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後我黨最大的叛徒蔡孝乾,收復臺灣的最好時機因其叛變而延誤

建國後我黨最大的叛徒蔡孝乾,收復臺灣的最好時機因其叛變而延誤

蔡孝乾

蔡孝乾(1908-1982),臺灣省彰化縣花壇鄉人,曾用名蔡乾、蔡前、楊明山。蔡孝乾的祖先是鄭成功帶往臺灣的300福建家族之一,祖父是私塾先生,父親是米店賬房先生。他原名蔡乾,雙胞胎弟弟叫蔡坤。蔡乾自幼事親至孝,除幫助父母料理家務外,還在上學路上撿拾田螺到學校請校工燒熟當午飯,以儘量減輕家庭的負擔。校長知悉他的孝行後,主動在他的名字中加進“孝”字,改為“蔡孝乾”,從此這位孝行楷模遂成為全校師生無人不知的好學生。

上世紀20年代初,或出於祖國意識,或看中大陸學費低廉及入學手續簡便,一些臺灣學子紛紛到大陸上學。據統計,1920年之前,臺灣留學大陸學生僅19人,但到1923年10月,已經增加到273人。蔡孝乾在父親和臺灣文化協會的資助下,於1924年春來到上海求學。

1924年至1925年,他在中共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讀書,受到當時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時等人的影響,接觸了馬列主義,參加了進步組織上海臺灣青年會,組建了新的旅滬臺灣同鄉會。1925年12月主持召開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

1926年7月返回臺灣,宣傳革命,幫助組織了臺灣文化協會左翼聯盟。1927年2月1日,日本警察在臺北逮捕了蔡孝乾,11月被放。後為臺灣文化協會機關報《大眾時報》諮詢、顧問和撰稿人。

1928年參與組建臺灣共產黨,4月15日,他在上海缺席被當選為臺灣共產黨(即共產國際領導的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中央委員、常任委員兼宣傳鼓動部長,負責宣傳部工作,主張建立臺灣共和國。隨後,他在臺灣建立了支部。

建國後我黨最大的叛徒蔡孝乾,收復臺灣的最好時機因其叛變而延誤

蔡孝乾

1928年8月,蔡孝乾為了躲避日本當局搜捕,離臺灣潛至福建漳州。從1929年2月起,他先後在漳州的石馬(龍海)中學和龍溪中學斷斷續續教了幾年書,還在詔安當過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為了做臺灣學生的工作,蔡曾在廈門住過一個時期。那時他與中共中央只有橫的聯繫,在組織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臺共總部領導。

1932年4月25日,紅軍攻下漳州後的第五天,地下黨員李文堂邀請他去蘇區工作。李文堂是海南人,海員出身,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蘇區執行委員,1930年,他曾以巡視員的身份與蔡孝乾接觸過。

在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安排下,1932年6月,蔡、李任紅一軍團政治部《紅色戰士報》編輯,後在列寧師範學校(團校)任教,教社會學和土地學,後參加“反帝同盟”,負責殖民地人民部工作。

在瑞金幾年,蔡孝乾為周恩來翻譯過日文本馬列著作,如佐野學著的《國家論》,以及另外一本日文書,列寧原著《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1934年1月作為臺灣代表,蔡孝乾參加了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二大”,並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1934年10月,他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長征中唯一的臺籍共產黨人。

參加長征是蔡孝乾最大的資產,蔡才在後來得以脫穎而出,當上臺灣地下黨最高領導。

1935年10月到陝北後,蔡孝乾擔任了“反帝聯盟”(後改為“抗日聯盟”)主席。

1937年抗戰爆發後,蔡孝乾隨八路軍總部赴山西抗日前線。1938年上半年至下半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敵工部部長(至1939年),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

