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宣帝自称汉家天下是王霸之道调教而成，前辈的谆谆告诫并没有阻止后代的毁败，当刘秀从一个一文不名的书生转变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基者时，他在选择和他的祖先同一思路的同时却有着他独到的
改造，而这种改造因为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而被后代极为推崇，成为巩固皇权政汉光武帝刘秀治的另一重要方式。
汉光武帝的出身
光武帝的出身和他的祖宗汉高祖刘邦是截然不同的。光武帝刘秀家门豪强，外祖父一支在当地是富庶的地主阶层，这和刘邦的家庭是无法同日而语的。部分两汉史研究资料表明，刘邦的名字也是他本人后来在军中起的，至于他的本名，一说就是刘季，刘邦的情况大抵和后来的朱元璋差不多。而且，从刘邦的嫂子敢于公开给刘邦听刮饭锅的声音可见刘邦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并非和睦相处，当然这和刘邦本人的无赖性格有关。刘邦很早就出来在社会上游走，结识了很多三教九流，其中不乏一些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而刘秀的家庭则是上下贤睦，兄弟友爱，给刘秀本人的谨厚宽容制造了必要的家庭渊源。而且，刘秀不同于刘邦，刘秀本人喜好学习，很早就追随中大夫许子威研究《尚书，通晓大义。我们都知道《尚书》是古代帝王的史书，刘秀对它的研究表明其后他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光武帝喜好读书在后代帝王将相眼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比如三国的孙权在培养大将吕蒙时就说:“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可见，刘秀的文化素养还是比较高的。此外，刘秀为人比较厚道、勤劳，这和刘邦的好吃懒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人的出身和家庭熏陶、家庭氛围对他的后天行事和先天性格的形成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所以，光武帝本人虽然也是封建帝王，但是，他的行政特色和用人风格可以说足以独成一家、垂范后世。即使在开国皇帝中，光武帝也是丝毫不逊色的。
光武帝在处理功臣问题上的态度和治术
汉光武帝刘秀采取了和功臣共始终的办法来处理一向困扰君主和巨下双重方面的问题，获得了后代史家交口的称赞，究其内里，是和刘秀长期以来的行事风格分不开的。史书上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这是刘秀称帝之后和家人团聚的一场普通对白，也是一次刘秀的自我政治宣言:
“帝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令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以柔术治天下道出了光武帝治术的本源所在对于这一点光武帝本人并不讳言，他教诲臣下说:“《黄石公记》中说，柔能克刚，弱能制胜。光武帝一反汉高祖刘邦的强硬的举措，在对待功臣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保全他人体面的做法。比如大将冯异威权日重、关中瞩目，有人告发冯异准备自称咸阳王，光武帝就把这个书信交给冯异本人，冯异惊恐异常，上表自辩，光武帝回复说:“将军之于国家，义同君臣，恩犹父子，何忧之有也？”大司马吴汉屠戮成都，而光武出于保护的角度考虑，宁可责备宗室刘尚没有尽到劝阻的职责，也没有对吴汉加以刑诛。同时，光武帝还比较喜欢通过旁敲侧击的办法表示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图并且曲意地传达给功臣。太子问光武帝关于战守的方略，光武帝回答说:“昔卫灵公问阵，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邓禹、贾复等人立刻读懂了皇帝的意思，纷纷解甲归田。而光武帝本人在达到目的之后，也经常大施恩宠的手段，史称:“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馀。”光武帝宁可不要外来的进贡去首先满足功臣们的需求，这也是光武帝尽量扩大和功臣之间的政治距离而缩短和他们亲朋故旧的间隔，把亲情上升到政治之上，用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笼罩住政治本来的狰狞以及他的柔术治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后来宴请功臣中，光武帝和云台二十八将的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光武帝自己说:“朕要是不起兵讨逆，可能就要终身做学问了”功臣、太傅邓禹说:“我要是没有遇到陛下，可能就是一个五经博士了”扬虚侯马武见皇帝和首相都这么谦虚，自己就更加谦虚地说:“马武要是没有遇到陛下，那么马武一定是去做一个县里抓捕强盗的差役了。”光武帝说:“你马武自己不去做强盗就万幸了，还可能指望着去做抓强盗的头吗？”君臣相对大笑，宴会尽欢而散。从这个其乐融融的场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光武帝在处理和功臣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时的良苦用心所在了。
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功臣自身的组成性质和他们配合的程度，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角度。光武帝功臣如邓禹、李通、吴汉、寇恂、贾复、耿家父子等基本都是知书会义、出身豪强，和刘邦的功臣萧何、曹参等人出身贩夫走卒截然不同，而且，也和韩信、彭越出身草莽有所区别。再者，光武帝本人对军事指挥权一直严加控制，很少对功臣假以此方面的事权，功大者如耿弇、吴汉，光武比之韩信周勃，但是，一俟战事结束立刻收缴兵权，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他们“尾大不掉”局面的形成。这也是光武帝所谓以柔制刚的道理所在。
