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各国到处在高价寻求防疫物资。但有一个德国医生竟然收到了来自中国驻德大使馆的免费药物。为什么一个普通医生会有如此高的待遇？因为他是约翰.拉贝的孙子。而这位约翰.拉贝，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
约翰.拉贝(1882—1950年)，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从1908—1938年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了30年之久。自1930年起，拉贝就在南京任西门子公司总代表，直到1938年奉调回国。所以当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拉贝是经历了全过程的目击者。早在南京沦陷前，在宁的外国人即组成了以约约输.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当时的安全区(南京人称之为"难民区")的位置，大致是汉中路、西康路、中山北路与中山路之间的地带，总部设在宁海路5号。拉贝本人的住宅在广州路的小粉桥(今南京大学南园内)。
《拉贝日记》一书记载了从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的见闻和救援活动。这是拉贝在1942年将日记整理并加上有关的文件而成的一部完整的材料。 中译本有52万字，700余页(包括若干照片)。拉贝是一名商人，又是德国纳粹党的成员，而纳粹德国又是法西斯日本的盟国。基于这一特殊身份，再加上拉贝对中国人的深厚感情，使得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他，发挥了其他人取代不了的作用。此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即这位德国友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因而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各种信息。
虽然拉贝等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安全区一·带，《日记》也主要反映和记载他的直接见闻，下关一带并不在拉贝等人活动范围之内，但在《日记》中也留下了不少与下关地区有关的材料。
1937年12月16日，即南京沦陷后的第3天，拉贝乘汽车从安全区到下关去，在"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挹江门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书中还留下一幅当时的照片，从位置看是摄自挹江门城内今八字山一侧。在照片中看到的是，中门的一半与南侧的门及附近地带。中门已封死，南侧门留下一个通道口。照片的文字说明是：
"通往下关方向的挹江门，此处只有一个边门可以通过，城门洞一米多高的尸体，与修筑路障用的沙包结结实实地叠在一起，要想乘车去下关，都得从上面开过去。"
为了保护中国难民，拉贝与日本占领军进行了多次、反复的交涉。日军方面对安全区既不明确承认，而又不能不有所依赖，拉贝正是在这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
南京沦陷后，恢复水电供应成为当务之急。战争中，首都发电厂也受到破坏，原来坚持发电生产的工人，或逃亡，或遇难。发电厂在创建与扩建过程中，所用发电设备均购自德国西门子洋行。现在要恢复电厂生产，无论是维修设备还是招募工人，只有拉贝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因此，为恢复电厂生产，日木占领军与拉贝进行了多次交涉，《日记》中留下不少材料。
12月22日，拉贝记载："宪兵总部的两名日本人今天来拜访"，谈建立难民委员会和恢复供电问题。《日记》写道："我已答应日本人，在寻找电厂工人方面提供帮助。同时我向日本人指出，下关那儿有54名发电厂工人曾经被捆绑着带到了江边，用机关枪枪毙了，据说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中国国营企业的员工(其实发电厂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营企业)。"
现在已经清楚，这批电厂工人被杀害的时间是12月15日，共45人。关于这批工人被害消息的来源，《日记》说："将这次处决消息传递过来的是一个同时被处决的工人，处决时前面有两人挡住了他，因此，他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跳到江里，才幸免于难。"这死里逃生的是崔省福等2人。从拉贝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明了，日本侵略军为什么连这些普通工人也不放过，原来他们对"中国国营企业的员工"也一样地列入屠杀对象。
恢复供电到1938年初才逐步实现。直到1月5日，即南京沦陷22天之后。《日记》还记载着："我们这儿电灯始终不亮。"拉贝在恢复电厂供电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2月28日，"晚7时来了一个日本工程师。我在下关已认识他，……想恢复电厂供电。 电厂还需要50个工人，要我明天早晨提供给他。我答应尽力为之。"这就告诉人们，日本占领军除了会野蛮的屠杀与破坏、掠夺之外，再没有别的能耐了。它虽然有日本工程师，也恢复不了电厂生产，它只会杀人，连工人也找不到。次日，拉贝为那个准备恢复电厂供电的日本工程师招到50名工人，并另外派了30名工人供修水厂使用。"
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制造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的一个半月里，拉贝戏称自己是南京"市长"。在这期间，他要设法保护中国难民，不停地与日本占领军打交道。同时，日本占领军又不得不依赖这个没有"市长"头衔的德国商人，恢复供电、供水和市内电话等紧迫问题。正是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灾难深重的南京准民才得到一丝希望，得到一点保护。尽管拉贝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他对南京人民来说是一位不应该被遗忘的德国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