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大師(638713年)，唐朝人，是中國禪宗的第六祖。俗姓盧，先世河北范陽(今涿州市)人、後父親被貶官到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大師幼年喪父，家境貧困，靠賣柴供養母親。有一天，送柴至客店，聽見有人持誦《金剛經》，頗有領會，便問此經從何處得來，客人告以從黃梅弘忍禪師處受持此經。大師遂生尋師訪道之志，回到家把母親安頓好後即北行尋師。
到黃梅東山後，弘忍大師問：“你從哪裡來，想求什麼呢？”慧能說：“弟子是嶺南人，只求做佛！”弘忍大師說：“你是嶺南人，又是獦獠，怎麼能做佛？”慧能說：“人有南北，佛性哪裡有南北？”
弘忍大師遂命他隨眾勞動，在碓房舂米。
有一天，弘忍大師準備傳付衣法，命弟子們作偈呈驗。神秀作了一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慧能在碓房聽見一位童子通讀這首偈頌，知道還未見本性，於是另作一偈，請人寫在牆壁上。偈語說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眾人見此偈語，都驚異萬分。弘忍大師見了，於夜間召慧能入室，傳與衣缽，並立即送他去往九江渡口，叮囑他暫時往南方去，待時行化。
慧能在四會、懷集二縣隱遁了十多年，一日心想：“應當是出來弘法的時候了，不能永遠隱遁下去。”
於是來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有二僧辯論風幡義理，一個說風動，一個說幡動，爭論不已，慧能便進言：“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仁者的心動！”大家聽了頗為詫異。
印宗法師便延請他至上席，請問深義，慧能回答言簡理當。印宗法師便問：“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非就是行者您嗎？”印宗法師作禮請慧能將衣缽出示大眾，慧能果然拿出來，大眾都讚歎不已。
印宗法師於是集眾在樹下為慧能剃髮，又請名德智光律師等為他授具足戒。
兩個月後，慧能大師即於寺中為大眾開示禪法。不久，他辭別眾人回到曹溪寶林寺，此後在曹溪寶林寺說法三十餘年，後圓寂於新州國恩寺，並留下金剛不壞肉身舍利。
慧能大師的禪法，舍離文字義解，直徹心源，去來自由，心體無滯。他說自心既不可攀緣善惡，也不可沉空守寂，須識自本心，達諸佛理。
他並不以靜坐斂心才算是禪，而是於一切時、一切行住坐臥中，體會禪的境界，教人只從無念著手，並不限於靜坐一途。
達摩祖師這位天竺高僧當年不遠萬里東來震旦，開創了一個令漢傳佛教乃至中國文化滿盤皆活的禪宗，六祖慧能正是這一格局的全面開拓者。
他提出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近乎革命的方式完成了佛教的徹底中國化，嚴格遵循《般若經》的宗旨，不允許行者將明心見性預設成遙遠的事，讓人時刻謹記：一切善惡本性都是般若，大眾本性都是佛。這種風範，使中華文明在盛唐時期化解了積滯的問題，規避了教條化的誤區。
錢穆先生說：“在後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兩大偉人，對中國文化有其極大之影響，一為唐代禪宗六祖慧能，一為南宋儒家朱熹朱熹。……自佛教傳入中國，到唐代已歷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經，派別紛歧。積存多了，須有如慧能其人者出來完成一番極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張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當的當下直指。
這一號召令人見性成佛，把過去學佛人對於文字書本那一重擔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簡易方法，使此下全體佛教徒，幾乎全向禪宗一門，整個社會幾乎全接受了禪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學路徑，把過去吃得太多太膩的全消化了。
也可說，從慧能以下，乃能將外來佛教融入於中國文化中而正式成為中國的佛教。
也可說，慧能以前，四百多年間的佛教，犯了“實”病，經慧能把它根治了。”
又說：“但唐代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文化上的更大貢獻，還不在政治，而轉更在宗教上。……尤其自六祖慧能以下的禪宗，在精神上，在意態上，實可算得是一番顯明的宗教革命。‘我若遇如來，一棒打死，與狗子吃。’那是何等話！在後代被目為‘狂禪’，在當時非有絕大理解，絕大膽量，不敢出此語。……唐代第一流豪傑，全走進禪寺中去了。……我們若細籀禪門諸祖師的言論風采，講堂故事，我們可以說他們實在當得起‘豪傑’二字。……盛世豪傑難認，而隱藏在深山和尚寺裡的豪傑更難認。慧能、馬祖之類，真都是不世豪傑。沒有他們，下半部中國史必然走樣。”
正如錢穆先生所說，六祖大師實在當得起“豪傑”二字，在他之後開出的禪門五宗，秉承靈山拈花的遺風，惠澤了無數後人！
本文段節選自《張其成全解六祖壇經》
轉載請註明出處，侵權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