1937年11月4日,美國友人史沫特萊來到山西陽泉火車站八路軍總部,發現蔡孝乾幾人正在研究日本人的文件,這些敵工部的工作人員都會講日語,有些還是日本留學生。蔡負責處理一切繳獲的日方文件、日記和資料,也負責管理敵軍俘虜和對敵宣傳工作。蔡給她一份八路軍政治部致日軍官兵的宣言。以後幾天,史沫特萊和蔡孝乾等人同住黃土崖的一個山洞裡。翌日,一個日軍的漢奸翻譯被抓來,該翻譯是日本人辦的瀋陽警察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史沫特萊發現蔡孝乾義憤填膺,對這名漢奸頗為鄙視。

1938年12月,蔡孝乾任八路軍民運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後因我黨“保護幹部”的政策,考慮到前線危險很大,而蔡這樣的人才太少,遂將他調回延安。

日本士兵田光繁於1938年8月29日夜,在河北邢臺附近被八路軍游擊隊俘虜,不久被送到八路軍政治部。1984年,他回憶道:“十分幸運,平時接觸我們的八路軍幹部都是精通日語的知識分子,他們十分平易近人。敵工部蔡部長是臺灣人。”

調回延安後,蔡孝乾曾在《群眾》、《八路軍軍政雜誌》、《解放日報》上發表過《怎樣進行敵軍工作》、《臺灣的今昔》等文章。1941年10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聯盟執委。12月在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聯盟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同盟常委。他還是有20多名成員的“臺灣獨立先鋒社”的負責人。

1946年夏秋之交,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劉曉任書記主持全面工作。

1946年3月,蔡孝乾和張志忠(化名楊春霖、老吳,臺灣嘉義人,曾在抗大受訓,新四軍軍官)等準備回臺灣工作。5月,劉曉正式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臺灣省工委”或“臺灣省工委會”),蔡孝乾任工委會書記,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洪幼樵任宣傳部部長、張志忠任武裝部部長。

1946年7月,蔡孝乾化名老鄭,從上海秘密返臺開展工作。陳澤民化名老陳、洪幼樵化名老劉,為他最重要的兩個助手。陳澤民在抗戰前在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時就加入了中共,奉命隨蔡來臺時,已是有10多年黨齡的中共老黨員了;洪幼樵1916年出生於廣東揭陽,1937年入黨,曾在抗大學習過,抗戰時在廣東、蘇北打游擊,具有武裝鬥爭經驗。從此,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和林英傑五人組成臺灣省工委,即成為共產黨在臺灣的“五巨頭”。

離開臺灣18年的蔡孝乾,發現家鄉物是人非,他對戰後臺灣情況十分陌生,只好側重於聯絡老臺共黨員,建立組織。到1947年“二二八”起義前夕,臺灣省工委只有70多名黨員,弱小的臺共在起義中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1948年5月,蔡孝乾赴香港,參加了華東局主持的關於臺灣工作的會議。會上,蔡孝乾受到批判,說他在“二二八”起義中作風獨斷專行,嚴重脫離群眾,犯有主觀主義錯誤,未能將毛澤東思想與臺灣具體情況相結合。

蔡孝乾返臺後,臺共組織發展迅速,截至1949年12月,黨員已有1300多名。在臺工委的領導下,發動了彰化永靖鄉的農民減租鬥爭、臺北機務段員工運動,以及1949年3、4月的臺大與師範學院的學生運動等等。此階段,蔡的工作是配合中共解放臺灣。

1949年9月30日,蔡被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共108名)。新中國成立後,他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

1949年4月6日,臺大學生與臺北警察發生衝突,即“四六學潮”;7月,臺北郵政局員工發動請願風潮,國民黨斷定幕後有中共地下黨在策劃。

此時,蔡孝乾領導的臺灣省工委,一面採取合法統一戰線,將組織滲透入國民黨黨政軍憲特機關內部,發動工潮、學潮,引起臺灣動盪,以孤立國民黨的統治;一面採取游擊戰,利用臺灣人民仇恨國民黨的情緒,在各地建立“武工隊”,發動起義,奪取政權,來達到推翻國民黨統治的目的;同時積極發展黨組織,壯大隊伍。蔡還親自擬定了開展高山族工作的具體方針,強調分化、爭取兩手策略。

