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有關在華跨國公司供應鏈是否會外遷的問題，成了國內廣受關注的一個熱門話題。受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響，更加劇了人們對在華供應鏈可能加速外遷的擔憂。
早在3月26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就組織開展了產業鏈的固鏈行動，行動聚焦重點產業鏈，以龍頭企業帶動上下游配套的中小企業，增強協同復工復產動能。儘管這個行動並非針對在華跨國公司，但毫無疑問，作為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國內很多企業已經是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的重要部分，深度參與到了以跨國公司為龍頭的全球供應鏈體系中。如汽車和半導體產業，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應該承認，這次疫情的全球流行，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暴露出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自然也引起了一些政府和跨國公司的反思。作為供應鏈全球化的最重要區域，中國政府和企業顯然也需要儘快反思，並積極尋求有效對策，做到未雨綢繆。
全球供應鏈的分佈邏輯將因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改變，對此，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 。
全球化提升全球生產效率
這一輪全球化風潮，在投資便利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旗幟下，由全球跨國公司引領，伴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龐大新興經濟體的深度參與，讓全球度過了一個有如夢幻般的高歌猛進時代，甚至讓人一度以為“地球是平的”。
全球供應鏈模式替代了以前的國家間產品分工與交易模式，從而帶來了全球生產效率的進步和新的增長動力。有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全球各國之間的貿易結構中，70%以上還是製成品貿易。也就是說，當時絕大部分產品是在單個國家內部完成生產的；而到2018年，這個數字完全顛倒過來了。在各國之間的貿易結構中，70%以上的是零部件半成品貿易，絕大部分產品是分散在多個國家完成生產的。
根據各國國際性聯繫的深度(要素流動的強度)和廣度(要素流動的地理分佈)，DHL2018全球聯結指數（GCI）以貿易、資本、信息和人員的國際性流動為衡量標準，發現這個指數在2001~2018年間就增長了20%（參見下圖），可見全球化速度之快。
再看看中國在其中的參與程度，我們以貿易總額為例。2018年，全球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9.34萬億美元，其中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4.62萬億美元，佔全球貿易總額的11.75%，僅次於美國，居第二位。根據中國海關數據，在中國的4.62萬億美元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中，出口總額為2.48萬億美元，這也就是全球市場上的“中國製造”。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目前在中國的外資企業，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淨利潤，這其中有相當數量應該是來自海外市場出口。作為全球第一的“世界工廠”，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參與廣度和參與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以這次疫情密切相關的醫療器械和醫藥產業為例。目前，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醫療器械出口國，美國藥品中約80%的活性藥物成分來自中國和印度。一項研究表明，中國製藥公司已佔據美國97%的抗生素市場和90%以上的維生素C市場。在2018年，美國市場上進口的95%的布洛芬、91%的氫化可的松、70%的對乙酰氨基酚，以及40%~45%的（血液稀釋劑）肝素都來自中國。中美兩國在某些產品市場上的聯繫之深也是史無前例的。
過度追求生產效率帶來供應鏈脆弱性
但是，全球化通過分工深化帶來效率的同時，其產生的弊端也日益顯現，並在2008年通過美國的金融危機已經有所爆發。這次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更徹底暴露出過度追求生產效率所帶來的供應鏈脆弱性，如及時生產、零庫存和最低價格採購，所有這些，顯然是有效率的，但是在疫情暴發後，無疑也是造成全球供應鏈過於緊張的部分原因。昨天那些成就你的，今天卻成了你的負擔。有美國學者甚至認為，目前的全球供應鏈對美國已經構成了系統性風險。
