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筆下誕生了很多文學史上不朽的形象，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故鄉》裡的閏土，還有阿Q、孔乙己等等，但其實這些角色大部分都是“假人”。這種“假”並不是說這些形象沒有現實原型，而是因為
它們多為各種劣根性的集合體，即將很多國人共有的弊病集中在某一個角色上，所以甫一問世，不同層面的讀者都在懷疑魯迅是不是在寫他們。但是，《傷逝》這本小說中的涓生和子君形象，讓人看到了魯迅塑造“真人”的功力同樣深厚。在魯迅塑造的這些角色當中，“涓生”與“子君”並不是很讓人熟知的人物，《傷逝》的名氣也不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小說。但是，與其他名作對比，這部作品反映現實社會的功用和小說形式的意義都不遜色絲毫，同樣蘊含著魯迅對社會現狀的深刻洞察和冷靜反思，從中也可以探尋到為什麼魯迅的文字會如此犀利。
涓生與子君：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和新女性的進化歧途
魯迅在《傷逝》中沒有一如既往地塑造“農民”的鄉土形象，而是將焦點對準了知識分子，探求在動盪時代下這些有著高等文化儲備的知識分子內心的苦鬱，深刻剖析其悲劇命運的癥結。
受到時代的影響，知識分子是一群比懵懂無知的人更為苦鬱的存在，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身處於何種境地，但看不到希望的現實卻時刻折磨著他們。這就像魯迅曾經和錢玄同在著名的“鐵屋”對話中所說的：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吶喊·序》）
涓生的經歷就是當時知識分子們大多品嚐過的苦楚，而在這種痛苦的境況裡，這些立志救國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提筆，以反封建為己任，開始嘗試用各種辦法來喚起國民的反抗意識。
於是，反對封建婚姻制度就成為了突破口，絕大部分作品都開始倡導自由戀愛的風氣，以此來打破封建包辦婚姻的陋習。 然而，魯迅卻更進一步，他雖然也是自由戀愛觀念的忠實擁護者，但同時也看到了這種社會“狂躁”狀態下的隱憂。所以就有了《傷逝》中“涓生”等形象的出現。
男主人公涓生和女主人公子君的結合就是自由戀愛的產物。但不同於其他作者的歌頌，魯迅的《傷逝》以“涓生傷”和“子君逝”為結局，表現了戀愛中盲目的自由只是一種失去理智的衝動，並不是真正能用來反對封建社會的利刃。
而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結局，就在於“子君”這類為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新女性在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候，喪失了必要的警惕感，暴露出其並未根除的劣根性。這也是導致了涓生這種知識分子對她們從欣賞、愛慕變為了失望與厭惡的直接原因。
“子君”這種新女性，往往都是在“涓生”這一類知識分子的引導下出現的，通過雙方的互相吸引而走到一起。但是，自由婚姻之下，新女性的進步就停滯了。 她們重新回到“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生態模式，滿足於階段性的勝利，開始不再接受新思想，自發地將自己放置於男人附屬品的地位。也就是說，她們從一個牢籠之中邁入了另一個牢籠。
而“涓生”這類知識分子在自由婚姻之後，沒有進一步為新女性打開新思想大門，而是處於燈下黑的狀態裡，嘴上和筆下都是呼籲著解放人性，追求婚姻自由，但面對自己的摯愛逐漸沉淪，他們卻只是抱怨與逃避。這種描寫無疑對當時知識分子的空想風氣和不切實際的做法有著深刻反映。
魯迅寫這一題材可謂是再合適不過了，因為他與自己實際上的妻子許廣平就是通過自由戀愛的方式走到了一起。與涓生和子君類似，魯迅曾經是許廣平的老師，也是新女性的引導者。而更為巧合的是，魯迅有過封建時代包辦婚姻的經歷。朱安是魯迅的母親為其定下的妻子，魯迅與她進行了一場名義上的婚姻，讓這個女子經歷了二十年獨居的苦楚。魯迅是悲劇的製造者，同樣也經受著良心的譴責，這也是他寫下《傷逝》的動機之一。
