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勇立潮头，中国科大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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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一格，勇立潮头，中国科大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上）

中国科大西校区 来源：作者提供

撰文 | 丁兆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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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建校逾6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新人才辈出，创新成果丰硕，为我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从师资队伍建设、基础教学与系列教学改革、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超常教育、开放办学以及营造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探讨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与方法及其成功的基本经验。《科学春秋》受权刊发此文，以飨读者。因篇幅关系，文章分为上下两篇推送，此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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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教育模式

1972年9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国时，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科学人才培养严重被忽视，感到颇为忧虑。1974年4月第二次回国访问时，他写了一份关于培养基础人才的建议书，通过周恩来总理上报毛泽东主席。他建议，在中国要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但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势，不得不先从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入手，又不得不从少年人才入手，可参考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该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

1977年10月20日，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国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方毅，举荐13岁早慧少年宁铂，建议对其进行不拘一格的培养。11月3日，方毅批示：“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17] 根据这一批示，中国科大派遣了2位教师，带着考卷奔赴江西。通过现场考察，他们认为宁铂可以进中国科大学习。此事一经传出，轰动全国。各地举贤荐才的信件纷纷寄向中央、中科院和中国科大。由于考虑到像宁铂这样的早慧少年全国可能有很多，学校认为，应该创造一种培养模式，最大限度地来挖掘其成才的潜力。就这样，建立一种针对早慧人才的超常培养模式的构想应运而生。于是，中国科大提出了创办预科班（后改称少年班）的设想，并上报科学院。1978年1月，中国科学院同意中国科大“为加速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材的培养，不拘一格发现、选拔人材，破格录取优秀青少年，试办预科班的做法”。在入学年龄方面，科学院强调“不必限制在不超过十五周岁，稍大一点亦可” [18]。在报告获准后，学校立即选派优秀教师奔赴各地寻找、考核优秀少年。在各地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支持和协助下，通过多次文化考核（包括笔试和口试）、政审、体检，经过严格的挑选，最终录取了21名学生（其中女生4人）。由于派出的教师所掌握的录取标准不一，学生的年龄和成绩差距较大。在学历层次上，从小学、初中到高一、高二几个阶段都有，年龄从11岁到16岁不等。3月，第一期少年班开学。从此，中国开始了有计划、有目的地集中培养智力超常少年的历史。直至1985 年，教育部决定在除中国科大以外的12所高等院校也开办大学少年班，才扩大了少年班的试点。

1979年，少年班的学生在宿舍讨论问题 来源：作者提供

少年班属大学预科性质，第一期原计划半年，此后将学制定为一年，单独制定教学大纲和学习计划，因材施教，经考试合格者，升入本科学习。刚入学的少年班学生，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就已大部分具备普通大学生的水平。

少年班的创办，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开班之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大又陆续收到各地寄来的大批推荐信。学校决定继续招生，又于当年度开办了第二期少年班，共招收了67名学生（其中女生9人）。为克服首期招生考核标准不一、地区分配不均的缺陷，第二期少年班面向全国招生，由学校组织全国性统考。但由于工作量太大，从第三期开始，招生办法改为借用理工科全国高考试题，由学校根据教育部评分标准阅卷评分，择优初选，再经复试决定录取，但只限在7个城市招生，此后才逐步扩大范围。

中国科大少年班自创办以来，不断革新，在无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不断总结和反思如何在更符合少年成才的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步步向纵深发展。

少年班自一创办就开展了自主招生的尝试，并于此后不断完善。其培养模式还向中学延伸，开办少年班预备班，形成贯穿中学与大学之间的招生与培养的链条。其教学模式，实行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相结合，专业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相结合，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先强化基础课教育，二年级以后，根据个人兴趣、志向和潜力，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地选择专业。在总结少年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中国科大于1985年又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简称试点班，或零零班），将少年班的培养模式扩展到正常大学生的年龄层。零零班与少年班的学生同班上课，同室住宿，采取混合编班的形式进行管理，让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学生互相学习，共同促进。

1984年，少年班的学生在认真听课 来源：作者提供

中国科大从建校开始，就始终将人才培养定位在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科技英才上，注重给学生配备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注重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等环节中体现培养“学术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注重为学生未来的学术生涯打好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60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教育与科研相结合、高校与研究所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科技拔尖人才是符合教育规律的。这种培养模式也是中国科大的毕业生在社会各领域中脱颖而出的重要保证。

