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10月1日，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發佈《2020年未來風險報告》（Future Risks Report 2020）。報告指出，技術革命、氣候變化、流行病和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不穩定性使決策者、企業和個人更難預測即將發生的變化，克服挑戰和把握機遇。大流行病和傳染病將會是未來五到十年內社會面臨的最大新興風險，氣候變化自2015年來首次下滑至第二位，網絡安全風險被列為第三大風險，地緣政治不穩定性位居第四。各類風險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為應對風險，需要採取全球性、跨學科和多利益相關方參與的預防和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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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VID-19重塑新興風險格局
受訪專家稱，在未來五到十年內，大流行病和傳染病是社會面臨的最重要風險。去年，此類風險位列第八位。今年，將大流行病列為主要新興風險的專家數量增加了一倍多，從23%增加至56%。公眾也將健康風險列為導致脆弱性的首要原因之一，與計算機相關風險並列。
圖1 現在大流行病和傳染病已經成為新興風險之首
圖2 公眾認為最容易受到健康和計算機相關風險的影響
鑑於目前的重點是應對COVID-19，專家們在談及大流行病和傳染病時，最關心的問題自然是新的疾病毒株，而忽略了其他威脅。調查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例如，關注抗生素耐藥性和超級細菌的專家比例從去年的29%下降到今年的9%。
（一）政府是否做好應對大流行病的影響？
接受調查的專家認為，與其他新興風險相比，政府更願意應對大流行病和傳染病，認為政府準備充分的比例從去年的22%上升到33%。
雖然出現了明顯的錯誤示範，但世界各地大多數政府都果斷採取行動，以應對COVID-19的影響。例如，在法國，為了避免大規模破產和裁員，政府制定了“臨時失業”計劃。根據該計劃，國家為企業提供補貼，向那些無法工作的人支付工資。截至2020年4月底，近900萬工人受益於這一計劃。許多其他國家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
不過，各國政府雖可能已迅速採取行動，減輕COVID-19的直接影響，但各國如何應對可能隨之而來的長期挑戰，仍有待觀察。
在世界各地，人們對政府能力的認識有很大不同。例如，在亞太地區，45%的專家表示政府為應對大流行病和傳染病作好了充分準備，而歐洲為34%，非洲為22%，美洲僅為16%（如圖3所示）。2019年，只有31%的亞洲專家和18%的歐洲專家表示，本國政府對大流行病和傳染病作好了充分準備。這反映出許多亞洲國家在應對傳染病方面有更多經驗，例如本世紀初的SARS和最近韓國的MERS。
圖3 亞太地區的政府被認為為應對大流行病和傳染病作了最充分的準備
（二）增強的互聯性要求協調一致的響應
去年的《未來風險報告》發現，風險之間以不可預測的方式相互影響的可能性越來越大。COVID-19加劇了這種相互影響。
以社會不滿和局部衝突為例，專家將其列為第五大新興風險。到2020年3月，COVID-19可能使世界各地大約49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這將加劇低收入和高收入國家內的地方衝突和不滿。
風險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需要加強合作:各國政府必須共同行動，以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病等全球威脅。當被問及採取何種級別的決策以應對新興風險時，50%的受訪者認為應採取全球級的決策，11%認為應採取歐洲大陸級，只有30%的人認為應該在國家級，只有9%的人認為應在城市級。
（三）宏觀經濟風險提上了日程
COVID-19大流行既是一場健康危機，也是一場經濟危機。在2020年第二季度，封鎖導致歐盟GDP下降12%，美國GDP下降3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0年全球GDP將下降4.9%。
因此，現在專家們將宏觀經濟風險列為第七大新興風險也就不足為奇了。去年，宏觀經濟風險排在第十位。具體來看，在宏觀經濟風險中，專家將持久的大規模失業排在首位。從長遠來看，剛剛進入就業的年輕人受影響最大。
金融風險被列為第九大新興風險，公共和私人債務水平的上升尤其令人擔憂。預計今年全球淨公共債務將從去年的69.4%升至85.3%。這將改變年輕一代的競爭環境，他們繼承的債務水平將會前所未有。
2 忽視氣候變化的國家將自食其果
（一）歐洲以外的專家以驚人的速度否定氣候變化風險
近年來，氣候變化對社會造成巨大威脅逐漸成為了共識。然而，現在這種共識似乎正在減弱。氣候變化已經從第一位變為了第二位的新興風險，將其列為重大風險的專家比例從67%下降到54%。