再者，光武帝的功臣们很知道谨慎、谦逊和配合，皇帝的意图一旦被明了，很快就付诸于行动，头号功臣邓禹，“内行淳备，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号称赛曹参的贾复“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就是长期典兵在外的大司马吴汉也是“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他们的谨慎小心厚自奉养直接导致了光武功臣政策的贯彻始终。否则，很难想象光武帝与功臣们居然能以喜剧收场。即使是这样，光武帝对王侯的防范还是不减的。建武二十八年（52年），光武帝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一朝，“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由此可见，光武的柔术也有不柔的一面。
宽严相济、恩威并用，君臣的共同努力终于形成了一个难得的政治格局，所以，后代在评论光武帝“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有其小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的同时也等于肯定了功臣们的自知之明。
光武帝的军事才能
光武帝的直接军事指挥和遥控军事指挥才能不仅在两汉二十多位皇帝中是首屈一指的，即使在其他开国的马上皇帝中也是上乘的，和以武功著称的唐宗宋祖相比丝毫不逊色。
昆阳大战期间，光武帝一人率领少数人杀出重围，而后到达定陵一带，以大义感召手下人，他亲自冲锋，以三千敢死之士大败王莽的精锐，不能不说其人的胆略和勇武。汉高祖除了斩白蛇之外，似乎再没有动过刀剑。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这个昆阳大战是王莽和起义军较量的转折点，王夫之说光武帝:“一战而宗庙得全，未几光复天下，（光武帝）诚不世出之也。”可以说这次战役和李世民击败王世充、窦建德的意义相同。
大司马吴汉进攻公孙述时，光武帝给吴汉遥控说:“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忽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然而，吴汉没有听从光武帝的建议，反而命令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为营相去二十余里。光武帝得报大惊，指责吴汉说:“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然而，这封信还没有到，公孙述就果如光武所预测的那样，“使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将众十许万，分为二十余营，出攻汉，使别将将万余人劫刘尚，令不得相救。”如果不是吴汉临阵不、杀敌奋勇，汉军失败得会更惨。吴汉上表自责，光武帝却并不责备吴汉，而是继续指示方略:“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矣！”后来，吴汉听从光武帝的指挥，“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郭中”。
从东汉灭亡公孙述的这场关键的最后一战来看，光武帝的军事眼光是非常敏锐的，即使在千里之外，还有烛照一切的洞察力，这和同属军旅出身，“每战必临阵授以方略于诸将”的宋太宗赵光义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后代史家每每诟病这种遥控的指挥，殊不知，也是因人而异的。
光武帝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另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于光武帝非常善于使用著名将领和发挥著名将领的指挥才能，甚至在必要时放手发挥他们的本领。当初，留守河内时，刘秀征求邓禹的意见邓禹推荐寇恂，刘秀毅然授以全权，比之为萧何，而后，苏茂等人进攻温地，诸将皆以为当去，独寇恂不然，寇恂说:“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决定坚决反击。史称:“遂驰赴之。旦日合战，而偏将军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土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陈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强。茂兵自投河死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闭”彻底扭转了敌我双方的战局，难怪刘秀听说之后，大喜过望地讲:“吾知寇子翼可也！”而正是由于寇恂的这一战役的胜利最终导致了刘秀决心称帝，可谓定鼎之功。
另一位东汉的开国名将贾复在出任破虏将军之后因为其人的性格问题被属下参劾，光武帝却说:“贾督有折磨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不仅如此，光武帝时刻关注贾复的生命安全，当他听说贾复伤重时，就许诺说:“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后来，诸将多次自矜功勋，而贾复不言，光武帝说:“贾君之功，我自知之。”光武帝早年有“做官须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志向，后光武即以执金吾一职许之贾复，足见亲任。人君器识如此，部下岂能惜命？光武帝得人死力，绝非虚言。名将耿弇素有权谋作战勇猛，娴熟兵机，光武帝谓之韩信，然而，光武帝有言:“朕终不使耿弇为淮阴也。”很早解除了耿弇的兵权让他得以颐养天年，而一旦四方变乱，光武帝必定招耿弇入对，问之对策，君臣始终无欺。寇恂执法森严，杀死贾复故旧，贾复扬言报复，光武帝亲自为之调节，以至于寇恂和贾复成为莫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不说明了光武帝的军事和统帅才能非同一般。
光武帝终有局限性
