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冬，百年不遇的鼠疫肆虐我國東三省。當時，一位年僅31歲的無名軍醫臨危受命，用他寬廣的胸懷、科學的頭腦和精湛的醫術，動員全社會參與到這場鼠疫鬥爭中來。4個月後，防疫成功，中國主流社會第一次看到了現代醫學和現代公共衛生的威力。從此，現代醫學和現代公共衛生走進了國人生活。這位令人敬佩的軍醫便是後來被梁啟超譽為“國士無雙”的伍連德博士。
品學兼優的醫學生
伍連德，字星聯，祖籍廣東新寧（今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於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今馬來西亞的一個州）。伍連德的父親叫伍祺學，早年隻身從廣東來到馬來西亞謀生，最初在一家金店幫店主打造金銀飾品。伍祺學心靈手巧，他打造的飾品玲瓏精細、巧奪天工，深受當地婦女的歡迎。後來，伍祺學自籌資金，開了一家金鋪。隨著生意日益興隆和生活安定，他娶妻生子，先後養育了5子6女，伍連德是他的第四個兒子。出生時，父親給他取名伍連德，意即希望他以後能兼備五種美德。他的童年是在父母的關愛和兄弟姐妹的溫情中度過的。
（伍連德）
7歲時，伍連德進入檳城大英義學就讀，這是檳城最好的學校，不但學費免收，而且宗教信仰自由。自伍連德入校以後，學校就以英語取代其它語言教學。伍連德讀書十分刻苦，當時電燈尚未普及，一家人共用一盞煤油燈，晚上10時熄燈，好學的伍連德就用陶瓷碟子盛了椰子油，用棉芯點油燈苦讀。
1895年，伍連德參加英女皇獎學金的考試，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績，但因年齡不足而未獲獎學金出國深造。第二年他再次參加該獎學金的考試，終於獲得每年200英磅的獎學金，前往英國深造。在赴英的輪船上，伍連德剪去了當時被認為是中國清朝人象徵的辮子。
1896年，伍連德進入英國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學醫，他是這裡第一位學醫的華人學生。儘管家裡能夠負擔他上學的費用，但他寧願自食其力，靠著極其有限的獎學金過著節衣縮食的生活。幸而到第三學年開始，女皇獎學金增加了一些獎勵內容，例如免除他的醫療費用等，使伍連德可以無憂地專注於學業。雖然生活艱苦，伍連德在精神上卻很愉快，他除了聽課、在試驗室裡做實驗之外，還不忘開拓自己的視野，結交了不少有益的師友。
1899年，伍連德考入聖瑪麗亞醫院免費實習，成為該醫院第一位華裔實習醫生。在1901年至1902年間，伍連德連續獲得醫院的多次嘉獎，幾乎囊括了學校頒發的各類獎學金。伍連德回憶說：“我是在聖瑪麗亞醫院實習的第一個華人，因此我必須好好學習。我開始覺得醫術與人生關係很重要，便下決心，將來學成後為國家服務……”
1902年4月，伍連德完成醫學學士結業考試，成為1896年度入學的近200名醫學系本科生中惟一一個在5年零3個月時間內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學士和外科學學士的學生。
為了充實自己的工作經驗，伍連德先後在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及法國巴斯德研究所進修與研究。他曾得到英國生理學家兼醫史學家福斯特、腦神經生理學家謝林頓、生理學家阿勒布特和戴爾以及俄國動物學家兼細菌學家麥奇尼訶夫等著名學者的指導。
1903年，伍連德以有關破傷風菌的學術論文，出色地通過了劍橋大學博士考試，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此後，他接受了意曼紐學院所頒給的研究生獎學金，到新成立的吉隆坡醫學研究院從事瘧疾和腳氣病的研究工作。伍連德在吉隆坡結識了很多華人朋友，他積極領導和參加華人社會改革活動，主張移風易俗。他還是1897年創辦的《海峽華人雜誌》的編輯，雜誌提倡改革舊的風俗習慣，反對賭博、抽鴉片煙，號召剪辮子，提倡女學、男女平等，鼓勵中國向現代化挺進。
1904年底，伍連德結束了吉隆坡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回到檳城，開了一家診所行醫，事業發展得很順利。第二年，他與黃淑瓊女士結婚。
1907年，伍連德應清政府直隸總督袁世凱之聘，就職於北洋軍醫處。隨後赴歐洲參加禁止鴉片會議，併到倫敦、柏林考察軍事醫學。
