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北逐蒙元統一南北後，接手的實際上不僅是一個經濟凋零、民生多艱的社會，還是一個南北方差異巨大、漸行漸遠的社會。北方之地從金元到明，已經跟南方分離了250多年了，更早的幽雲十六州已分離了400多年了。北方之地胡漢混居，風俗、習慣深受異族影響，胡化已經很嚴重了；且北方之地飽經戰火，經濟、文化已全面落後南方。此時朱元璋的緊急要務就是要把南北方重新融合在一起，重新歸化在儒家文化之下，共同認可大明王朝。下面兩個案例就是朱元璋是如何通過霹靂手段，融合南北再造華夏的。
案件一：軍人妄給妻子案
這是《明大誥》裡的案例。明朝有兩個法律文件，一個是《大明律》，一個是《明大誥》。《明大誥》是朱元璋欽定的要案集錦，相當於樣板案例，法律地位高於《大明律》。
洪武18年，山西洪桐縣有個叫姚小五的農民，他是大明治下的一個普通農民，有幾畝薄田，有個漂亮的妻子史靈芝，還有三個孩子，雖然很苦，但安靜祥和。
突然一天一個叫唐閨山的兵士打破了這種平靜，他拿著兵部的“勘合”（批文）說史靈芝是他的媳婦。原來史靈芝三歲的時候，曾與唐閨山的兄長定下娃娃親。唐閨山兄長早夭，史靈芝便嫁給姚小五。然而當地有個婚俗“兄死則妻嫂”，就是兄長死了，弟弟可以娶嫂子。這明顯是草原習俗，金、元政權入主中原，在200多年的侵染下，山西百姓也漸習此風。他們鬧到縣衙，縣令看到兵部勘合，明知“非理”，但又不敢得罪兵部，便違心判決。姚小五不服，逐級上告，最終萬里迢迢到應天府（現在的南京）告御狀。
刑部尚書王峕（shi）瞭解事情來龍去脈後，卻從技術性問題入手，“如果史家當時退還彩禮，則唐是無理取鬧，如果未退還彩禮，則唐的要求合情合理”，於是派人尋找娃娃親的見證人，這說明他們也是認可“兄死妻嫂”這個婚俗的。告御狀這樣爆炸性的事，在京城鬧得沸沸揚揚，自然會傳到朱元璋耳朵裡。朱元璋下令都察院御史介入此案，說明對此案的處理方案不滿，只可惜王峕沒有認真體會。還和御史吵了起來，在諷刺御史的同時也無意中中傷了朱元璋，最終惹怒了朱元璋，最後“所以有司，盡行處斬”。
北方之地長期在草原政權統治之下，華夷界線模糊，儒家正統文化遭到挑戰，存在嚴重的胡化。與南方認同差異巨大，且將逐漸發展為兩個族群，這必然會危及大明所標榜的漢人王朝的統治基礎。消弭南北認同差異，把北方拉回儒家正統文化之路上，最簡單和有效的辦法，就是採用激烈和血腥的手段，消除胡風，將南北方重新扭成一股繩。
案件二：南北榜案
洪武30年舉行科舉會試。主考官翰林學士劉三吾取錄五十一名進士，全是南方人，淮河以北的學子全部落榜。北方學子不服，認為主考官劉三吾是南方人，故意照顧南方仕子。於是並在齊聚在酒館、客棧、街邊紛紛議論。朱元璋得知後勃然大怒，隨即命侍讀張信等人重新閱卷。張信等人確認判卷沒有徇私舞弊。但此時有人上告說張信等人與劉三吾私通，為胡、藍餘黨。朱元璋大怒，將張信等二十餘人凌遲處死，將劉三吾發配邊疆。後來朱元璋親自主持殿試，又複選六十一名進士，皆是淮河以北的學子，這就是當時所謂“南北榜”。
明初，北方士子一直觀望徘徊，用科舉制度收北方士子之心是當務之急。唐末以來，北方地區的經濟、文化已逐漸全面落後於南方。若僅以文章的好壞錄取官員，勢必造成地區間不平等，落後地區無人代表、無人參政，勢必離心離德，影響政局的穩定。作為皇帝，把握的是全局，考慮的是穩定，只有採取人為平衡的辦法，才能安撫北方士子之心。此次事件，開了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後遂成定製。
從這兩個案例可以看到，當時的北方，無論是底層的農民還是精英的讀書人，都與南方存在著差異。如果不採取人工介入，勢必造成北方和南方更大的對立，這對大明王朝來說不是件好事。從長期來看，對中華民族也不是件好事。雖然朱元璋的手段殘忍、極其血腥，但卻發揮了最大的作用，在短期內快速扭轉局勢，不得不說朱元璋確實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政治家，不糾結於現象，一眼就看到了本質，成功把南北方整合在了一起，挽救了中華民族，再造了華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