國民黨破獲中共臺灣地下黨,是從破獲臺灣省工委地下出版物《光明報》開始的。1948年8月,國民黨在基隆中學發現該報,又發現基隆某公司職員王明德郵寄過該報給女友,因此,秘密逮捕了王明德。王叛變,國民黨順藤摸瓜,1949年11月,省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被捕。

國民黨特務在破獲基隆市工委支部時,獲悉臺北市大同中學女教師季雲與老鄭(蔡孝乾)有組織關係,並發現季的丈夫楊春霖(張志忠)嫌疑重大,於是在1949年除夕,將張志忠逮捕。張志忠堅貞不屈,1954年3月16日,他被特務綁赴臺北馬場町槍決。1998年1月,中共中央經多年核實,確認他為烈士。

建國後我黨最大的叛徒蔡孝乾,收復臺灣的最好時機因其叛變而延誤

刑場遺址現為紀念公園

1950年1月29日,在臺北泉州街26號,蔡孝乾落入特務手裡。他落網最初幾天,保密局特務對他進行一連串偵訊,但是,他畢竟久經陣仗,對特務的問話,總是不著邊際地兜圈子。

國民黨國防局保密局局長葉翔之對他沒有用刑,而是勸誘,7天后,蔡答應合作。當時,蔡家有一張10元新臺幣,上有兩個地下工作者的電話號碼,一個計小姐(馬雯娟),一個是朱諶之,蔡答應打電話誘捕他們。葉考慮到蔡可能借機逃脫,所以對蔡直說:“你的資格這樣高,我們自然不會為難你,但希望你能合作,不要逃跑,跑不掉的。再抓回來,那就由不得我們了。”蔡滿口應承,待走到一處黑暗的轉角,他冷不防竄進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尾隨特務趕忙衝進去追捕,可他早已在暗夜中逃得無影無蹤。他逃走後,我黨一大批幹部得以轉移,擺脫了特務的魔爪。

蔡孝乾第一次逃脫後,保密局認定此人好色,必然會同馬雯娟(化名劉桂麟、計小姐)會合企圖離臺。保密局特務偵悉,蔡孝乾脫逃之後,起初一直帶著他的小姨子馬雯娟棲身在老臺共黃天家裡,立即趕赴黃家抓人。蔡孝乾警覺到臺北不宜久住,已早一步搬走,特務埋伏在黃天住處數日,沒抓到蔡孝乾,卻抓到了黃天。黃天挨不住酷刑逼供,終於找出蔡孝乾的落腳處。保密局特務直奔嘉義糞箕湖(今改名奮起湖)林醫師家。天下就有這等荒謬戲謔的巧事,特務到嘉義喬裝成農夫模樣,騎一部破舊腳踏車,沿著鄉間小路,四處尋覓可疑人等。不多時,一個特務瞧見遠處有個穿西裝的身影正迎面走來。他滿腹狐疑,生活條件如此貧困的臺灣南部農村,哪來穿西裝的闊佬?正納悶著,與那人逼近至僅20米之遙,“瞧!這不是老鄭嗎”!兩人四目對望,蔡孝乾絕望地說了一句:“怎麼又是你們!”特務一把揪住蔡孝乾,銬上手銬說:“這次不會再讓你跑掉了!”