学校培养拔尖人才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因材施教，用个性化的培养方式让优秀学生能够脱颖而出，成长为“有作为的人才”和“有足够影响力的拔尖人才”，并努力将“三结合” “两段式” “长周期”等理念与方法体现在学校拔尖人才培养过程中。具体说，“三结合”是指通过科教结合，给予学生面向科技前沿的机会；通过理实结合，提升学生原始创新能力；通过所系结合，优化学生成长的全过程。“两段式”是指在中国科大学习基础课，接受通识教育，保证基础“宽、厚、实”；在中国科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中科院研究所、国外名校接受联合培养，参与科研实践，形成专业“精、新、活”。“长周期”是指对优秀生源实行本、硕、博长周期培养。经中国科学院批准，2009年以来，中国科大与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合作，相继筹备和开办了华罗庚数学英才班、严济慈物理英才班等11个“科技英才班”（表4），其中7个为基础科学类，4个为高技术类，基本覆盖了中国科大本科教育的主要学科。根据协议，各科技英才班每年招生30—50人，从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和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生物、材料等专业的优秀本科生中进行选拔，实行动态管理模式，前三年每学年对不适应学习的学生进行分流，经过考核后适当补充优秀的相关专业学生。2009 年的首次选拔在二、三年级相关专业本科生中进行。英才班学生本科阶段在中国科大完成两年半的基础课，在中国科大和研究所完成一年专业基础课，在研究所完成半年实习；研究生阶段在中国科大和研究所完成半年基础课，在研究所从事三年半左右的科研工作。“科技英才班”既体现了科技拔尖人才培养的目标与取向，又丰富了新时期“所系结合”的形式和内容。截至2016年5月，“科技英才班”共招生2501人，在人才选拔、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2009年，中国科技大学入选全国首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试点高校，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等学科进行拔尖人才培养试点工作。

樱花大道博士合影 来源：作者提供

创办科技英才班，目的是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符合科技英才成长规律的培养机制，为国家未来15—20年培养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高端人才。同时，促进所校双赢，使中科院更好地发挥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表4. 中国科大“科技英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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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办学，与国际接轨

在中国高校中，中国科大恐怕是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流最为频繁的学校之一。“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大迅即打开对外交流的大门，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研究院所及各种学术组织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协作关系，聘请著名科学家为名誉教授，邀请大批著名学者来校访问、讲学，还不断派出考察团、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到国外考察、学习。

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大就率先选拔业务精专的青年教师赴欧美进修，资助部分品学兼优的学子出国深造，他们学成返校后成为教学科研的中坚。

学校先后聘任杨振宁、任之恭、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李远哲等国际知名科学家为名誉教授、客座教授等。从1978年打开国门到1980年6月，两年多内，到校参观、讲学的外国学者就有71起、188人次，他们来自美、英、西德、法、意大利、日本、瑞典、澳大利亚、匈牙利、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共作学术报告或科普报告67次，与学校各有关人员座谈交流情况共76次。至1998年，邀请外国专家1200余人次来校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聘请近百名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举办20多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频繁而密切的国际交流，展现了中国科大人开放的精神和素养。

中国科大开展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至1998年，学校已与美、日和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所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校际合作关系。

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中国科大在科学院的支持下，率先派遣中年教师到国外进修深造。1979 年10月，学校制定了《关于选拔出国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办法》。由于青年教师数量少、基础差，学校又在1981年从1977级学生中严格挑选30—40名优秀学生，送到国外作博士研究生，学成后回校任教。1980年12月，中国科大呈报中科院，请予批准并在出国旅费和制装费上给予大力支持，预先垫付，由各个研究生的收入中自行偿还 [19]。1981年3月，中国科大又呈报教育部外事局，希望教育部在分配1981—1982学年选派出国研究生的名额时给予照顾 [20]。通过遴拔业务精专的青年教师赴欧美进修，资助部分品学卓异的学子出国深造，中国科大的师资队伍迅速得到了加强，他们学成返校后遂成为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