魯迅的反思：什麼才是真正的婚姻自由
有著朱安與許廣平二女的婚姻經歷，魯迅雖然堅決擁護自由戀愛，但同樣也對這種關係存在著警惕。他深刻地感受到，社會對於“自由戀愛”的態度是“狂熱”的，也是“躁動”的。彷彿這些知識分子對於這種美好情感的提倡是出於對封建包辦婚姻的反對，而不是真正為了婚姻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
在這種衝動下產生的“自由婚姻”，以二人結合為最終勝利，並不考慮婚姻之後二人是否幸福。 《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就是這樣，不顧一切地結合，卻在之後的生活中為瑣事打敗。這是兩個毫無生活經驗的人，他們企圖用最初的浪漫和新鮮感來度過彼此的餘生。然而在激情消退與瑣事羈絆下，婚姻的破滅就是必然的。
於是魯迅藉此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社會里極有遠見的觀點：
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
他借涓生來反思這段盲目的愛，向社會上處於狂熱狀態下的青年男女們發出警醒：愛情必須要有生存的基礎才會長久，失去了生存的保障，愛將不復存在。
未在一起時，涓生認為子君是一個有主見、渴望進步的新女性，是自己的知音；而子君認為涓生是新思想的引導者，是光輝萬丈的精神領袖。然而，涓生經歷了事業上的失意，終於被家庭生存的重擔所壓垮；子君消退了初時的憧憬，開始為雞毛蒜皮的瑣事而操勞。最終的結局就是，涓生眼中那個知己一般的女子消失了，子君眼中那個意氣風發的形象倒塌了，兩個人嚐到了盲目愛戀的苦楚，併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沒有物質基礎和生活保障的愛情是不牢固的，魯迅在當時“自由戀愛”風氣剛剛興起的階段就已經洞察了其背後存在的“隱憂”。在“狂熱”狀態下還能保持冷靜思考的能力，洞察先機，見人所未見，這才是魯迅的文字之所以犀利異常的原因所在。
《傷逝》在文學思潮和文本形式上，有著更為深層的象徵意義
作品的開篇就和當時絕大部分小說完全不一樣，表露出了中國文壇上新思潮的氣息：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作品用了回溯性的敘事手法，整個故事其實是以涓生為第一視角，進行回憶的記錄，是一部日記體小說。熟悉晚晴之後中國文學發展的讀者應該能感覺到，這是模仿了當時風靡中國的世界名著《茶花女》的敘述方式。不再單純地將倒敘作為故事講述中的技巧，而是將整部作品置於倒敘的結構之中，
這是中國小說借鑑西方文學的一個明證。
而更為可貴的是《傷逝》對於意識流手法的應用，象徵著中國的文學思潮逐漸與世界接軌。
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是涓生對自我的剖析，敘述中夾雜著大量的主體意識。與其說是在講述涓生與子君的故事，莫不如說真正體現的是涓生在回憶中的意識流動，
這是典型的意識流手法。中國現代白話文小說的產生從《狂人日記》開始，距今也不過一百餘年的歷史，並沒有如西方文學一樣，經歷過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交替繼起的過程，而是出現了多種流派同時爭鳴的局面。這也就導致了現代白話文小說基礎薄弱，並沒有太多的底蘊積累，發展的前景是比較堪憂的。
但神奇的是，包含了意識流等寫作手法的現代主義思潮在十九世紀末剛剛出現，二十世紀初魯迅就開始了這一流派的創作。這也象徵著中國現代小說不再是單純地模仿西方作品，而是開始主動接入世界文學的新思潮。
無怪乎當今很多學者都贊同，中國現代白話文小說在魯迅手中產生，並在魯迅手中成熟。
魯迅之所以能在名人輩出的年代裡享有盛名，正是因為他對社會擁有著冷靜的洞察力。故其作品不僅僅有著深刻的哲思，同樣還有著鮮明的現實意義。
文學大師與著名作家的區別就在於此。文學大師的作品不僅能表露自身思想的深刻性，更能讓讀者從中獲得生活的啟迪，這才是文學最根本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