汉光武帝和其他封建皇帝一样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这个局限性表现在执政后的比较讨厌直言、迷信谶纬（被秦汉人所假托的一种感应证验。讖纬神学流行于西流）、亲近外威等方面，其中谶纬和外戚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王莽就是依靠谶纬上台的，而在西汉末年谶纬的力量是很大的，光武帝本人也是它的忠实信徒。光武帝刘秀的姐夫邓晨、好友李通等人都是制造谶纬的能人，当时蔡少公制造谶纬
说:刘秀当为天子。一般人都以为是王莽的国师公刘秀（也叫刘歆，刘向的儿子，此公后来就是迷信这个谶纬起兵谋反王莽被杀头了的）刘秀自己说，怎么知道不是我呢？大家都哄堂大笑，唯有姐夫邓晨认同。此后若干年，当刘王莽秀终于做了皇帝之后，邓晨见到刘秀还说起这段往事，邓说，你终于办成了这件大事了。刘秀大笑。这句谶纬如果没有刘秀后天的努力也是白费，然而，刘秀即位之后一直对此信任有加、迷信异常。
东汉的开国功臣李通的下场也是一个旁证，李通是制造“刘氏天子李氏为辅”的谶纬人之一，他的从弟李松、李轶都是后来更始政权的核心人物。李轶更是杀害刘秀兄长刘縯的凶手尽管刘秀后来施行韬晦之策但是一直对李轶不原谅，终于借助朱鲔之手杀掉李轶，然而对于李通，刘秀始终亲任，后来功臣退出，参与朝政的只有邓禹、贾复、李通三人，而前两者和刘秀以及东汉王朝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唯独李通的出现比较滑稽，而唯一能够解释得比较通顺的理由除了光武帝厚道之外，更主要的恐怕就是当年的这个“李氏为辅”的著名谶纬了。李通本人多次告退，但是光武帝不允许，而且加封李通的小儿子为侯爵，这在功臣中是不多见的，而每次光武帝回到南阳，还派人专门祭祀李通的父亲（李通一家为东汉王朝殉难的很多，其父可以说是东汉的“先烈”），虽说李通有首创大谋的功劳但也比不了邓禹等人，光武帝的此种做法也正是他相信谶纬的一个说明。
此外，另一个功臣王梁的使用也多少和谶纬有关。当时，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玄武是主北方战神，光武帝起于河北，所以，以玄武佑己，对王梁也是另眼看待。
当然，以上这些只能说明光武帝对于谶纬的相信，还谈不上迷信，特别是光武帝早期的用人都是以能力为衡量标准的，谶纬还是退居其次的，王梁等人如果不是因为军功也不能由于谶纬而封侯的。关键是刘秀称帝之后，尤其是多年之后，居然提出用谶纬决决断国家大事时，就显得比较荒唐了。
史书曾经记载了这样一段光武的往事:帝好图谶，与郑兴议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日:“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光武帝一听郑某人不喜欢谶纬，不禁撕去了开明的面纱而且还勃然大怒，直到郑某人糊弄皇帝老子说他没有学过而不是非议谶纬，光武帝这才消气。这是发生在光武帝建武八年之前的事情可见，那时光武帝虽然还没有完全彻底定天下，可对谶纬的迷信已经拔高到相当的程度了。而后，著名儒家学者桓谭的命运就更加能说明问题了。
桓谭是大司空宋弘推荐给光武帝的大儒，他看到光武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就专门上书给皇帝提倡正学，“帝省奏，愈不悦。”终于在一次对话中，光武帝得以总爆发了，他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说:“臣不读谶。”光武帝问其故，桓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光武帝大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死于途中。光武帝此前还对桓谭的新论大加赞赏，而一旦桓谭说出对谶纬的反对意见之后，光武帝立刻把这件事上升到非难圣贤的高度，甚至要处死桓谭，一反仁君圣主的风范。而东汉一朝谶纬泛滥和光武帝的迷信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大臣韩歆的结局也说明了刘秀在建立东汉之后逐渐脱离了他原来的本色，走向封建集权和专制。“大司徒韩歆免。歆好直言，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这件事连司马光都说这是刘秀的“仁明之累”。所以，严子陵终于不奉光武帝也有一定的道理，一旦皇帝老儿翻脸，不要说同学做不得，连命也保不得了。
在处理豪强土地兼并问题上，光武帝也因为不能脱离自身的局限性而导致一次大的土地改革的全面失败。
有关资料表明:“建武十二年（36年），全国统一。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书检查垦田与户口实数。豪强霸占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去查问，对广大农民和某些缺少势力的地主，官吏却以查田为名，大肆讹诈，逼得全国农民和某些地主到处起兵反抗。青徐冀等州曾是农民起义军的发源地，反抗尤为剧烈。光武帝面对着这个事实，采取什么措施呢？当然，他同州都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追究大司徒欧阳歙做汝南太守时查田不实、贪一千余万钱的罪行，下狱处死。又用同样罪名杀死河南尹及郡太守十余人这算是对农民表示那些赃官已经受到惩罚了。他用五人共杀一人五人一起免罪的分化法，很快把反抗平息下去。从此以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
光武帝为了改变军队方面威胁皇权，采取削弱地方军队，加强中央军队的措施，然而矫枉过正，豪强地主在东汉中后期迅速发展，中央政权的离心力加大。当然，这和后来的统治者本身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光武帝本人对外戚的问题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他爱屋及乌地先后以辅导太子的功劳增封外戚阴家，甚至在吴汉死后提出由阴兴担任举足轻重的大司马，后由于阴兴自己恳求作罢。东汉前面三位皇帝在外戚问题上除了明帝稍好之外，光武帝和章帝做得都很一般，只是因为他们本人的威权还不至于让外戚形成专政的局面，但是给后来的执政者带来的麻烦也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