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末路:明末农民起义对明王朝的冲击

明朝末期,天灾人祸不断发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明廷面对皇太极在边外的威胁和内地的灾荒,为了节省开支,精简机构,明廷被迫对驿站进行改革,而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明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陕北。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所以率先引起农民起义。


帝国末路:明末农民起义对明王朝的冲击

农民军活动范围

星星之火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大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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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旱灾区域图


王二首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天启八年(1628年),陕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全陕响应。 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革命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就全国范围来看还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陕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帝准备利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革命。在明军剿抚兼施攻下,陕西战场义军除壮烈牺牲外,不少首领接受了朝廷招安,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局面。

明廷围剿

崇祯四年(1631年)至崇祯六年(1633),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王嘉胤牺牲后,王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在山西继续战斗,农民起义军由分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

崇祯六年(1633年)冬,王用作战牺牲,起义军在高迎祥领导下与明军展开了激烈博斗,损失较大。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义军势力壮大,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破产,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之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主抚派杨鹤下台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集中力量围剿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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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起义


崇祯八年(1635年),明朝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起义军。起义军深深感到,只有联合作战才有力量,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义军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焚毁皇陵。

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七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被俘牺牲,余部走归李自成。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

高迎祥牺牲后,起义军逐渐形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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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王李自成

崇祯十年(1637年),明思宗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并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十余座,但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返陕时在洪承畴优势兵力围攻下,起义军蒙受了很大损失。 李自成兵败梓潼,守岷州(今甘肃岷县)、临洮。同年,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麻城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为保存起义军力量,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农民起义陷入低潮。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军两路入边,京师戒严,洪承畴、孙传庭率军入卫,西北官军减少。

张献忠经过一年休整,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联合罗汝才、张天琳等先后再起,破房县、保康,在罗猴山(今湖北竹山县东南)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朱由检杀熊文灿,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军进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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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主要行军路线图

攻取明都

经过十三年的游击流动的作战,逐渐集中,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渐趋成熟。特别是李自成,吸取知识分子意见,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军事上实施运动流动作战,开始向官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

崇祯十四年(1641年)年初,攻占洛阳。李自成夺取洛阳后,俘获官军3000人,收缴了一批武器辎重,大大改善了农民军的装备,并使自己拥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他没收了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开仓济贫,大赈饥民,令饥民远近就食。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张、罗联军在四川大败官军于开县黄陵后,以一夜300里之速度,摆脱追击官军,于二月间返楚袭破襄阳,杨嗣昌畏罪自杀。罗汝才因意见不合走附李自成。张军在信阳战败,转进安徽。李自成在崇祯十四(1641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间,三攻开封,五歼官军主力,攻破襄阳,并在汝州之战中全歼孙传庭主力:破潼关,入西安,尽占秦、陇全境及晋西山区,并收编大部三边官军。 此时,张献忠亦已攻下汉阳、武昌。战略形势发生质变,农民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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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军

崇祯十七(1644年)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即向北京进军。 二月入山西,仅在宁武一战,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师城下。十七日,官军三大营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监开门献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的统治被农民起义推翻。张献忠部亦于当年八月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结语

纵观农民起义反反复复这十几年,曾几次面临被剿灭的危机。或是有心,或是无意,每当农民起义陷入低潮,清军入寇,明廷不得不把精力关注于边墙,抽调围剿农民军的军队去防范清军。农民军获得喘息的机会,慢慢发展壮大,到最后终于攻破北京,覆灭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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