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南山工业书院
——编者注——
新冠疫情，让日本制造下一步是走开还是拥抱。过分依赖中国市场到底是福是祸。日本国内也就是纠结不已。从4月1日日刊工业新闻社NIKKAN KOGYO SHIMBUN连续三天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中心，做了一个《变革2020：依赖中国的功过》的连载报道，迅速成为日本阅读的关注点。前三部分涉及到了汽车、汽车零部件和机床（见“日本反思录（1）：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功过与是非” ）。最近三天又进一步讨论了机器人、电子部件和船舶。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在“中国+1”的备胎路径上，各个行业的想法。
机器人：需求中心，期待成长
随着疫情扩大，给各个机器人制造公司在中国生产带来了影响。安川电机、川崎重工业、不二越等在1月下旬开始的春节假期结束后也停止了当地的机器人工厂的运转。直到2月中旬以后复工，各工厂的停工时间从数周到约1个月。
在目前生产恢复的同时，也担心会对销售产生影响。由于外出限制，商谈的机会减少，展览会等活动也将延期或中止。对于生产线上的机器人，也很难通过远程视频等方式向远程用户提出建议。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占全世界的3成以上。据日本机器人工业会称，2019年向中国出口机器人的金额（仅会员企业）比去年减少了18%，为1844亿日元。占全部出货额（含国内）3成（27%），占出口额4成（40%）。
图1：历年日本机器人出口额对比
图2：2019日本机器人需求分布/亿人民币
国际机器人联盟（IFF）预计由于工厂自动化的进展等原因，到2022年为止世界机器人市场的年平均增长12%。其中，中国和日美欧等国相比，机器人的引进余地更大，业界分析认为以汽车零件和电机电子产业为中心的中期需求会扩大。
正是预计到这样的成长，发那科于2019年在广东省广州市等3个城市为了强化机器人的工程功能等新设了相关事业部。川重在重庆市扩充了其生产线。安川电机2018年在江苏省常州市增设机器人工厂。三菱电机将在该省常熟市开始机器人生产等。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设备投资前景的影响仍在持续，2019年的机器人需求低迷。考虑重新评估供应链（供给网）的呼声也在扩大，作为机器人用户的通信机器制造商等已经将中国的一部分生产能力移交给了其他国家。随着疫情的扩散，及中美的对立，有可能使这部分产能加速逃离中国。
这种新冠疫情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使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这次的感染扩大“表明在工厂生产，人工有可能成为风险”。在人工费高涨导致工厂自动化和省人化需求高涨的中国，有病毒威胁经历的用户企业，预计将进一步推进机器人化。后新冠的复工局面，将会加速自动化、物联网和人工智能（AI）等新一代技术的开发。
电子零件：智能手机生产大国，不可动摇
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韩国三星电子于2019年关闭了中国的智能手机生产工厂并将生产基地迁移到越南。一方面由于生产智能手机的外资开始“远离中国”，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智能手机企业的兴起，中国依然是智能手机生产大国。到目前为止，日本的电子零部件各公司为了适应顾客的需求，在中国建立生产据点，其中包括面向智能手机。
日本不是依赖中国的生产，而是在中国的地产地消。
高盛证券2月公布了以亚洲105家高科技主要企业为对象的中国依存度调查。据推算，包括半导体器件在内的19年度日本企业的电子部件、半导体、材料方面的中国生产、中国直接出货的依赖度分别为20%和28%。日本企业全体的平均水平都是14%。
根据该调查，在电子零件各公司的总生产中，中国生产比例推定：TDK为约42%，太阳诱电约30%，村田制作所约23%。对此，高盛证券投资调查部长高山大树分析称，“（日本的）电子零件（从中国）向中国直接发货”，“这是抓住世界需求，智能手机和汽车都确保了中国顾客的结果”。
中国智能手机抓住了顾客的日益旺盛的高端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壮大。根据美国IDC的调查，在19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份额中，中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华为）超过美国苹果跃居第二位。全球出货量的约35%是中国智能手机。在中国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中国企业的出货数量也在增加。
受疫情影响，TDK的负责人下调了2020年3月期的合并业绩预测， “中国以前的地消是外资企业。现在中国企业的需求在增加”，以此暗示意识到中国市场，不仅是面向外资企业，对中国本土企业的供给也在增加。
生产陶瓷容器的村田制作所、阿尔卑斯山电气、太阳诱电等公司也一样。阿尔卑斯山在中国拥有八个生产基地，面向智能手机和车载等；太阳诱电拥有层叠陶瓷电容器（MLCC）等两个生产基地。在总产量中，日本所占比例约为65%的村田制作所集团，也有MLCC等四个主要生产据点。无论哪一个都是在顾客周边就近生产，丝毫没有从中国撤退的意思。
高盛证券的高山部长表示：“在做好变动订单和劳动成本上升的觉悟后进军中国市场。”对各公司对中国的依赖表示一定的理解。在感受着国家风险的同时，也要俯瞰时代的大局，即使顾客对象发生变化，各公司也要尽到供给责任。
造船：成本竞争、合资才有出路
造船业界大致分为以今治造船（爱媛县今治市）和日本海洋联合（JMU、横滨市西区）为代表的国产组和以川崎重工业和三井E&S造船（东京都中央区）为代表的中国合资组。今治造船和JMU 3月下旬宣布，商船领域的设计、营业部门的共同出资公司“日本船场”将于10月1日成立。今治也决定持有JMU的3成股份。今治造船的社长，很坦率地表明，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中韩船企。
通过这次合作，今治造船和JMU的新船建造量的世界份额合计达到约12%。但是韩国和中国的大企业都在上面。韩国有世界首位的现代重工业和第3位的大宇造船海洋进行合并，中国是第2位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和第5位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进行合并，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2成。与此相对，日本的中小造船厂处于林立的状态。
“在液化天然气LNG船方面，日本在与中韩的对抗中，成本竞争力处于劣势”。三菱重工业的泉泽清次社长在2月的决算记者会上，说明了对于日本竞争失败的真实情况。这种想法对于造船公司来说是有共性的。除了人事费、材料费之外，中韩两国还具有统一的“规模优势”，政府和当局也有直接的金融支援。“即使我们努力降低成本，但由于他国政府的支援，船价也重新下调了”。多家造船巨头，一再强调这背后的不透明性。
川崎重工业和三井E&S造船在这样的业界实情的背景下，认为国内降低成本的努力是有界限的，与中国的企业联手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川重的金花芳则社长从坂出工厂提供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的建造技术，并在中国合资企业建造船，这样可以比韩国建造成本更低。在充分利用中国成本低廉的优势的同时，也能够通过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话虽如此，中国合资企业的强化，承担着的造船技术很有可能流失到中国的风险。环境限制和节能技术，氢船等下一代船造船技术，是日本企业对抗中国的技术“堡垒”。JMU的千叶光太郎社长说，“为了和中韩战斗，竞争力的基础是技术力。此外，还需要提高生产性、销售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
世界上的新建船的建造量在2010年左右达到了1亿吨以上，2019年由于船舶过剩影响，接近5000万吨，减少了一半。如果新冠病毒继续扩散，货物停止运行的话，船舶需求将会进一步减少，价格竞争的压力也会增加。日本组合能否下定决心，进行包括关闭造船厂在内的大规模重组和合理化，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鸣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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