1908年5月，伍連德被任命為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幫辦（副校長），一家3口返回祖國定居。當時天津陸軍軍醫學堂裡的教授大多數為日本人，教學方式也模仿日本，偏重講授知識，既不像德國醫學教育那樣重視化驗和實驗教學，也不像法國醫學教育那樣重視臨床教學。對此，伍連德著手進行改革，健全實驗室、建立臨床門診訓練，重視實踐，拋棄日本舊教材，努力介紹世界醫學最新成就，不到兩年時間，就使學校擺脫了落後的醫學教育模式，走上了較先進的西式醫學教育道路，邁出了中國醫學教育改革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步。
臨危受命
1910年12月，東北三省流行一種烈性傳染病，這種傳染病就是使歐洲人談虎色變的“黑死病”（鼠疫），疫情迅速蔓延，哈爾濱一帶尤為嚴重。
當時的東北，幾乎人人談疫色變。在外地的人得了鼠疫，就逃回家中；而在家裡患上鼠疫的人，則乘火車逃到關內，四處躲避。因此把鼠疫傳到了北京、山東、山西等地，互相交叉感染，傳染範圍進一步擴大。
當時清政府尚無專設的防疫機構，組織專業人員開展防疫工作迫在眉睫。
這時，伍連德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急電，請他火速入京。進京後，外務大臣施肇基馬上親自接見，並開門見山地告訴他，在哈爾濱一帶，一種可怕的傳染病正在流行，死亡率極高，需要專家前去調查和控制。伍連德沒有任何猶疑，堅定地把任務接受下來。他被緊急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到東北領導防疫工作。
第二天（即1910年12月19日）一早，伍連德就趕回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徵集自願者。他從中挑選了林家瑞作為他的助手，他們日夜兼程，奔赴東北疫區。
到達哈爾濱後，伍連德首先拜訪了當地最高行政長官於駟興。於駟興告訴他們，哈爾濱的疫區主要集中在傅家甸。
當時的傅家甸是貧民棚戶區，約有2.4萬名中國人聚居，疫情首先在那裡爆發。“那裡沒有醫院、實驗室和防疫消毒站，只有兩名西醫和一個曾經是浴室的防疫室，用來安置那些懷疑被傳染的病人，就是那些發燒、頭痛、咳血痰的病人，他們被不加區分地扔在那裡。”40年後，伍連德在他的英文著作《抗疫鬥士——一個現代華人醫生的自述》裡這樣記述。病人首先發高燒、打寒顫，然後胸悶、咳嗽、咯血……不久便窒息而亡，死後全身皮膚呈暗黑色。
然而，對流行在傅家甸的這種致人死命的惡疾到底是由什麼方式傳染的？是不是真正的鼠疫？當時國內外醫生有不同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這種病是人與人之間通過飛沫和呼吸傳播的；另一種則認為是由跳蚤咬了染病的老鼠後，又咬了人才得以傳播的。
伍連德是一位嚴謹的科學家，他決定通過化驗來判斷。通過對傅家甸一名因患此種疾病去世的日籍女子屍體的解剖，證實流行在傅家甸的傳染病正是鼠疫。伍連德同時指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於以往，病菌無需通過動物媒介，而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直接傳播。因為東北冬天天氣寒冷，老鼠躲在洞裡不敢出來，所以由老鼠傳播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說，這是一種不同於往昔的鼠疫。
病菌能通過呼吸和飛沫傳播，伍連德發現了比以往兇惡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控制肺鼠疫疑似病院）
通常的鼠疫大流行可以通過滅鼠、消滅跳蚤來堵截傳染途徑，而通過飛沫傳染的這種新型肺鼠疫撲滅起來要困難得多。死者的住處需要消毒，家屬和疑似病人需要隔離，被傳染的人更需要治療……而傅家甸每天死亡的人數都在10人以上，被感染的每天也有10多人，但伍連德身邊的醫務人員包括護士和他自己在內一共只有4人，人手缺口很大，急需增加防疫人員。
當時，清政府也收到了多份來自山海關、天津、上海、長春等地的加急疫情報告，請求支援。於是，清政府開始在全國範圍徵調醫生和護士。
不久，伍連德迎來了一位新的志願者。
這位志願者是來自天津北洋醫學堂的法國醫生邁斯尼，照理他是伍連德的同行，他的到來很使伍連德高興了一陣子。但當伍連德介紹完當地疫情以及自己對肺鼠疫的結論時，這位同仁大不以為然，他憑藉自己有參加過印度和香港等地防治鼠疫的經驗，武斷地認為鼠疫就是由老鼠傳播的，滅鼠才是防治鼠疫的關鍵。當伍連德想進一步說明自己的觀點時，邁斯尼卻大發脾氣。
原來邁斯尼來哈爾濱之前，曾先去奉天（今瀋陽市）拜訪東北三省總督錫良，邁斯尼認為伍連德太年輕，要求錫良任命自己為東三省防疫總醫官，以取代伍連德的位置。
伍連德為了從團結出發，致電施肇基請求辭職。不出一天，施肇基回電：邁斯尼已停職，伍醫生照常繼續其防務工作。