因此，供應鏈安全問題，在這次疫情中凸顯出來。在安全問題面前，所謂的全球效率黯然失色，甚至連高昂的利潤也少了誘惑力。要確保產業供應鏈具有彈性，特別是重要的基礎設施、工業部門，並且在危機時期能夠提供關鍵設備，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的共識。
一旦涉及安全問題，絕大多數國家將可能不惜一切代價，重新建廠生產。一言以蔽之，一切效率優勢，都要建立在不涉及安全問題的前提之下。
因此，筆者認為，未來全球供應鏈的分佈，將由此前主要以“效率、利潤和全球化”引領，轉變為“效率與韌性，利潤與安全，區域化與全球化”協同。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基於分工深化的全球供應鏈問題得以充分顯露，疫情過後，一些國家和跨國公司會對此採取一系列實質性措施。
因為營商成本等因素，一部分產業供應鏈已經從中國轉移，這次疫情可能會加快這一趨勢。對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既不能以我們有完整的工業體系、龐大的需求市場而盲目樂觀，更不能在這種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上過於感情用事。
理性客觀分析潛在變化，提出有效應對策略
疫情之後全球供應鏈將重構，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其將帶來嚴峻挑戰，更需要對這種可能的挑戰保持應有的戰略定力，理性客觀地分析潛在的變化，為提出有效的應對策略奠定基礎。
首先，需要明確一點，在開放條件下，全球產業供應鏈從成本高的地區向成本低的地區、從效率低的地區向效率高的地區進行梯度轉移，這主要是由跨國公司或者資本的內在本質決定的，是產業內在演化的結果。換言之，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供應鏈的分佈結構，總體上是企業遵循市場邏輯，主要通過自組織而非外力人為干預形成的。
只要世界是開放的，長期來看，供應鏈的全球分佈更多是由其內在邏輯決定的，外力干預只是一種干擾變量，而不是自變量，儘管有時候這種干擾變量的作用可能很強。例如，3月25日，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布一項問卷調查，該調查於3月14日至18日進行，共有119家會員企業代表參與。調查顯示，只有3%的企業表示正考慮將全部或部分產能遷出中國。這個委員會大約有220名成員，包括波音、沃爾瑪、亞馬遜、通用汽車等知名企業。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並引發了各國對此問題的高度關注。由於這種關注發生在人命關天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期間，特別是今年3月，疫情進入全球大流行階段，由於醫療防護用品和器械需求驟增，各國為控制這些急缺物資，相繼對一些產品實施了出口限制。一夜間築起的貿易壁壘，導致醫療物資流通停滯。
在這種情境下引發的全球供應鏈反思，難免帶有某些情緒性色彩。比如，有的人恨不得把本國所有的產業一夜之間都搬遷回去。類似建議既不具有建設性，也是不現實的。人類社會不大可能重新回到各自閉關鎖國的時代，這也不符合人類作為群體性動物的本性。況且，即使不考慮成本問題，區域供應鏈也不見得就是安全的， 一個新的風險是“自己國家發生的自然災害會把你和供應源切斷”。但是，因為近幾十年全球化的狂飆猛進，確實需要靜下心來進行某些調整了。而且，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要完全實現供應鏈自給自足也是不可能的。全球經濟體之間的分工協作、優勢互補依然是基本趨勢。
最後，比全球供應鏈重構更重要的是，完善並提高我們的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我們需要看到，儘管這次疫情暴露出全球供應鏈的某些內在脆弱性，但更重要的是，與其說疫情暴露的是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毋寧說疫情更清楚地暴露出全球治理的脆弱性，即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經遠遠跟不上全球化的步伐。
中國商務部4月15日公佈的數據顯示，3月中國吸收外資形勢有所好轉，實際使用外資817.8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14.1%，降幅較2月收窄11.5個百分點。近期，中國已採取多項措施對沖疫情給吸收外資造成的影響，如要進一步壓減全國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條目，擴大金融等服務業對外開放，並要求各地嚴格落實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不得設置單獨針對外資的准入限制措施等。
只要我們做經濟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緊緊抓住目前稍縱即逝的時間窗口，加速推進各項市場導向的改革，儘快形成要素市場，允許有全球性後果的信息自由流動，並真心實意、大刀闊斧地改善自身營商環境，以目前中國市場所具有的一些獨特優勢，中國經濟就能更深地融入世界，而世界經濟、跨國公司及其全球產業供應鏈，也難以離開這片土地。
閻海峰博士
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教授
華東理工大學人事處處長
臨港-華理自貿區創新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