這可能是COVID-19危機造成的直接影響，政府和專家更加關注他們認為的更為緊迫的威脅，從而犧牲了氣候變化等長期挑戰。此種情況是因為COVID-19仍然是一種風險，需要世界各國、企業和公眾採取緊急、協調的行動。然而，氣候變化不僅會導致更多的極端天氣，如洪水、森林火災和乾旱，還會加速其他風險的出現。例如，如果氣候變化導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規模移民到歐洲，它將引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這並非不可能:
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預測，到2050年，將有多達10億環境移民在境內或境外流動。（二）隨著生物多樣性危機的加劇，專家們忽視了自然資源風險
與氣候變化一樣，自然資源管理和生物多樣性風險也被提上議事日程，專家們將其列為第八大風險。2019年此類風險位列第五，2018年排在第四位。歐洲以外的專家甚至不認為其屬於十大風險。
根據聯合國的一項研究顯示，大約100萬種動植物正面臨滅絕的威脅，其中許多將在未來幾十年內滅絕。這種情況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嚴重，而且它不單單是一種環境問題：聯合國發現，生物多樣性的下降將減緩80％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展，這些目標與貧困、健康、飢餓和水有關。
3 網絡安全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仍然是可怕的“敵人”
（一）專家和公眾高度警惕
在未來五到十年內，網絡安全雖然已降低至第三大風險，但仍然是主要風險。超過一半（51％）的專家認為是最高風險。公眾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認為計算機相關風險是第二大威脅。
COVID-19加劇了網絡安全風險。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使用在線設備和系統與同事、朋友和家人進行通信，從而增加了網絡漏洞的嚴重性。而且，居家辦公的人可能會使用個人設備，這與辦公設備不同，個人設備可能未配備最新的網絡防禦工具。
網絡攻擊的次數在不斷增加。例如，在2020年2月至2020年3月期間，釣魚郵件的數量增加了600％，犯罪分子利用人們希望瞭解流行病的心理誘使其點擊危險內容。這其中，醫院是主要目標。布爾諾大學醫院是捷克最大的COVID-19檢測實驗室之一，在遭到網絡攻擊後，被迫關閉了整個IT系統。
網絡攻擊對社會是一項重大威脅，因為它可以攻擊任何地方，從持有數百萬客戶個人數據的零售銀行，到控制關鍵電力基礎設施的公共事業企業。日益複雜的攻擊也意味著網絡安全與另一個重要的風險密切相關，即網絡戰。網絡戰的排名從去年的第九位上升為第六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法國的專家尤其擔心網絡戰的風險。在認同網絡戰時重大風險的專家中，47%認為網絡戰是他們的主要擔憂，高於去年的37%（如圖4所示）。
圖4 網絡戰爭被認為是對安全最大的新威脅
組織應當如何應對網絡安全風險？最有效但又被忽視的方法之一是廣泛培訓員工，這意味著必須維持或增加網絡安全支出。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減少投資可能很誘人，但這種做法將會是一種高風險的策略。
（二）技術增強了COVID-19期間的經濟彈性
隨著COVID-19在今年早些時候在全球蔓延，各國迅速的封鎖使得數以百萬計公民、學生、企業將他們的工作、教育和娛樂轉移到數字世界。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轉變，將需要數年才能實現的數字商業模式的演變壓縮到短短几個月。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大流行病充分展示了互聯網的力量。儘管早期有人擔心電信和數據網絡如何來應對大幅度增加的負荷，但總體而言，互聯網基礎設施在危機期間表現良好。據經合組織（OECD）稱，電信運營商、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相關企業已經適應了對帶寬的特殊需求，一些地區的互聯網流量增長了60%。
事實上，通過寬帶向遠程辦公和學習的快速和前所未有的轉變並未對服務造成重大破壞或中斷，這一情況反映了互聯網分散架構以及大多數國家對基於設施服務的投資的基本恢復力。
（三）地緣政治風險促使企業重新評估供應鏈
受訪專家將地緣政治風險列為第四大重要風險，去年排在第三位。這並不意味著地緣政治風險的下降，而是為了適應大流行病風險的迅速提升。
在認為地緣政治風險是重大風險的專家中，51%的專家最擔心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上升，31%的專家最擔心民族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
地緣政治不穩定被視為一種重大新興風險的程度因國家而異。例如，在中國，69%的專家認為地緣政治是一個重大風險，是與網絡安全風險並列的新興威脅。這一比例在比利時是為56%，澳大利亞48%，德國47%，法國45%（如圖5所示）。相比之下，在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愛爾蘭和墨西哥，只有不到30%的專家認為這是一重大風險。
圖5 中國專家最擔心的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企業如何應對?考慮到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COVID-19的影響，許多國家正在審視本國的供應鏈:減少對某些供應商或特定國家供應商的依賴，建立更靈活和/或更地區化的供應鏈。