邁斯尼見不能取代伍連德的位置，負氣到俄國鐵路醫院工作。他堅持認為冬天在醫院和病房裡沒有跳蚤和老鼠等小動物，不會傳染疫情。他在傳染病房只穿一件白大褂，戴一頂白帽和一雙橡皮手套，連口罩都沒有戴就為病人進行檢查。不料3天以後，邁斯尼就頭痛、發高燒，然後脈搏加速，咳痰帶血，最後不治身亡，死時全身發紫。邁斯尼來到疫區，前後還不到10天。
外國防疫專家死於俄國醫院的消息使哈爾濱全城為之震動。此前，俄國人認為只要消滅老鼠就能防控疫病，不會在俄人居住區流行，這次邁斯尼之死改變了這一看法，人們轉而開始信任伍連德。
接著，伍連德全面接管了防疫局，防疫局下設檢疫所、隔離所、治療所、庇寒所、防疫所、消毒所、急救隊等部門，其中檢疫所專門負責檢查進入傅家甸人員的染疫情況，以便釆取措施；庇寒所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提供食宿；急救隊內設診療、消毒、抬埋、糾察等崗位。
防疫局將傅家甸劃分為4個區，每區派駐1名醫生、2名助理、4名醫學院學生以及一批衛護和保安人員。醫生帶領工作人員挨家挨戶檢查疫情，如果發現有人感染，立即送到防疫醫院，並對病人家屬進行隔離消毒。被感染的病人，則按照疫情的具體情況，分別把他們送到重症病院、輕症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醫院等處，每個病院皆配有醫生、護理人員，既能對病人進行對症治療，又可避免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為整個東北疫區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後來，哈爾濱俄人居住區，長春、奉天以及黑龍江全省紛紛效法傅家甸的這一模式，建立起防疫、抗疫的體系。
然而令人費解的事情仍然發生了。
成功撲滅肺鼠疫
儘管隔離、消毒、阻斷交通這些能做的事情都做到了，但疫情並未減輕。1911年1月，傅家甸每天死亡人數在40至60人之間，不久攀升至近百人，有一天，竟然上升到創記錄的183人！問題出在哪個環節？哪裡還存在漏洞？這使伍連德百思不得其解。
防疫局下面設有一個抬埋隊，專門對死於疫病的屍體進行抬、埋，棺材由政府提供，由抬埋隊將屍體運送到城北的公共墳地安葬。但隨著死亡人數不斷增加，這一規定未能有效地貫徹執行。
（1911年伍連德在哈爾濱第一個鼠疫實驗室裡）
1911年1月的一天，伍連德來到城北的公共墳地察看情況，當他看到雪地裡一排排棺槨和屍體在露天堆放著，他驚呆了，他知道，肺鼠疫疫菌怕高溫，但不怕嚴寒，即使在零下幾十度的低溫，仍能存活下來。所以這個墳場就等於是一座巨大的細菌庫、疫病源，如果不將它毀掉，那麼一切防疫工作和努力都將白費。
除去這個疫病源，阻斷屍體傳播疫菌，有兩個方法可供選擇：一是深埋；二是火化。哈爾濱冬天嚴寒，氣溫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地凍三尺，土壤結得比石頭還硬，要想挖一個土坑掩埋屍體，其工作量非同小可，何況是成百上千具屍體，除非等到春回大地，土地解凍以後才能進行。但形勢不能等待，所以只能釆用火葬的辦法。但是火葬也有一大問題。因為在當時的傳統觀念之下，身後祭奠往往厚於生前，所以保存屍體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弄得不好將會引起群憤。伍連德左思右想，認為只有上書朝廷，請朝廷下旨，才能夠安撫百姓的情緒。
伍連德的這個意見，獲得地方官員和士紳的一致支持。在給清廷的電文中，他詳述了哈爾濱在這次疫疾中屍橫遍野、無力掩埋的困境，並說明屍體中的疫菌仍然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因此，他懇請下旨將屍體火化。
三天以後，外務部傳來聖旨，准許伍連德之請，同意火化。
農曆1910年的除夕，中國家家戶戶喜氣洋洋，都在忙著過春節，但哈爾濱仍然呈現一片肅殺景象：城北的公共墳地上，屍體和棺材堆積如小丘，幾百名屍體工把每200具棺木或屍體堆在一起，一共堆了22堆，然後用煤油將它們付之一炬。4400多具屍體就這樣煙飛火化了。此時，傅家甸已經有四分之一的人患染上鼠疫或者死亡。
隨後，東北幾個疫區也如法炮製，對死於疫病的屍體全部實行火葬。
後來，俄人居住區也仿效中國的做法，把區內死於疫病的屍體全部進行火葬。俄方一共火化了1416具屍體，其中有1002具屍體是從墳墓中重新挖掘出來的。
（1911年，消毒車準備出發）
從這時開始，傅家甸不斷攀升的死亡數字開始下降了。到1911年3月1日，奇蹟出現了：傅家甸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數減為零。