這次,特務酷刑侍候蔡孝乾,他的嘴巴、鼻孔、眼角噴出了鮮血,頭髮也滲出血水,不斷沿著額頭汩汩冒出。晚上,蔡孝乾被關在臺南看守所時,大呼與其有染的小姨子馬雯娟的名字,特務將已投降的馬雯娟送進蔡孝乾房中,蔡孝乾也投降了。正如蔣介石所言,最“無志無用”的他背叛了他20多年來一直追求的紅色事業。他的叛變導致臺共高幹大部分被捕,臺灣左翼機關紛紛被破壞,造成中共臺灣省工委會成立以來的一次毀滅性打擊,組織幾乎全部瓦解。

1950年2月,洪幼樵在基隆赴香港的輪船上被捕,不久叛變。後來,與我黨有關的1800多人被捕,3000多人被槍斃,8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此即臺灣歷史上的“撲殺紅色時代”的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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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楓英勇就義前

在國民黨國防部任參謀次長的吳石中將、國防部中將高參陳寶倉、國民黨東南行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上校交際科科長聶曦(吳石副官)等地下黨紛紛被捕,我黨地下工作者朱諶之(朱楓)被捕。朱諶之為浙江鎮海朱家四小姐,曾在新四軍中工作,吳石參加中共是她做的工作,來臺後受上海的劉曉書記領導。她被捕後吞金自殺未遂。不久,吳石、聶曦、朱諶之等均被敵人殺害。此即轟動一時的“吳石間諜案”。(

注:吳石為電視劇《潛伏》中孫紅雷塑造人物原型)

建國後我黨最大的叛徒蔡孝乾,收復臺灣的最好時機因其叛變而延誤

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等幾名地下黨幹部被捕之後,曾在牢房中集體批鬥蔡孝乾。張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罵,指責蔡孝乾生活腐敗奢侈,誘姦14歲的小姨子馬雯娟為情婦,侵吞1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臺北最貴的西餐館)吃早點,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廳吃山珍海味,吃過晚飯上永樂町看戲,完全是一副腐朽的資產階級的嘴臉,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臺灣的領導人。後來陳澤民、洪幼樵相繼叛變。

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三個叛徒加入保密局後,待遇表面上與同級人員一樣,但毛人鳳堅持,他們不能在保密局內辦公,要另外安置,安排了嚴密的警衛,以防中共地下工作者處決叛徒。蔡三人非常不高興,抗議說:“我們已經自新了,還監視我們幹什麼?”國民黨只好撤走警衛,每人配兩條德國大狼狗。當時臺灣經濟不佳,而這些狼狗要吃牛肉,每月所耗,相當於一個少校的薪水。

蔡孝乾後任國民黨中央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軍銜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

他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在1970年前已被翻譯成數國文字。1968年以來,他以“江西蘇區回憶”和“紅軍西竄回憶”為主題,撰寫了24篇文章,連載於臺灣《中共研究》雜誌,1970年彙編成冊,命名為《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分別在臺灣、香港發行。1982年10月,蔡孝乾病逝於臺北,終年74歲。他和馬雯娟育有一子蔡艾安。

上述部分文字摘自《炎黃世界》2012年第8期,作者:布儒,原題:蔡孝乾被捕叛變始末

後記:

關於蔡孝乾後期的歷史照片非常少,一說國民黨防止其逃跑和洩密,對其嚴加看管不讓其與外界接觸;另一話說其擔心中共鋤奸隊對其行刺,每天惶惶不可終日,深居簡出,自行與外界隔絕。想其告發了那麼多革命志士,自己深知罪孽深重,每天豈能安然入睡?

2011年7月14日 朱楓烈士骨灰輾轉回到故鄉浙江寧波,英雄犧牲魂歸故里。

建國後我黨最大的叛徒蔡孝乾,收復臺灣的最好時機因其叛變而延誤

2020年10月,臺灣愛國人士祭奠因信仰共產主義、擁抱紅色祖國而犧牲的烈士的“秋祭慰靈”大會24日在臺北馬場町舉行。馬場町是當年先烈犧牲的刑場,“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著血照亮著路,我們繼續往前走……”白色恐怖受難者、犧牲烈士後輩和敬佩先烈的各界人士唱著《安息歌》,在秋風中追悼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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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愛國人士祭奠英烈

正所謂: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迴; 不信抬頭看,蒼天饒過誰 。那些公然大搞臺獨,肆虐分裂祖國的民族敗類終究會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而革命烈士的英魂必將永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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