（四）COVID-19時代的貿易、供應鏈和去全球化
COVID-19可能在幫助重塑全球供應鏈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毫無疑問，COVID-19大流行將給跨境貿易和投資帶來更多摩擦，加劇供應鏈國家化、區域化的新趨勢，以及在大流行病之前發揮作用的更廣泛的去全球化力量。COVID-19對全球眾多行業造成了衝擊。當然，其中一些來自需求的突然下降，當長期失業和供應鏈中斷可能會對供應方面產生更持久的影響。
新冠病毒造成的生產放緩（或在某些情況下結束），導致基本商品（包括醫療設備、藥品、食品或其他基本必需品）出現短缺，並難以將其分發至需要的地方。
經濟民族主義將以“後疫情安全”的名義加速發展
近年來，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採取了被廣泛視為民族主義的行動。它們採取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包括更頻繁地使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並增加了對移民的壁壘，無視甚至積極削弱旨在促進多邊治理的國際組織。與幾年前相比，現在更多的全球數據流受到數據本地化政策和壓力的影響。在應對本國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勢力的崛起時，一些發達經濟體對全球化破壞其國內工業和製造業產能的擔憂更加敏感，它們現在正更加積極地試圖將大部分產能“遷回”國內。
在大流行病之後，對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將會越來越多地被納入監管當中，而這正是一度被戰略部門所忽視的。換句話說，政府會辯稱需要加強國家干預，以確保國家經濟和安全利益，衛生保健、食品和技術將會是疫情之後最有可能受到加強審查的三個國家安全領域。
4 專家習慣了技術風險，但是新的風險已出現
今年，專家們似乎不那麼擔心技術相關風險造成的社會影響。例如，專家將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列為2018年和2019年第六大最重要風險，但今年僅將其列為第十二大風險。此外，很少有專家認為今年會“迅速出現”一些與技術相關的風險。例如，與2019年相比，認為顛覆性技術和人工智能相關風險“迅速崛起”的比例下降了約15個百分點。
與醫學進步和創新相關的風險排名大幅下降充分說明了這一點。2020年，專家將這一風險排在第22位，相較於2019年的第13位大幅下降。這可能是因為，在當前健康問題日益嚴重的環境下，如果醫療進步和創新能使人們獲得更高質量的醫療保健，人們可能更能接受與之相關的潛在風險。
但是與新技術相關的風險正在逼近。例如，儘管專家只將技術使用相關的道德風險列為第14大風險，但是公眾意識到此類風險的比例從去年的19%上升到32%。
技術相關的道德風險中最大的擔憂來源於數據隱私和算法潛在的偏見和歧視。隨著技術越來越多地被企業和政府使用，公眾對這一風險的看法將持續惡化，除非採取謹慎的措施來消除技術的偏見。
5 心理健康與錯誤信息：未來最大風險的候選項
儘管去年大流行病和傳染病僅被認為是第八大新興風險，但我們將其列為潛在的可能造成重大破壞的潛在威脅。今年，我們強調目前可能被低估的另外兩個風險:
心理健康和錯誤信息。這兩大風險都不是新出現的，但這兩種風險在COVID-19之後都有可能成倍增長。（一）心理健康：COVID-19加劇了現有的主要挑戰
只有7%的受訪專家認為，不斷變化的衛生習慣和新的職業病（包括精神健康）是一個主要的新興風險，這意味著它甚至沒有進入前20個最重要的威脅。
然而，決不能忽視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戰。抑鬱症影響著全球2.64億人。自殺是15-29歲人群的第二大死因，生活在受衝突影響的地區，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存在心理健康問題。人的損失是巨大的，但同時對經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抑鬱和焦慮每年給全球經濟造成超過1萬億美元的損失。
（二）假新聞和錯誤信息破壞了對新興風險的理解
現在，受訪專家並不認為與虛假新聞和虛假信息傳播相關的新風險是當務之急。只有14%的專家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新興風險，主要關注在於假新聞。
然而，這種新興風險需要密切關注。世界各地的政治家批評其他國家通過加速傳播錯誤信息來干涉他們的民主進程。假新聞也會影響公眾健康。2020年2月，世界衛生組織警告稱，有關COVID-19錯誤信息(即所謂的信息危機)的迅速傳播，讓人們很難找到可靠的建議。
關於COVID-19的錯誤信息的傳播以及部分人對其嚴重程度的低估，表明它深刻影響了公眾對新出現風險的理解。只有充分理解和認識到社會面臨的風險，我們才能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編譯 | 李書峰/賽博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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