不久，從長春、奉天、鐵嶺等處傳來消息：死於疫病的人數也均降為零。
4個月後，那場噬殺了6萬生靈的傳染病終被撲滅——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例以防疫專家實踐與政府行為相結合、有效控制大規模傳染病的記錄。
因在東北防疫工作中立下的功勳，伍連德榮獲清廷特賞“醫科進士”，此為中國歷史上的“惟一”。伍連德在東北英勇抗疫，不但拯救了不可計數的生命，還使“防疫”“公共衛生”的概念第一次引入中國，他創建的北滿防疫處（後改為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是中國常設衛生防疫機構之開端，為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奠定了基礎。上世紀20年代，著名學者梁啟超曾這樣評價他：“科學輸入垂50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第一位諾貝爾獎華人候選人
1911年4月3日，“萬國鼠疫研究會”在奉天開幕，到會130多人，其中來自英、美、俄、德、法、奧、意、荷、日、印等11國的代表35人，伍連德被推舉為大會主席。他以中、英、德、法4種語言主持了會議，帶領與會者參觀疫情現場。會議歷時26天，各國專家的科研成果以長達500頁的《1911年國際鼠疫研究會議報告》出版，成為國際流行病學之經典。在伍連德的主持下，會議還通過了在中國創建幾處醫院的決定，其中經他發起或組織創建的有哈爾濱醫院、東北陸軍醫院（奉天）、北平中央醫院以及為全國檢疫事務建立的其它醫院。
（伍氏口罩）
1915年，伍連德開始籌建北平中心區現代醫院，他不但爭取到了北洋政府的撥款，還廣泛召集社會賢達和慈善家投資，終於在1918年建成了北平中央醫院。這所當時“國內最完美”的醫院是我國第一所自己創建的綜合醫院，也就是今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前身。
伍連德深感一己力量之單薄，早在1910年，就在上海報刊上徵求同仁，倡議發起成立中國醫師自己的學會。1915年2月5日，伍連德、顏福慶、俞鳳賓等21位醫師在上海南京路34號俞鳳賓診所集會，宣佈正式成立中華醫學會。1916年2月，中華醫學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大會，伍連德當選為會長。中華醫學會從成立之初就體現了很高的起點，是中國醫學史上濃重的一筆。
伍連德一生著述等身，發表過學術論文300多篇，從《傳染病之預防》《陸海軍參用中西醫論》《尊重醫德芻言》到《中國公共衛生之經費問題》等，涉及公共衛生、流行病學、醫學教育、軍事醫學、醫藥管理、檢疫學、中西醫比較、醫學史等諸多方面。
1932年，伍連德與王吉民合撰的英文版《中國醫史》出版，該書再版多次，在醫界被稱為“王伍醫史”。1983年，由著名流行病學家J·M·拉斯特主編的《流行病學詞典》中，伍連德是惟一被列入的中國醫學家。
伍連德的醫學成就也獲得了當時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關注。2007年，諾貝爾基金官方網站公開了部分諾貝爾獎候選人的資料，人們可以查到1901年到1951年50年間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的情況。獲得提名的科學家中只有一位華人，他便是伍連德。可以說，伍連德是中國與諾獎“親密接觸”的第一人。他被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的理由是“在防治肺鼠疫的實踐與理論研究中有傑出的成就和貢獻，以及發現旱獺在鼠疫傳播中所起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伍連德被迫離開上海全國海港檢疫事務管理處，舉家返回他的出生地馬來西亞，繼續懸壺濟世。他晚年雖遠居海外，但仍眷念為之奮鬥一生的祖國。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傳序言中寫道：“我曾將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往事在我腦海裡記憶猶新。新中國政府的成立，使這個偉大的國家永遠幸福繁榮……”
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嶼逝世，享年81歲。
來源：各界雜誌2020年第3期
作者：馮澤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