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觀點：清朝晚清外語教師少，政府特地增設學校，培養“本土”老師
19世紀60年代，伴隨西學東漸的逐步深入，有識之士奔走呼籲，及晚清政府“自強禦侮”意識的日漸增強，中國傳統教育開始前所未有的從體制到內容的變革，這場變革的核心即興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式人才。於是，清政府在全國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先後開辦了數十所包括三種類型的“洋務學堂”，即外國語言學堂、科技實業學堂和軍事技術學堂，以培養應對中外交涉及自強自富的新式人才。新式學堂的大量開辦使得外語教師人才需求量陡增，大量的外籍教習由此受聘於新式學堂，講授外國語言及西學。然而，外籍教習索要薪資高昂且弊端叢生，飽受時人詬病，不得已，清政府開始在體制內培養外語老師，京師同文館即作為近代中國本土外語教師培養之肇始，並改名為“譯學館”。近代中國本土外語教師培養開始步入制度化與專業化發展階段，其培養的新式外語教師人才，為晚清中國乃至民國時期外語教育“取材本土”和“自立自強”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李鴻章
一、歷史與現實的選擇：本土外語教師培養
自順治元年（1644年）清統一中國，中、俄邊境事務頻繁，對外交涉漸多，人員與文書往來不斷，商貿需求日盛，但語言不通成為雙方交涉的首要障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康熙帝決定創辦俄羅斯文館，並在八旗子弟中挑選人才。直到同治二年（1862年）清廷正式開辦京師同文館，翌年，俄羅斯文館併入其中。
曾國藩畫像
俄羅斯文館辦學期間，館內主要聘請俄羅斯人擔任俄文教習，但這些人身份複雜，來京緣由各異，任教時間長短不一，無論是文化層次較低的商人或戰俘，還是常年定居北京的俄羅斯人後裔，稍懂些許俄語和漢語的就被任命為“教習”，正因如此，他們後來或因教學質量不佳被辭退，或因公回國而辭職，館內教學無法得到長期有效保障。為此，俄羅斯文館採取每五年一次大考，根據考核成績，學生被分為若干等第，其中考核成績優等的學生被委以副教習一職，同時設助教兩名。從學生中挑選副教習擔任外文教習也由此成為慣例，一直持續到清王朝結束，期間館內學員邊學邊教的人才培養模式為近代本土外語師資培養積累了豐富經驗，為其後創辦的京師同文館及其他外語學堂奠定了一定的歷史根基。
英國外教老師
京師同文館開辦之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設想由上海、廣東兩地保薦中國人充擔學堂外國語言教習，但他們很快發現，其時的中國並無真正熟悉且精通外國語言文字之人，無奈之下，清政府“不得不於外國中延訪”，高薪聘請來華洋教習成為新式學堂發展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然而，洋教習的大量聘用存在種種弊端。首先，學堂教師自主聘任權喪失殆盡。以招聘洋教習最多的京師同文館為例，時任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憑藉其掌管同文館經費劃撥的權力，把持著洋教習的聘用權，總理衙門對洋教習幾乎沒有任免權，“延聘洋人一事一概由赫德代為招聘”，根據臺灣學者蘇精統計，京師同文館實任與兼署在內的洋教習一共五十名，其中竟有十九名是由赫德推薦安排的海關職員，其去留或升遷全由赫德一手操控，可見其在京師同文館師資隊伍發展建設上影響之巨大。
北京國子監
其次，洋務學堂洋教習更迭頻繁且教學效率低下，人才培養質量難以保障。恭親王等人曾兩次在奏摺中批評京師同文館：“惟該館外國教習屢次更換，學生功課難免作輟，恐所學外國語言文字未盡嫻熟。”此外，所聘洋教習耗費巨大，國力難支。從歷史文獻中可知，京師同文館首位洋教習，包爾騰第一年薪水為三百兩，第二年就加至一千兩。
溥儀照片
然而，同文館開辦之初的經費預算只不過數千兩，同治二年 （1863 年）開辦的上海同文館當時僅聘用兩位洋老師，大概三千兩，而中國老師四個人才幾百了。而緊隨其後開辦的福州船政學堂，洋教習月薪即為白銀 200 兩，續聘、 在校內兼職或教授老班學生的薪資要求更高，月薪可達白銀 250 兩，較之同期本土教習，洋 教習月薪約為本土教習的 25 倍之多。可見，洋教習的薪水支出的確是洋務學堂一項沉重的 經濟負擔。
《辛丑條約》簽約現場
二、外語教師培養探索期：副教習兼學員的二重身份
京師同文館雖為培養外交翻譯人才而興辦，但其新式人才培養卻成就了近代中國首批 本土外語教師——副教習。副教習一職援引俄羅斯文館舊曆而設，文館規定“由已中等第 內擇其優者堂委副教習，額設助教二員，由副教習內揀選，奏諸補放。助教教導有方，奏請 設為主事，分部遇缺即補，仍在館行走”。各新式學堂除重金聘請洋教習講授西學、西語外， 特意在學生之中“擇其優長者舉充副教習”，其職責是帶領新生學習並協助洋教習翻譯西 書；分為副教習、副教習上行走、記名副教習三種。可見，副教習是介於教習和學員之間，兼 具兩者身份的職位，京師同文館辦學之初，辦學《章程》規定副教習崗僅設兩位，但隨著學堂 招生規模的逐步擴大，新式課程的逐年增加，在館學生資歷與學業水平也日漸成梯級狀分 布，且館內師資和管理人員有限，於是學生分級管理即被提上日程，副教習崗位設置也由此 增加且副教習所授科目不斷豐富。
慈禧照片
1901 年，慈禧太后頒佈上諭，“所有從前辦的同文館，都更名為大學堂，由張百熙統一管理要求其認真負責”。由此，京師同文館歸入 京師大學堂，並改名翻譯科，“在中國開設英、法、俄、德、日本五國的語法課程，還是外聘外教的方法教學”。併入後的京師同文館仍舊保持相對獨立的辦學和招生。 1903 年，清政府正式將京師同 文館改名譯學館，人才培養由此步入高等化教育階段。
外國人體驗中國傳統服飾
總結
譯學館則將外 語教師培養作為主要辦學目標之一，且從國家外語教育發展需要給予長遠規劃。憑藉新學 制及辦學章程的出臺與實施，晚清政府確立了外語教師培養的法定地位，制定了較為詳盡 的人才培養方案，也為晚清甚至民國時期高等學府外語教師專業化發展掃除了思想和制度障礙，開闢 了本土外語教師培養制度化、專業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