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中醫人士抬出魯迅攻擊中醫由來已久，常喜引其所言：“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那麼，魯迅究竟是如何對待中醫的呢？不妨縱向探究一下他的所言所行。魯迅對中醫的態度大致可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1既猛烈抨擊亦研究應用
在魯迅著作中，最早出現的中醫形象是1918年4月《狂人日記》裡的何先生 ，被描寫為吃人的“劊子手”：“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著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診一診’……我說‘可以’！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
1920年6月的小說《明天》裡也有一箇中醫的形象：“何小仙伸開兩個指頭按脈，指甲足有四寸多長。”他並不關心勞動婦女單四嫂子小兒子“寶兒”的病情，只是懶懶地“伸開兩個指頭按脈”，“說了半句話，便閉上眼睛”了。
然後，輕易地將單四嫂子“每天節省下來的十三個小銀元和一百八十銅錢”奪走了 。結果， “寶兒”的命並沒保住！1922年12月魯迅在《吶喊·自序》說了一段被反對中醫者引用較多的話： “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大致在1925年之前，魯迅作品中出現的中醫都是反面人物，都是被諷刺挖苦的對象。從時代背景來看，魯迅是當時反對傳統封建文化的先鋒，從反封建的原則立場出發，對舊的傳統文化思想體系勢必給予批判和否定。
1925年，他曾經在《忽然想到》裡說過：“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中醫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當然也不例外地要被“打倒”。這與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有很大關係。在反封建文化，倡導科學、民主的潮流中，一些文化名人如胡適、陳獨秀、梁啟超、陳寅恪等都反對中醫，梁啟超甚至被西醫割錯腎臟亦無悔無怨。從個人生活經歷來看，魯迅的父親曾因當地中醫治療無效而亡，“不但自己被弄得狼狽不堪，而且家庭也由小康而墜入困頓”。這些慘痛的記憶和沉重的負擔，在幼年魯迅的心裡，曾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魯迅在1925年寫的《墳·從鬍鬚說到牙齒》也談到自己先前對中醫的不滿：“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心存怨恨，在作品中對其鞭撻諷刺也就不奇怪了。
儘管魯迅早期對中醫進行抨擊，但他並沒有與中醫絕緣，反之還有所應用與研究。從《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時不時地用中醫方法療病。如日記載：1912年11月10日“飲薑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2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薑汁飲服之”；1916年1月22日“晚因肩痛而飲五加皮酒”。
從1912年起，在《魯迅日記》中，多處可見這種活動的記錄。這與魯迅身體多病有關，許廣平回憶：“以三十三歲的青壯年時代的魯迅，就因‘五日不處於憂患中’，折磨得他‘胃痛’‘神經亢奮’‘頭腦岑岑然’‘齒痛’‘頭痛身熱’‘咳嗽’，僅以1913年為例，這一年的1月、2月、3月、5月、8月、10月、11月、12月各月中都有害病的記載。”可見，魯迅因身體多病，亦不斷在中醫裡尋找辦法，表明他並沒有否定整個中醫學。
魯迅雖然有嘲諷中醫的言論，但同時也在讀一些中醫古籍，做過一些研究。
如《魯迅日記》載：1914年9月12日“買《備急灸方附針灸擇日》共二冊”，此書是急症灸治之專著，具臨床實用性；
1915年2月21日“至書肆買《毛詩稽古編》一部八冊，景宋王叔和《脈經》一部四本”，《脈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
1923年2月2日“午後往留黎廠買景元本《本草衍義》一部二冊，二元八角”，此書是學術價值很高的本草學著作；
1923年2月26日“下午其中堂書店寄到《巢氏諸病源候論》一部十冊”，該書是中國最早論述病因和證候的專著；
1923年4月27日“上午往高師校講。往直隸書局買《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一部二本，一元四角”，此書是針灸學的寶貴資料；
1927年8月2日“買《六醴齋醫書》一部二十二本”，此套醫學叢書包括《褚氏遺書》《肘後備急方》《元和紀用經》《蘇沈良方》《十藥神書》《加減靈秘十八方》《韓氏醫通》《痘疹傳心錄》《折肱漫錄》和《慎柔五書》等。
如《魯迅日記》載：1914年9月12日“買《備急灸方附針灸擇日》共二冊”，此書是急症灸治之專著，具臨床實用性；
1915年2月21日“至書肆買《毛詩稽古編》一部八冊，景宋王叔和《脈經》一部四本”，《脈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
1923年2月2日“午後往留黎廠買景元本《本草衍義》一部二冊，二元八角”，此書是學術價值很高的本草學著作；
1923年2月26日“下午其中堂書店寄到《巢氏諸病源候論》一部十冊”，該書是中國最早論述病因和證候的專著；
1923年4月27日“上午往高師校講。往直隸書局買《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一部二本，一元四角”，此書是針灸學的寶貴資料；
1927年8月2日“買《六醴齋醫書》一部二十二本”，此套醫學叢書包括《褚氏遺書》《肘後備急方》《元和紀用經》《蘇沈良方》《十藥神書》《加減靈秘十八方》《韓氏醫通》《痘疹傳心錄》《折肱漫錄》和《慎柔五書》等。
魯迅不僅多次去書局購買中醫書，而且還自己修補中醫書籍。如1927年8月12日的日記中寫到“下午修補《六醴齋醫書》”；同年8月17日“下午修補《六醴齋醫書》訖”。魯迅還將中醫古籍與其弟分享，如1915年7月29日記：“上午寄二弟信並本月家用百元(五十二)，又《脈經》四本。”
由上可見，魯迅對中醫的病因學、脈學、針灸學、方藥學都有涉獵，購買這些中醫古籍恐怕不是為了批判而下此功夫的。
2觀念漸變，評價客觀
1930年以後，幾乎未再見魯迅對中醫的批評，更多的是以平實的態度對待中醫：在生活中利用中醫藥為家人治病，將有效的方法向親友推薦，對中醫給予客觀的評價。