中国科大送出国门的教师、研究生，后来绝大多数都回了国。长期在中国科大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物理学家、副校长钱临照院士，大力提倡广大师生出国留学、进修、合作研究，同时，他也殷切期望留学人员早日学成归来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贡献。早在“文革”以前，他就主动约请一些年轻教师定时到他家里，热情地给他们讲授英语。即便是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他还耐心地对身边的年轻教师进行外语辅导。“文革”刚结束，钱临照就积极组织大家开展刊译国外最新文献的活动，使参加者在外语及专业水平上都有提高。对出国的师生，钱临照与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及时向他们介绍国内形势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新貌，并盖上“月是故乡明”的印章赠与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学成回来报效祖国。此外，钱临照还为他们尽早回校工作积极创造各方面的条件 [21]。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中国学子走出国门，留学海外，掀起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向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学习的浪潮。在科学、文化最发达的美国，这一点尤其明显。近年来，美国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有1/3被留学生获得；而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中，人数位居第一的是中国；在中国留学生中，人数位居三甲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据统计，1999—2003年，该三校本科毕业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人数分别为：北大1332人、清华1234人、中国科大988人。这些留学生一般都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开始他们的大学学业，而当时（以1990年为例）三校在校本科生人数分别为：北大11272人、清华13665人、中国科大4552人。通过以上2组数据对比，显见中国科大本科毕业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比例遥居第一！①

早在1979年春，李政道在中国科大研究生院讲学期间，发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生。之后，李政道联系他所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一些教授，请他们出一份能达到进入该系研究院标准的试题，寄到北京。李政道对研究生院的少数研究生进行了笔试和面试，从中选取了5名学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学习。此后，李政道建议选送更多的学生赴美留学。该年底，第二次选拔考试在北京进行，生源学校与录取学校都有所扩展。由于中美大学间已失去联系多年，当时中国也没有进入美国大学所必需的TOEFL和GRE考试机构，李政道所创议的这种赴美留学方式为中国大学毕业生赴美深造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1980年初，李政道致信方毅副总理，建议推广哥伦比亚大学做法，将美国一些有好的物理系研究院的大学联系起来，收受中国赴美留学生。方毅对李政道的建议深表赞同。李政道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工作。从那时起，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CUSPEA）正式全面开始。后来参加CUSPEA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增加到了97所。如前述，1979—1988年，中国科大共有237名学生通过CUSPEA考试，占全国总数（915名）的25.9%，居全国第一，并五度夺得个人总分第一名。所以说，中国科大不仅是CUSPEA的诞生之地，也是CUSPEA的主要输送站。这与中国科大的教育水平、学生勤奋以及国际学术交流频繁密切相关。

在国家对自费出国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后，中国科大每年都有一批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得到国外知名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资助出国留学。这些学生90％以上赴美国留学。在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世界排名前二十位的大学相关专业录取的中国学生中，中国科大学生往往占据半数以上甚至包揽全部全额奖学金。跟其他有些高校不同的是，中国科大统计的学生出国留学都是指获得国外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即免除学费并提供充裕的生活费。国内最高的本科生出国率是国外高校肯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学结果的一个反映。中国科大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每年也有大批毕业生赴海外留学。近年来，留学校友纷纷回国创业报效祖国。尽管中国科大不少毕业生在一段时间里热衷于出国深造，但他们总是与国内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和联系。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中国科大毕业生学成以后回国工作或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邓中翰、胡伟武等中国科大校友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除了输送毕业生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外，对于在读学生，中国科大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与多所大学签订校际协议，与境外大学开展本科生交换计划、暑期交流活动和夏令营，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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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

民主办学是中国科大鲜明的个性，也是学校不断发展的动因之一。中国科大的民主办学、民主治校，是与国家的民主发展进程相一致的。自改革开放后，地处合肥的中国科大继承北京时期的传统，一直坚持民主管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更以民主办学而声名在外。198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记者鹿舫以“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为题，连续五期在《人民日报》上报道了中国科大在分权制衡、校政公开、言无禁忌、兼容共进、信任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民主改革 [22—26]，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6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专程到合肥召开中国科大民主办学座谈会并对中国科大民主办学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中国科大的民主办学改革措施，引起了社会的特别关注。

有了民主管理，才有学术自由的可能。中国科大的文化传统中，学术自由的特色十分鲜明，这也是中国科大人不断地取得重大的学术成果的必要条件。“文革”结束后，社会上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更促进了学术自由发展。同时，国家开放搞活政策，打开了国际交流的大门，中国科大很快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校、研究院所及各种学术组织建立了联系，不仅聘请名誉研究教授、接受外国媒体采访、邀请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还不断派出考察团、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到国外考察、访学等。自由的学术研究，开阔的国际视野，使中国科大不仅在改革创新上领先于其他高校，而且在学术业绩和研究实力上跃居中国高校前列。

在学术研究方面，学校少提权威，注重创新，鼓励学生们参与科研，大胆提出自己的科研观点。在这样一种气氛的熏陶下，不仅仅锻炼了一批科研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探索精神，这批人毕业后以其活跃的思维，不迷信权威的精神，在各行各业做出了杰出成绩。

