於在讀學生，中國科大也開展了較大規模的聯合培養研究生工作，與多所大學簽訂校際協議，與境外大學開展本科生交換計劃、暑期交流活動和夏令營，通過多種形式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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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民主自由的學術氛圍

民主辦學是中國科大鮮明的個性，也是學校不斷髮展的動因之一。中國科大的民主辦學、民主治校，是與國家的民主發展進程相一致的。自改革開放後，地處合肥的中國科大繼承北京時期的傳統，一直堅持民主管理，20世紀80年代中期更以民主辦學而聲名在外。198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記者鹿舫以“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為題，連續五期在《人民日報》上報道了中國科大在分權制衡、校政公開、言無禁忌、兼容共進、信任知識分子等方面的民主改革 [22—26]，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986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曾專程到合肥召開中國科大民主辦學座談會並對中國科大民主辦學成就給予充分肯定。中國科大的民主辦學改革措施，引起了社會的特別關注。

有了民主管理，才有學術自由的可能。中國科大的文化傳統中，學術自由的特色十分鮮明，這也是中國科大人不斷地取得重大的學術成果的必要條件。“文革”結束後，社會上的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更促進了學術自由發展。同時，國家開放搞活政策，打開了國際交流的大門，中國科大很快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高校、研究院所及各種學術組織建立了聯繫，不僅聘請名譽研究教授、接受外國媒體採訪、邀請著名學者來校講學，還不斷派出考察團、訪問學者和進修人員到國外考察、訪學等。自由的學術研究，開闊的國際視野，使中國科大不僅在改革創新上領先於其他高校，而且在學術業績和研究實力上躍居中國高校前列。

在學術研究方面，學校少提權威，注重創新，鼓勵學生們參與科研，大膽提出自己的科研觀點。在這樣一種氣氛的薰陶下，不僅僅鍛鍊了一批科研人才，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他們的探索精神，這批人畢業後以其活躍的思維，不迷信權威的精神，在各行各業做出了傑出成績。

按學校前校黨委書記郭傳傑的說法，中國科大的原創性為什麼比較強？思來想去，覺得在諸多因素中，有一個情況很重要，就是：年輕人上面沒有壓人的學術權威。應該說，中國科大的創辦者中不乏權威，如華羅庚、錢學森、嚴濟慈等等，個個是大人物。但是，一則這些大師本來就很開明，提攜後學，不壓新人；二則他們主要在研究所，與年輕的中國科大較少直接師承關係。特別是70年代遷到合肥後，青壯年的教師很快就不得不挑起學術大梁。不像在某些老校，一個教師自己50多歲了，可在同個教研室裡，上頭還有兩代老師呢，挑擔子鍛鍊的機會當然就少多了 [27]。

嚴濟慈給學生上課 來源：作者提供

中國科大一直具有良好的爭鳴傳統，不同學術觀點並存，自由氛圍濃厚。建校初期，一大批國內著名科學家到校任教，帶來了民主治校、學術自由的優良作風。建校初期，擔任應用數學和計算技術系主任的華羅庚主張把整個數學基礎課放在一起教，這就是後來的“一條龍”教學法。1958年，華羅庚給應用數學系一年級的學生上課，王元、龔昇、吳方、許以超協助，被稱為“華龍”；1959年入學的應用數學系學生的基礎課由關肇直負責教授，常庚哲加以協助，為“關龍”；1960年入學的應用數學系學生的基礎課由吳文俊負責教授，李淑霞加以協助，被稱為“吳龍”。“華龍”偏重應用，“關龍”側重物理、力學，而“吳龍”鍾情幾何、拓撲。每人負責一個年級自始至終的數學課，“三條龍”講課特色鮮明，風采也迥然不同。“三龍”並雄，聯袂登臺授課，按照自己的風格和個性培養弟子，在校史上傳為佳話。

前輩科學家們為培養中國尖端科學技術人才而對青年（包括青年教員和學生）倍加呵護。中國科大曆屆黨委尊重科學，尊重人才，尊重科學規律，使得“學術自由”充分發揮作用。中國科大更有大批優秀、勤政的管理者深入到廣大教員之中，發現、支持一切有創意的科研嘗試，調動廣大教員的積極性，對形成學術自由起到推動作用。完全可以說，在中國科大歷史上早已存在“學術自由，兼容幷包”的傳統。

質疑、探索、求真是科學發展的靈魂，“民主治校”“學術自由”是科學發展的支柱。在中國科大，除了教師科研、教學具有自由度之外，學生的學習也是自由的，不僅可以在全校範圍內選修課程，甚至必修課也可以調整。如果學生對自己的專業不滿意，大一末可以在全校範圍內換專業，大二末在全院範圍內換專業。平時還可以去任意一個班級，任意一個教室去上課，也可以和任何一個人討論問題，不論他是學生，還是老師，教授還是校長。在中國科大，學術上的討論沒有尊卑長幼之分。

中國科大學生自辦學術交流刊物，自發組織各類社團、協會，對有關學術理論、社會實踐及文學藝術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並身體力行之。無論是刊物的創辦，還是社團的組織，中國科大的青年學子都在其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中國科大人敢做敢為、暢所欲言的民主、自由特質。

（全文完）

本文原載於《科學文化評論》第 15 卷 第 3 期（2018），內容略有刪改。

註釋

【注1】“世界名校畢業生獲美國博士數排名榜”，見
http://www.bbioo.com/people/112-169867-1.html。

參考文獻

[17] 國家科委 , 中國科學院 .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破格錄取一名十三歲少年 [R]. 合肥 :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 , 1977-WS-Y-47.

[18] 中國科學院. 同意你校試辦預科班 [R].合肥 :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 ,1978-WS-Y-43-2.

[19]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擬選拔部分 77 級優秀學生出國當研究生，學成後回校任教的請示報告 [R]. 合肥 :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 , 1980-WS-C-81-3.

[20] 中國科技大學1981-1982學年出國研究生選拔計劃[R].合肥: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

1981-WS-C-93-2.

[21] 丁兆君 . 錢臨照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J]. 教育史研究 , 2016, (3): 67—71.

[22] 鹿舫 . 分權制衡——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 ( 之一 )[N]. 人民日報 , 1986-10-22: 3.

[23] 鹿舫 . 校政公開——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 ( 之二 )[N]. 人民日報 , 1986-10-26: 3.

[24] 鹿舫 . 言無禁忌——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 ( 之三 )[N]. 人民日報 , 1986-10-31: 3.

[25] 鹿舫 . 兼容共進——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 ( 之四 )[N]. 人民日報 , 1986-11-04: 3.

[26] 鹿舫 . 關鍵是信任知識分子——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 ( 之五 )[N]. 人民日報 , 1986-

11-14: 3.

[27] 鹿明主編 . 科教報國 50 年——“科大精神”系列報告會文集( 上卷 )[C]. 合肥 :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 , 2008. 21.

製版編輯 | 皮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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