1930年8月30日～9月6日的日記裡，有4次魯迅寫到為兒子周海嬰往仁濟堂買藥。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談到魯迅為其治病的往事。魯迅用帶有“薄荷味”的“安福消炎膏”及芥末糊熱敷背部治療兒子的哮喘病，芥末糊更是他的一張“王牌”，往往“經過這一番熱敷，感到呼吸大為通暢”，其效頗佳。
許廣平在《追憶蕭紅》一文中記載，1932年，她揹著魯迅用烏雞白鳳丸治好自己患了幾個月的帶下病，使“魯迅先生對於中國的經驗藥品也打破成見，而且拿我這回的經驗告訴一些朋友，他們的太太如法炮製，身體也好起來了。
像講故事似的把前後經過告訴了蕭紅先生”。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二事》中還回憶：魯迅與周建人兄弟倆在茶餘飯後，總有談話，常涉及《本草綱目》或中醫以生草藥治急病見效等。“
魯迅非常稱讚《驗方新編》上的一些藥方，曾經親自介紹一位朋友用它治療孩子的疝病。他自己曾經生過‘抱腰龍’的病，在鄉間也用一種簡單的藥物治療好了。”“有時還把中醫中藥治病有效的點滴經驗，向醫學刊物寫出介紹。
他常常向周圍的人稱談過一種叫‘草頭郎中’的醫生，以為他們用幾樣簡單的生草藥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這些醫藥，因為沒有得到重視，所以不能更大地發揮作用，或者因為年久失傳因而湮沒無聞，對這一點他曾深表惋惜，以為沒有人來對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魯迅在寫作時也常運用中醫之理來闡釋問題。如1930年發表的《好政府主義》：“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魯迅對中醫學的興趣和研究也一直沒有斷過，1933年4月25日還買了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醫學史》。
隨著年齡與閱歷增加，魯迅對中醫藥的認識逐漸變得較為冷靜和全面，對中醫藥也有較為客觀的評價。1930年魯迅翻譯了《藥用植物》，《藥用植物》系《中學生自然研究叢書》的一種，讀者是以青少年為主的中學生。此書的翻譯可以說是魯迅晚年給予青少年的珍貴饋贈，與其對中醫的觀念的轉變直接相關。
他在發表於1933年的《經驗》中說：“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偶然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裡面卻含有豐富的寶藏……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築，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1933年他在《偽自由書·推背圖》裡說道：“本草家提起筆來，寫道：砒霜，大毒。宇不過四個，但他卻確切知道了這東西曾經毒死過若干生命的了。”
由上可見，魯迅早期確曾抨擊過中醫，但主要是批評中醫的某些缺點、某些不良的醫者和行醫之風，不是否定整個中醫。正如周海嬰所說，魯迅對於其父親的病，對於中醫藥的看法，僅僅是他個人所接觸的範圍，並不是對全國的中醫狀況進行判斷，他在文章中提到給父親治病的中醫用的藥是“敗鼓皮丸”，開的藥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對”等，治不好了就推給別人，或者推給鬼魂“冤愆”，魯迅對此十分反感。
魯迅所反感、反對的是他所經歷的庸醫。引用魯迅的話反對中醫，這是斷章取義。並說：“我們家裡從來沒有拒絕過中醫中藥，對中醫一直都很相信。”值得一提的是，魯迅文章中一些批評中醫的言論很是辛辣，這與他的寫作風格有關，許廣平曾說“魯迅為了說明問題，有時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對事情的某一方面特別強調得厲害。”
隨著思想認識的不斷提高和進步，魯迅對中醫的認識和評價越來越實事求是。正如許廣平在回答一位讀者所問“為什麼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對待中醫中藥的態度和《南腔北調集·經驗》一文中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時所說：“我認為這一點也是由於魯迅思想發展的特點所決定的。《吶喊·自序》寫於1922年，這是魯迅思想的前期階段，那時魯迅還只是一個民主革命者，而《經驗》一文，寫於1933年，這是魯迅思想的後期階段，到那時候，魯迅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看問題已經會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武器了。所以得出來的結論也就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通過縱向梳理相關資料，可以看出，1925年之前，魯迅之所以批評中醫，一者因其父生病求治中醫未效，且耗費大量家財，致家道衰落而產生了“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二者在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下，中醫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勢必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主將的批判對象。
不過，有學者指出，雖然“魯迅是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但他並不是全盤反傳統主義者，並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魯迅反對的是傳統文化的負面性”。魯迅即使在批評中醫的年代裡，仍在讀中醫之書，用中醫之法，感受中醫之效。可見，魯迅對中醫學並非全盤否定，而只是抨擊其中的糟粕。隨著年歲的增長、閱歷的豐富，魯迅的思想水平不斷提高，在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武器後，能更全面、深刻地認識事物，從而也看到了中醫藥的真正價值和貢獻。1930年以後，魯迅對中醫的評價已相當客觀，且意有褒揚。
縱觀魯迅的所言所行，其對中醫學的真實態度不亦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