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院審理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央企幹部酒駕致人死亡，抗訴求緩反被加刑”，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爭議的焦點之一是：認罪認罰制度下，檢察院能否有權就高於量刑建議的判決結果進行抗訴？這種抗訴中，二審法院有無進行加刑的權力？
首先，檢察院當然有抗訴的權力，而法院在抗訴情況下當然也有改判的權力。所以，這個爭議焦點的實質，還是“認罪認罰”制度下，檢察院和法院的權力邊界問題。
這表面上是法理上的爭議、立法中的盲區，但也是對法院裁量權的必要的保護。檢察院擁有的是“建議量刑權”，和法院的“裁量權”是兩種不同的權力，相互之間不可替代。
而且由於權力屬性的不同，所以也沒有大小之分，我們要做的是尊重訴訟參與各方的權力。不論是法院的審判權、裁量權，還是檢察院的公訴權、建議量刑權，以及是當事人、律師的辯護權，所有的權力都應得到尊重。
尊重權力，並不是要追求“一團和氣”，實際上是對既有訴訟規則的服從。如果我們不能尊重訴訟參與各方的權力，我們就不可能在現有的訴訟規則下實現各方訴訟利益上的平衡。就可能需要創制新的規則，甚至是“潛規則”，或者是開闢新的“戰場”，譬如輿論陣地，譬如信訪。那樣的話，會使案件逐漸脫離法律的範圍，最終變為一個新聞事件、社會事件、政治事件。
作為法律行業從業者，我們還是希望案件能在訴訟中得到解決，這才是正軌。但什麼是訴訟？訴訟是一場權力、利益之間的博弈，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所有的戰爭最終都通向“談判桌”，訴訟也不例外。
所以，訴訟的目標，就是達成一份各方訴訟利益得到平衡和保障的“和平協議”——判決書。在過往，要想實現這個目標主要靠的是人民法院的秉公辦案，階下之囚是沒有談條件的資格。而“認罪認罰”制度出現，讓當事人與司法機關之間有了協商量刑的機會。
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認罪認罰”制度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司法效率。而效率和公正之間既是統一的，又是對立的。
當整個社會的司法效率得到大大提高，違法犯罪行為得到有力打擊時，社會會更加的穩定、安全。但效率高了之後，難免在個案中考慮的不是那麼周詳，這樣會導致當事人的部分訴訟利益被犧牲掉。
又快又好是人們的美好願望，但現實中必然存在著收益和代價之間的平衡。所以，我們不能只考慮“認罪認罰”的效率優勢，也不能只擔心“認罪認罰”的個案中當事人訴訟利益的保護。
我們要做的，是在各自的權力範圍內，履行好自己的職責。不越界，就是對這個制度最好的維護，讓這個制度更好的發展下去。
除了這次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權”和法院的“裁量權”之間產生的平衡問題外，其實平時更多見的是“辯護權”和“量刑建議權”、“辯護權”和“裁量權”之間的平衡問題。
在強大的司法機關面前，“辯護權”這種權力的力量是很弱小的，甚至有時候會顯得很卑微。但再弱小、再卑微，不代表這個權力就不存在，一樣需要被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