按学校前校党委书记郭传杰的说法，中国科大的原创性为什么比较强？思来想去，觉得在诸多因素中，有一个情况很重要，就是：年轻人上面没有压人的学术权威。应该说，中国科大的创办者中不乏权威，如华罗庚、钱学森、严济慈等等，个个是大人物。但是，一则这些大师本来就很开明，提携后学，不压新人；二则他们主要在研究所，与年轻的中国科大较少直接师承关系。特别是70年代迁到合肥后，青壮年的教师很快就不得不挑起学术大梁。不像在某些老校，一个教师自己50多岁了，可在同个教研室里，上头还有两代老师呢，挑担子锻炼的机会当然就少多了 [27]。

严济慈给学生上课 来源：作者提供

中国科大一直具有良好的争鸣传统，不同学术观点并存，自由氛围浓厚。建校初期，一大批国内著名科学家到校任教，带来了民主治校、学术自由的优良作风。建校初期，担任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主任的华罗庚主张把整个数学基础课放在一起教，这就是后来的“一条龙”教学法。1958年，华罗庚给应用数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上课，王元、龚昇、吴方、许以超协助，被称为“华龙”；1959年入学的应用数学系学生的基础课由关肇直负责教授，常庚哲加以协助，为“关龙”；1960年入学的应用数学系学生的基础课由吴文俊负责教授，李淑霞加以协助，被称为“吴龙”。“华龙”偏重应用，“关龙”侧重物理、力学，而“吴龙”钟情几何、拓扑。每人负责一个年级自始至终的数学课，“三条龙”讲课特色鲜明，风采也迥然不同。“三龙”并雄，联袂登台授课，按照自己的风格和个性培养弟子，在校史上传为佳话。

前辈科学家们为培养中国尖端科学技术人才而对青年（包括青年教员和学生）倍加呵护。中国科大历届党委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科学规律，使得“学术自由”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科大更有大批优秀、勤政的管理者深入到广大教员之中，发现、支持一切有创意的科研尝试，调动广大教员的积极性，对形成学术自由起到推动作用。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科大历史上早已存在“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

质疑、探索、求真是科学发展的灵魂，“民主治校”“学术自由”是科学发展的支柱。在中国科大，除了教师科研、教学具有自由度之外，学生的学习也是自由的，不仅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选修课程，甚至必修课也可以调整。如果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大一末可以在全校范围内换专业，大二末在全院范围内换专业。平时还可以去任意一个班级，任意一个教室去上课，也可以和任何一个人讨论问题，不论他是学生，还是老师，教授还是校长。在中国科大，学术上的讨论没有尊卑长幼之分。

中国科大学生自办学术交流刊物，自发组织各类社团、协会，对有关学术理论、社会实践及文学艺术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身体力行之。无论是刊物的创办，还是社团的组织，中国科大的青年学子都在其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中国科大人敢做敢为、畅所欲言的民主、自由特质。

（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科学文化评论》第 15 卷 第 3 期（2018），内容略有删改。

注释

【注1】“世界名校毕业生获美国博士数排名榜”，见
http://www.bbioo.com/people/112-169867-1.html。

参考文献

[17] 国家科委 , 中国科学院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破格录取一名十三岁少年 [R]. 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 1977-WS-Y-47.

[18] 中国科学院. 同意你校试办预科班 [R].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1978-WS-Y-43-2.

[1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拟选拔部分 77 级优秀学生出国当研究生，学成后回校任教的请示报告 [R]. 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 1980-WS-C-81-3.

[20] 中国科技大学1981-1982学年出国研究生选拔计划[R].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1981-WS-C-93-2.

[21] 丁兆君 . 钱临照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J]. 教育史研究 , 2016, (3): 67—71.

[22] 鹿舫 . 分权制衡——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 ( 之一 )[N]. 人民日报 , 1986-10-22: 3.

[23] 鹿舫 . 校政公开——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 ( 之二 )[N]. 人民日报 , 1986-10-26: 3.

[24] 鹿舫 . 言无禁忌——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 ( 之三 )[N]. 人民日报 , 1986-10-31: 3.

[25] 鹿舫 . 兼容共进——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 ( 之四 )[N]. 人民日报 , 1986-11-04: 3.

[26] 鹿舫 . 关键是信任知识分子——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 ( 之五 )[N]. 人民日报 , 1986-

11-14: 3.

[27] 鹿明主编 . 科教报国 50 年——“科大精神”系列报告会文集( 上卷 )[C]. 合肥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2008. 21.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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